寒食節緣起與介休鄉土地理新論

【內容摘要】：學界有關「介山」與「介休」關係的爭議由來已久，實際上，介子推故事與介山（綿山）、介休之間關係的認知進展與寒食節風俗的流傳進程有著直接的關聯，或者可以說，人們不可避免地由寒食節風俗發生及推廣的具體地域範圍來認定介山的方位以及介子推與介休之間的關係。既然介子推是寒食節的標識，那麼，介子推的行跡自然會更多地被指定在寒食節風俗區之內。河東地區的介山（後稱孤山、孤峰山）正是因為與寒食節風俗沒有多少瓜葛與聯繫，因而逐漸為後人所淡忘與忽視。將介子推事迹與今天介休、靈石、沁源交界之地的綿山聯繫起來的直接線索，應是「綿上之地」，而不是「介山」。就先秦民族地理狀況以及長期跟隨重耳在「狄國」避難的經歷而言，綿山與霍山均屬於太岳山系，介子推最終選擇霍山以北地區歸隱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關鍵詞】：寒食節；介山；介休；鄉土地理

【作者簡介】：安介生，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200433），主要從事移民史、歷史地理學理論與方法研究。

2008年，介休市被命名為「中國寒食清明文化之鄉」，似乎對於寒食節起源問題並沒有重複探討之必要。然而，不能否認，關於寒食節、介子推與介休之間關係問題的爭議，迄今為止學術界並沒有取得較為一致的共識。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這一問題是古今學術界特別是民俗學界研究的一大熱點問題，其中包括一些重要學者都參加了討論。參與討論的古代學者中，包括北魏的酈道元、宋朝的洪邁、明代的謝肇淛等，其中，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大學問家顧炎武的反對，恐怕是其中最有分量的了。在現當代學者中，包括李宗侗（李玄伯）、衛聚賢、張頷、裘錫圭、龐朴等著名學者在內，都曾發表過關於介子推與寒食節關係問題的論述。其中，大多贊同顧炎武的結論，質疑乃至否認寒食節與介子推、介休之間的關聯性。當然，也有一些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反對的力量似乎很有限。對於那些持反對意見的、頗具分量的研究成果，完全迴避顯然是不妥當的，確實大有全面說明與解釋的必要。

一、關於寒食節、介子推與介休關係問題之爭論

寒食節與介子推、介休的關係問題相當複雜，簡單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可取的。迄今為止，爭論的癥結在於研究者往往將多個問題混淆在一起，其結果常常是一個問題的否定結論直接影響到其他問題的分析。如寒食節如何形成是一個問題，而後世人如何選擇、如何傳承寒食節文化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兩者之間確有緊密聯繫，但是並非可以完全混為一談；就寒食節起源問題而言，各種原因是否可以兼容則又是一個問題。因此，關於寒食節與介子推、介休之間的關係研究，我們需要真正釐清問題，分別進行合乎情理的分析與認知。

例如，在古代學者中，對寒食節、介子推故事與介休、介山之間關係問題提出最尖銳質疑與最強烈反駁的代表性人物，無疑是大學者顧炎武。現當代學者大多不過是將顧氏的觀點進一步解釋或擴展罷了。顧炎武在中國學術史上備受推崇，他在《日知錄》中對於寒食節與介子推、介休之間的關係反覆論列，但基本上持全盤否定的態度，如在卷二五「介子推」條中指出：「今當以《左氏》為據，（介子推）割股、燔山，理之所無，皆不可信。」［1］卷二五1411他明確提出寒食之俗應源於上古「改火」與「斷火」之俗，與介子推無關。後又在卷三一「綿上」條中，引述《漢書》《水經注》等多種旁證資料，進一步分辨「介山」的方位並不一定在介休境內，這就又從另一個側面否定了介子推與綿山（介山）、介休之間的關係：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杜氏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綿上。」《水經注》：「石桐水即綿水，出介休縣之綿山，北流，徑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袁崧《郡國志》曰：『界休縣有介山，有綿上聚、子推廟。』」今其山南跨靈石，東跨沁源，世以為之推所隱。而漢魏以來，傳有焚山之事，大原、上黨、西河、雁門之民至寒食不敢舉火。石勒禁之，而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前史載之，無異辭也。然考之於《傳》，「襄公十三年，晉悼公搜於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讓於荀偃。」此必在近國都之地。又定公六年：「趙簡子逆宋樂祁，飲之酒於綿上。」自宋如晉，其路豈出於西河界休乎？況文公之時，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與晉都遠不相及。今翼城縣西，亦有綿山，俗謂之小綿山，近曲沃，當必是簡子逆樂祁之地。今萬泉縣南二里，有介山。《漢書·武帝紀》：「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漢書·地理志》：「汾陰，介山在南。」《揚雄傳》：「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群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嶽以望八荒。」雄作《河東賦》曰：「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於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水經注》亦引此，謂《晉太康記》及《地道記》與《永初記》並言子推隱於是山而辨之，以為非然。可見，漢時已有二說矣。［1］卷三一1769～1770

顧氏本人對於先秦歷史與典籍進行了長期而深入的研究，我們從《日知錄》中豐富的先秦時期條目內容即可窺得一斑。而對晉國發展歷程之考定與疆域開拓過程的認知，又可以說是顧炎武所取得的一個重要成果。對此，顧氏在其他多種論著中反覆加以強調，如對於「介山」「綿上」方位的考定，他的《左傳杜解補正》卷上云：

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之推既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乃以田祿其子爾。《楚辭·九章》云：「思乆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杜解：西河界休縣有地，名綿上。今按綿上，又見襄（公）十三年，定（公）六年，疑是近絳之地。

筆者以為：其一，寒食節的起源自然是首要問題，主要的疑問是寒食節的起源是否完全由於紀念介子推一個人而興起。筆者同意多重因素起源論，不能同意簡單對接論，對於學者們關於這一問題主張的出發點並無異議。一種民俗節日的出現、定型與普及，決定於大眾群體心理共識、積極響應以及長久堅持，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演化過程，完全歸因於某一個人的作用，顯然是很難成立的。況且，最早記載介子推事迹的史學典籍，如《左傳》《史記》等，根本就沒有提到介子推與寒食節之間的直接關聯，這從一個方面反映出作者的取捨態度。將寒食節的源起追記為對於介子推焚死之紀念，應該是一種後起的民俗文化現象。後世對於這種客觀存在的民間信仰之類的大眾文化現象追本溯源，進行歷史考據式的批駁，顯然是不合適的。我們看到，伴隨著寒食節風俗的傳承，存在著一個介子推由人變神的過程，即由一位真實存在的晉國大夫成為一尊民間信仰的神聖。這種情況在中國民間信仰史上並不少見，學者以反對造神、反對附會為由來否認寒食節文化的客觀演化過程，恐怕也是不應該的。

其二，介子推是否到過介休，以及「綿上」或「介山」是否在介休境內，則是另外一個關鍵問題。顧炎武等學者對此同樣加以否定。顧氏提出的反對理由中最強有力的一條便是晉國疆域拓展過程有著明確的次第關係及相應地理範圍，「況文公之時，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與晉都遠不相及」。顧炎武對先秦時期的晉國歷史作過相當深入系統的研究，對於「綿上」「介山」的考定，也可以說是他在先秦史地研究中所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因此，對於這一論據，不少研究者深表贊同。

粗看之下，顧氏之言甚有理據，既然霍山以北（包括霍山）都是「狄人」所居之地，越出了當時晉國的地域範圍，當時晉國的北界就是霍山，那麼，介子推隱居之地「介山」也就不可能在霍山以北的介休市境內了。然而，恰恰就在這一點上，筆者不敢苟同。顧炎武等學者在此處出現了一個認識上的很大的盲區或誤區，從晉國疆界擴展歷史狀況與地理方位來判斷介子推沒有到達或退隱於介山（綿山），並不存在必然的邏輯關係。無論從當時的晉狄關係而言，還是就先秦時代民族地理格局及交通狀況而言，介子推當時到達介休及靈石一帶，並隱居於綿山之中，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有著較為充分的理據，完全否認是不可取的。

其三，寒食節文化的傳承與普及是否與今天介休地區有關，這一問題的答案無疑也是肯定的。這種狀況已與寒食節的起源問題，或介子推故事的真偽問題，並無直接因果關係。因為無論介子推故事如何，寒食節風俗卻自東漢開始在并州地區實實在在地出現了，而且影響越來越大。寒食節漫長的傳承歷史實際上已成為中國民俗文化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非憑藉純粹的學術之爭可以解釋，如普通百姓傳承寒食節文化，藉以寄託對於介子推等前賢的追思，已超出了所謂學術真偽的問題了。同時，介山（綿山）一帶成為傳承寒食節文化最典型的區域，早也成為人們的共識。

其四，與普通節慶風俗不同，「寒食」意味著一種生活方式的變化。寒食節風俗的出現、普及以及延續千年之久，是否有著更為明確的物質生活史以及生態環境史意義與價值，同樣也是值得學者們深入研究的。筆者恰恰以為，在這個方面確有進一步深入探索的必要。此外，寒食節在千百年的傳承過程中，加入了相當豐富的文化習俗內容，凝結著中國傳統節孝文化、大眾娛樂文化的精華，其重要意義與價值確實值得廣大研究者持續關注、研究與發揚光大。

綜而言之，寒食節文化諸問題之爭，涉及到較為複雜的先秦時代歷史地理問題，其中也包括介休歷史鄉土地理與地域文化內容，既然存在諸多爭議之處，確有深入分析與重新理解的必要。本文試圖在古今研究者討論的基礎上，從歷史鄉土地理的研究角度對介子推故事與寒食節風俗出現的歷史地理背景進行一番深入的分析與說明。

二、介子推、介山地理方位與介休的關係

首先，歷史時期對於寒食節風俗、介子推事迹以及與介山、介休的關係等諸多問題，都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認知過程，存在明顯的時代差異。重現與分析、理解這一認知過程，對於我們今天的討論十分重要。即使像顧炎武這樣的大學者，由於資料等多重因素限制，其關於這些問題的論點並不十分確切，而後繼的研究者也沒有對於這段認知歷史進行客觀的、分時段的細緻分析。筆者發現，對於介子推事迹與介山、介休之間關係的認知，與寒食節風俗的傳播歷程息息相關。甚至可以說，寒食節的風俗演變與推廣史，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當時研究者的思考與觀點。自東漢以來，多數研究者（特別是地理學家）逐漸傾向於將介子推所歸隱的介山，定位於今天介休、靈石、沁源三縣市交界之地的綿山，而對於這種難以逆轉的傾向，顧炎武等學者似乎有些故意忽略了，缺乏必要的尊重與考量。

《左傳》的記述是介子推事迹最原始的依據，據《春秋左傳註疏》卷十四載云：

（僖公二十四年，即晉文公元年，公元前636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註：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註：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註：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註：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達言於文公。）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註：偕，俱也）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註：旌，表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綿上。）

應該注意的是，在《左傳》的這段記載中，只提到「綿上」與「綿上之田」，並沒有提到「介山」。杜預所云「綿上」在「西河界休縣」，即指當時西河國界休縣，同樣也沒有注釋「介山」之所在。

據筆者檢索，最早將介子推故事與「介山」聯繫起來的典籍是《楚辭》。《九章·惜往日》云：「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遊。」［2］133《史記·晉世家》是關於介子推事迹的另一部重要文獻，司馬遷對《左傳》所記介子推歸隱事迹只是略加補充，並採納了《楚辭》關於「介山」的內容：

（晉文公）使人召之（即介子推），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3］1662

在時隔數百年之後，司馬遷確實在《史記》里對《左傳》相關記述內容進行了新的補充與闡釋，如從「綿上」變為「綿上山中」，從「綿上之田」又變為「介推田」，「綿上山中」最終也改稱為「介山」，從此「介山」就與介子推聯繫起來。而正是司馬遷提出的「介山」，啟發了顧炎武等學者的靈感，並將「介山」方位的考定作為關聯研究的重點。正如《日知錄》所述，西漢時期確實已有一個相當著名的「介山」，位於河東郡汾陰縣，《漢書》卷六《武帝紀》載云：

（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夏四月，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其赦汾陰、安邑殊死以下。」［4］200

西漢時期，位於河東汾陰縣的后土祠，號稱天下「三大祠」之一，是漢朝官方最為重要的祭祀場所之一，具有崇高的地位，漢朝君臣經常在這裡舉行祭祀儀式。而同在汾陰縣境內的「介山」，也由此得到了朝廷的關注與尊崇11。《漢書》注引文穎曰：「介山在河東皮氏縣（治今山西河津縣西）東南，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與此相印證，《漢書·揚雄傳》也特別提到了后土祠祭祀活動與「介山」：「（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群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嶽，以望八荒，跡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4］3535顏師古注云：「介山在汾陰東北。」之後，揚雄在其所作《河東賦》中不僅描述了介山的景色，而且還特別提到了晉文公與介子推的故事，由此暗示介山與介子推事迹的直接關聯：「……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虖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4］3538據此可知，漢武時期，河東地區已有一個名聞天下的「介山」，而且不少士人已認定與介子推故事有關，即介子推歸隱之處。

與此相印證，《漢書地理志》 載「河東郡」下有「汾陰縣」，注文曰：「介山在南。」［4］1549西漢的汾陰縣，即戰國時期的汾陰邑，治於今天山西萬榮縣西南古城。而同在《漢書·地理志》中，「太原郡」下的「界休縣」下卻沒有「介山」的記載，也就是說，當時在今天的介休市境內並沒有所謂「介山」，自然也就沒有與介子推及寒食節相關的線索了。實際上，我們檢索《史記》《漢書》這兩部關於西漢歷史最重要的史籍資料時，沒有發現任何與「寒食節」有關的直接證據，雖然不能斷定寒食節風俗在西漢時期根本還沒有出現，但也可以從一個側面證實在當時寒食節風俗的影響還十分有限，所以並沒有引起司馬遷、班固等這些史家的關注。

然而，從東漢開始，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寒食節」不僅已成為并州及太原郡地區的一個重要風俗節日，引發了人們的廣泛關注，而且學者們對於「介山」方位的認定也發生了重大轉變。如最早記錄介子推與寒食節起源關聯的著作之一東漢桓譚所著《新論》云：「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雖有疾病緩急，猶不敢犯，為介子推故也。王者宜應改易。」12又如傳為桓譚或蔡邕所作的《琴操》一書，同樣提出介子推（即介子綏）與寒食節的直接關聯：「介子綏割其腓股，以餌重耳。重耳復國，子綏獨無所得。綏甚怨恨，乃作《龍蛇之歌》以感之，終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綏遂抱木而燒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5］74不過，最有說服力的記載，當屬《後漢書·周舉傳》所載內容：

……舉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6］2024

據此可知，時至東漢時期，作為寒食節標識的「禁火」「冷食」風尚已在并州及太原一郡相沿成俗，得到人們高度的推崇與信從。而據《續漢書·郡國志》所載，當時太原郡下轄有16城（同「縣」）：晉陽、界休、榆次、中都、於離、茲氏、狼孟、鄔、盂、平陶、京陵、陽曲、大陵、祁、慮虒、陽邑。其中，界休與鄔縣均在今天介休市境內，可以肯定，今天的介休市境在當時處於寒食風俗區之內。

通常認為，最早確定「綿上」在今天介休市境內的古代大學者為西晉杜預。其實這並不準確。更準確的是，最早提供直接根據的是晉人司馬彪所著《續漢書·郡國志》。將介子推與介休相聯繫的關鍵，並不是「介山」，而是「綿上之地」。據《續漢書·郡國志》記載，當時汾陰縣隸屬於河東郡，下有注文曰：「有介山。」［6］3397而界休縣隸屬於太原郡，下有注文曰：「有界山，有綿上聚，有千畝聚。」［6］3523這個「綿上聚」才是杜預推論的直接來源，或可以說這也代表了晉代學者們的普遍觀點。杜預等晉代學者的觀點顯然是對漢代揚雄等人觀點的反駁。與此相印證，晉朝人陸翙所作《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百五日，為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干粥，今之糗是也。」不僅明確指出民間正是因介子推之故實行斷火、寒食之舉，也同樣十分明確地限定了并州之地是當時寒食風俗核心區13。

寒食節風俗在早期推廣過程中曾經屢遭挫折，不止一次受到官方的明令「禁斷」，如魏武帝曹操所頒布的《禁絕火令》（又稱為《明罰令》）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為介子推。且北方冱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14

這裡，我們明顯感到從東漢到三國時期，寒食節風俗已經得到很大擴展，從原來的太原一郡擴展到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四郡之地。從地域範圍來看，是從原來的晉中地區（即太原一郡），擴展到雁北、忻州、晉西呂梁、晉東南等多個地區了。雖然時至十六國以及南北朝時期，寒食節風俗的影響已經進一步擴大，但是不得不承認，寒食風俗區的核心地依然是所謂「綿（山）、介（休）之間」。如《晉書·載記第五》又記載了一段關於寒食節興廢的經典事件：

暴風大雨，震電建徳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余，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巨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於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為之虧，況群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為忌，故從其議。倘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為殖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駁曰：「案《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為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且子推賢者，曷為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為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冱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綿、介之間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7］2749～2750

這則記載在寒食節文化傳播的歷史上至關重要，值得引起特別重視。當時山西、河北等地發生雷電、暴雨、冰雹等重大自然災害，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中國古人篤信「天人感應」理論，徐光等即將災害緣由歸咎於石勒實行「禁寒食」之舉措。不過，在這場關於寒食節的爭論中，我們最關注的仍然是寒食節影響的範圍。如當時的雷暴災害正始於「西河介山」，依徐光的觀點，這個「介山」明確為「晉文之所封」，肯定已不是位於河東汾陰的「介山」了，而應是今天介休市境內的「界山（介山）」。又如徐光所云：「介推，帝鄉之神也。」據記載，石勒為「上黨武鄉羯人也」［7］2707，這個「武鄉」，治於今天山西晉中榆社縣西北，同處於「綿、介之間」，即綿山周邊地區，而且石勒也承認：「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足見此種風俗在并州由來已久，石勒君臣最終確定奉行寒食節的地域也就在「并州」。據根《晉書·地理志》，當時「并州」下轄6個郡國，即太原國、上黨郡、西河國、樂平郡、雁門郡、新興郡，這也與曹操《禁絕火令》所涉及的地域範圍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說，也就是最晚至西晉時期，一個新的「介山」才開始出現了，並被公認為奉行寒食節風俗的核心之地。而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汾陰「介山」所在之河東郡，並不在「并州」的範圍之內，也就是不在寒食節風俗區影響範圍之內。

北魏時期，寒食節風俗推行也不順利，也曾經被明令「禁斷」，以法令形式予以取消。如延興四年（435年）二月，「辛未，禁斷寒食」［8］140。至太和二十年（496年）二月，情況又發生了變化：「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為寒食，自余禁斷。」［8］179也就是說，「介山之邑」成為奉行寒食節風俗的「碩果僅存」之地。所謂「介山之邑」，即指毗鄰綿山的數個郡縣之地，如太原、上黨、西河等，明顯比前此并州的範圍縮小了。

也許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介山」的認定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最早認同杜預的觀點並加以辯護的著名學者是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酈道元在《水經注》里已較全面地分析介子推與介山的關係，並同意杜預意見，進一步推定介山為綿山所改，地在西河界休無疑。在《水經注》卷六「汾水篇」中「又南，過平陶縣東，文水從西來流注之」條下云：

汾水又南，與石桐水合，即綿水也。水出界休縣之綿山，北流經石桐寺西，即介之推之祠也。昔子推逃晉文公之賞，而隱於綿上之山也。晉文公求之不得，乃封綿為介子推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因名斯山為介山。故袁山松《郡國志》曰：介休縣有介山，有綿上聚、子推廟。［9］539

酈道元所見袁山松（或誤為袁崧）《郡國志》今已佚，與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內容稍有不同，但都有「介山」與「綿上聚」，其佐證價值非同凡常。又同篇中「又西，過皮氏縣南」條下云：

汾水西徑鄈丘北，故漢氏之方澤也。賈逵云：《漢法》：三年祭地汾陰方澤，澤中有方丘，故謂之方澤，丘即鄈丘也。許慎《說文》稱：從邑，癸聲。河東臨汾地名矣，在介山北，山即汾山也。文穎曰：介山在河東皮氏縣東南。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髙三十里。穎言在皮氏縣東南則可，高三十里，乃非也。今准此山，可高十餘里。山上有神廟，廟側有靈泉，祈祭之日，周而不耗。世亦謂之子推祠。揚雄《河東賦》曰：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於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晉太康記》及《地道記》與《永初記》，並言子推所逃，隱於是山，即實非也。余按：介推所隱者，綿山也，文公環而封之，為介推田，號其山為介山。杜預曰：在西河界休縣者，是也。［9］560～561

酈道元的認定是相當謹慎的，不僅根據文獻以及前人的觀點，而且還進行了實地考察與觀測，「今准此山可高十餘里」。當時不僅有《河東賦》《晉太康地記》《地道記》《永初記》等著述的印證，而且在汾陰介山上已建有神廟，即介子推祠，並受到人們的供奉，但是，酈道元依然對此處定位進行了否定。與《水經注》相呼應，北朝賈思勰所著《齊民要術》同樣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證明：

煑醴酪：昔介子推怨晉文公賞從亡之勞不及己，乃隱於介休縣綿山中。其門人憐之，懸書於公門。文公寤而求之，不獲，乃以火焚山。推遂抱樹而死。文公以綿上之地封之，以旌善人。於今介山林木，遙望盡黑，如火燒狀；又有抱樹之形，世世祠祀，頗有神驗，百姓哀之，忌日為之斷火，煑醴而食之，名曰「寒食」，蓋清明節前一日是也。中國流行，遂為常俗，然麥粥自可御暑，不必要在寒食，世有能此粥者，聊復錄耳。［10］942

儘管寒食節文化發展命運多舛，但是賈思勰所云「中國流行，遂為常俗」最具說服力，令我們深切感受到寒食節風俗所擁有的強大生命力，大有「逆勢而上」的潛力。至此，無論如何，寒食節已從「并州」一地的風俗，變為在「中國」範圍內流行的風尚了。

從唐代開始，寒食節得到官方重視，並開始向全國進行推廣，成為一種官方認可且推崇的全國性節日了。寒食節也從太原區域性的風俗推展到了全國［11］。筆者曾經反覆強調，今天山西省在歷史時期的區位價值，到了唐代達到了最高峰［12］。而與此背景相呼應，從唐代開始，寒食節文化得到官方的大力倡導與推行，如開元二十年（732年）「五月癸卯，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為恆式」［13］198。又如「天寶十載（751年）三月敕：《禮》標納火之禁，《語》有鑽燧之文。所以燮理寒燠，節宣氣候，自今以後，寒食並禁火三日」15。而據後世學者考定，一些寒食節節日儀式內容都是從唐代開始成形的，如「唐開元敕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寖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掃禮」16。唐代河東籍文學家柳宗元曾在《寄許京兆孟容書》中談到當時所見寒食上墓的情形：

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17

明代學者張宣也曾總結道：

寒食節上墓，其制亦未見於古。獨鄭正則《祠享儀》曰：孔子、許望墓，以時祭祀，未嘗明言以寒食節，則四時皆可上墓矣。《五代史·帝紀》云：寒食野祭焚紙錢，亦止言野祭，又未嘗明言上墓。唯唐開元敕上墓以寒食日，同拜掃禮，此後世寒食上墓之所由起也。18

與李吉甫有意或無意的忽略不同，北宋時期最有影響的地理總志《太平寰宇記》作者樂史十分清楚地了解山西境內有兩座「介山」，但他同樣明確支持杜預及酈道元等人的觀點，十分肯定地認定介子推隱居之地介山在今天介休市、靈石縣及沁源縣一帶，而不在河東地區。如《太平寰宇記》卷四一「汾州介休縣」記下云：

介山，一名橫嶺，地名綿上。《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遂與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杜註：「介休縣南有地名綿上。」此山，即綿上田之故地，漢以為縣，《郡國志》云：介山上有子推冡，並祠存。［15］870

樂史的解釋是最為清楚的，明確了「綿上」與「介山」之間的關係。同時，我們看到，從宋代開始，河東之「介山」更多地被稱為「孤山」（今天通常稱為「孤峰山」），如《太平寰宇記》卷四十六「萬泉縣」下云：

介山，一名孤山，在縣南一里。《晉太康地記》曰：「晉文公臣介之推從文公逃難，返國，賞不及，怨而匿此山，文公求之，推不出，乃封三百里之地，又號為介山。」今按介之推所隱，乃綿山也，文公封之，以為介推田，因號其山為介山。杜注曰：「在西河介休縣。」言在此，非也。［15］963

自此之後，直至明清時期的一些重要地理志書中，大都將介子推所歸隱的「介山」，定位於今天介休等市縣交界之地的綿山。如《明一統志》卷二〇「平陽府下」云：「介山，在靈石縣東三十里。《左傳》：晉公子重耳出奔，及還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遂隱此山，因名。一名介美山。」同樣，我們也在該書同卷內發現了「孤山」的記載：「孤山，在萬泉縣城南，孤峙不接他山，上有法雲檻泉寺，亦名介山。其南即猗氏縣境。」［16］307同樣也不再提及其與介子推事迹之間的關係。又汾州府下：「介山，在介休縣東南二十里，地名綿上，亦名橫嶺。晉文公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遂與母偕隱此山而死。文公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16］386著者的觀點是顯而易見的。

又如乾隆《大清一統志》「蒲州府萬泉縣」下的記述，不過是彙集了以往學者們的著述，但其著者同樣明確贊同酈道元等人的觀點。

介山，在萬泉縣東十五里。《漢書·地理志》「汾陰縣」：「介山在南。」又《武帝紀》：太初二年夏四月，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又《揚雄傳》：成帝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游介山。師古曰：介山在汾陰縣東北。《水經注》：介山即汾山也。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十餘里，山上有神廟，廟側有靈泉，世亦謂之子推祠。《晉太康地記》及《地道記》與《永初記》並言介子推隱於是山，實非也。余按：介推所隱，綿山也，文公環而封之，為介推田，號其山為介山。杜預曰：在西河介休縣者是也。《寰宇記》：介山，在萬泉縣南一里。19

面對無法迴避的兩個「介山」的問題，雍正《山西通志》的著者就其合理性進行了一番更詳細的解釋，以進一步證明位於介休與靈石之間的「介山」更具合理性：

《祝志》：介山，又名介美山，在介休縣東南三十五里，以介子推隱此，故名。有廟在焉。《漢郡國志》：萬泉縣南十五里亦有介山，俗傳以推隱得名。舊《通志》兩存其說。按晉侯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田，而旌其善。介休縣舊名綿山，綿上即介休東南山也。南跨靈石，西跨沁源，盤踞深厚，是以求而弗獲。若萬泉者雖近於絳，周圍僅十里，未必不獲。蓋其屹然孤立，故名為介，後遂傅會以為推隱之處。《蒲州志》已破其誤。又曰：綿山在靈石縣，有介子推墓，與沁水、介休相連，即介山也。20

雍正《山西通志》的作者們真正道出了一些河東「介山」逐漸被冷落與淡忘的客觀原因。河東介山，今天通常稱為「孤峰山」，據現代研究者實地考察，這是一座與其他山脈不相連接的孤立山峰，最高海拔高度為1410米左右。又據現代研究者考察，孤山「周長60里，山高300米」，即相對高度只有數百米而已［17］。清代學者更指其「周圍僅十里」，頂峰距離萬泉古城（今萬榮縣萬泉鎮）只有約5公里的距離。而靈石、介休與沁源之間的綿山本身是太岳山系（霍山）的組成部分，其最高峰達2405米，兩山沒有多少可比性。人們很難想像介子推會選擇像孤山這樣一個孤立的山頭上開始歸隱生活，而晉文公手下的人員又無法在這樣一個有限的範圍內發現介子推母子的行蹤。

筆者在翻檢顧氏著述之時，也發現一些有趣之處。如在顧氏所編《肇域志》中，同樣引述了不少文獻，而這些文獻有關「介山」與介子推的觀點恰恰與顧氏本人的觀點相對立：

「介休縣」下：天峻山，在縣東南十五里。［介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接靈石界。介子推所隱］（原文誤移於後，特前移——筆者注）以介子推隱此，故名。有廟在焉。《漢郡國志》：萬泉縣十五里亦有介山，俗傳以介子推得名……介休縣舊名綿山，綿上，即介休東南山也。南跨靈石，西跨沁源……蓋其特然孤立，故名為介，後遂附會，以為推隱之處耳。［18］870

又「平定州」下：綿山，在州東九十里娘子關，一名紫金山，澤發水出焉。介子推避文公處。中有介子廟、妬女祠。愚按《通志》：介山，在介休縣東南二十五里，以介子推隱此，有廟焉。《漢郡國志》：萬泉縣一十五里，亦有介山，俗傳以推隱得名。舊《通志》兩存其說。考綿山，即介休東南山也。南跨靈石，西跨沁源，盤據深厚，延亘極遠，是以求而弗得。若萬泉雖近於絳，周圍僅十里，未必不獲，疑出附會。［18］922

同樣出於顧氏之手，觀點卻有很大不同。《肇域志》大概是抄撮舊方誌資料而成，有幸保存了舊方誌著者的考證觀點，並不代表顧氏同意這些觀點。顧氏後在《日知錄》中才對介子推及相關問題進行了較為全面而系統地分析與反駁。

「綿上之地」在今山西沁源縣北之綿（棉）上村（又稱為介山村）。根據筆者的實地考察，綿上之地實為綿山南坡的一塊相當開闊的黃山塬，距今沁源縣治35公里21。歷史時期綿上村曾多次成為綿上縣治所之地，迄今留有城隍廟遺址，傳介子推墓也在同一塬上的伏貴村所屬鄭溝村裡。筆者以為，據史籍「以綿上為之田」以及「環綿上山中而封之」等記載，加之地理方位及形勢判斷，「綿上之地」應為當年介子推行蹤的南緣。

小 結

回顧介子推事迹與寒食節研究的學術史，重新檢視相關文獻資料，並結合綿山及介休地區鄉土地理狀況，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新的認識：

首先，寒食節風俗傳播史與認知史有著明顯的時代差異性，很難一概而論。對介子推故事與介山（綿山）、介休之間關係的認知進展，與寒食節風俗的流傳進程有著直接的關聯。或者可以說，人們不可避免地由寒食節風俗發生及推廣的具體地域範圍來認定介山的方位，以及介子推與介休之間的關係。既然介子推是寒食節的標識，那麼，介子推的行跡自然會更多地被指定在寒食節風俗區之內。河東地區的介山（後稱孤山、孤峰山），正是因為與寒食節風俗沒有多少瓜葛與聯繫，因而逐漸為後人所淡忘與忽視。

其次，將介子推事迹與今天介休、靈石、沁源交界之地的綿山聯繫起來的直接線索，應是「綿上之地」，而不是「介山」。最早確認介休境內有「綿上聚」的典籍文獻，是晉人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與袁山松的《郡國志》。西漢時期認定的「介山」，是在河東地區，而并州之綿山還未改稱「界山」或「介山」，顧炎武等學者指出漢代「介山」已有兩說的觀點並不準確。

最後，從先秦民族地理狀況以及長期跟隨重耳在「狄國」避難的經歷而言，綿山與霍山均屬於太岳山系，介子推最終選擇霍山以北地區歸隱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從地理形態上看，「綿上之地」正位於太岳山區之中，與晉國國都之地相距並不遙遠，交通也無太大阻隔。而跟從重耳在狄國長達十餘年的避難經歷，肯定對於介子推後來歸隱選擇地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文章來源：《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1期。注釋從略，引用請以刊物原文為準

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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