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休侯氏，輝煌歷史

（北賈航拍圖）

2006年初央視大戲《喬家大院》中曾有過這麼一段劇情：在太平天國動亂期間，晉商侯氏蔚字型大小票號在東南各省的分號因戰爭影響損失嚴重，致使平遙的總號發生擠兌現象。劇中主人公喬致庸從其岳父那裡借來銀子，銀子底下裝入石頭，這樣20萬兩銀子就充做了50萬兩，用許多騾馬車從老家向平遙的票號運送「銀兩應付擠兌局面。正是通過這種瞞天過海的手段穩定了人心，說服了將要退股的人，度過了擠兌風潮。這段故事並非虛構，只是被嫁接到了喬家，其源頭來自於介休北賈村的侯氏家族。

（曾經的風采和威嚴）北賈位於張蘭鎮東南，東臨平遙。地形北低南高，舊堡在最北邊，向南依次是新堡和舊新堡。隨著村落規模的擴大，三個村之間的邊界已經很模糊，尤其是舊堡和舊新堡，已經無法看出確切的邊界了。 據晚清徐珂編撰的《清稗類鈔》記載：「山西富商，多以經商起家」。在光緒時山西的14家「資產之七八百萬兩至三十萬兩者」中：介休、祁縣、太谷、榆次，這四個縣的晉商資產加起來可以達到2300-2700萬兩白銀。而介休侯氏就有資產七八百萬兩，是晉商中僅次於首富亢氏的大戶，其資產超過了赫赫有名的靈石王家、祁縣喬家和榆次常家等晉商家族。[]侯氏城堡式村落的面積也大大超過了靈石的王家大院和榆次的常家莊園。而今的北賈村就是在侯氏城堡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

（精美木雕，世間少有！） 北賈何時建村，可以進行如下分析：因為北賈南面有南賈村，所以「北」應該是指地理方位。賈（音同「股」，而非「假」），應該是指村裡經商人眾多。然而，北賈確切的起源時間，很難進行確切的追溯。根據1999年編修的《侯氏合族譜》[]記載：介休侯氏原是南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由陝西遷入。始祖為侯安，據傳侯安少時貧困，為生活所迫遷到山西，在此娶妻生子，此後世代居於此處。康熙時，家境尚一般，有十七世侯萬瞻外出經商蘇杭一帶經商，專販綢緞。萬瞻生二子，長子生祥，次子生瑞。二子長大後，與父一起販運綢緞。他們南販北運，經過幾十年的辛苦，獲利頗豐，家業漸興。到萬瞻之孫侯興域時，侯家已是外有商號數十處，內有大量房產土地的赫赫有名的財主了，介休人稱「侯百萬」。北賈村在歷史上最輝煌的時間是與清代晉商侯家密不可分的。在清代，北賈專指舊堡，舊新堡就是現在的新堡，新堡當時叫中和堡。

（精美磚雕） 侯氏的家族墓地位於北賈村舊堡東面。原來墓地外圍都有圍牆，在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中，墓碑被砸毀，墳地被推平。在「文革」的「破四舊」掃蕩中，更是使墓地建築基本上蕩然無存，如今只剩下一塊墓碑。這是一塊高4.4米的侯氏先祖的墓碑，於嘉慶八年（1803），侯氏合族費銀四百五十餘兩、工人三百餘人，耗時一年多修建起來的。

（侯氏家族墓碑）據可考的文獻資料記載，生活在北賈村的侯姓晉商是從宋朝開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和族譜，介休的侯氏在南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由陝西遷入，據考，清康熙年間，侯氏家境尚一般，十七世侯萬瞻與兩個兒子外出經商蘇杭一帶，專販綢緞，幾十年功夫，經過他們父子的南販北運，侯家獲利頗豐，家業逐漸興盛，終於田連阡陌、騾馬成群、宅院數座、發展生意字型大小几十處，家資累計百萬，人稱「侯百萬」，平遙、介休、晉南、河北等地侯家的綢緞店、茶莊和錢鋪隨處可見，為後來經營蔚字型大小票號奠定了基礎。

侯興域在繼承祖業的基礎上，經多年苦心經營，家業進一步擴展。在平遙新設協泰蔚、厚長來、新泰永、新泰義，投資介休張蘭鎮馬家在平遙開設的天成亨布莊和平遙西王智村米家開設的蔚盛長布莊，並逐漸擴大資本取代馬家、米家獨家經營，在介休張蘭鎮設立義順恆、中義永，河北趙州設天興記，北京等地設隆勝永、蔚新昌、義盛長、蔚新源、同豫昌、源盛義、雙余魁、同裕成、同德成、同裕永等一批字型大小，還在本村設興長記、德長蔚等，以經營綢緞、布匹、茶葉、錢鋪、賬局、染坊、藥鋪、雜貨店以及油鹽米麵店為主，並以6個兒子的名義集資在運城設立「六來信」，經營河東池鹽，獲得巨大商業利潤。

侯興域之後，由其三子侯慶來（字培余，約1786～1822）掌管家業。侯慶來精明練達，頗有才幹，一接手即雄心勃勃組建侯家商業體系，把在平遙開設的經營綢緞、茶葉、錢幣的協泰厚、厚長來、新泰永、新泰義都改為「蔚」字型大小，即蔚泰厚、蔚豐厚、新泰厚等，以便於管理、相互支持。侯慶來36歲去世後，其子侯蔭昌（字古棠，1806～？）接管家業。道光初年，侯蔭昌看到日升昌票號生意日漸興隆，認識到辦票號有利可圖，便聘用日升昌二掌柜毛鴻翙任總掌柜，首先將蔚泰厚綢緞莊改組為票號，不久，又把蔚豐厚、新泰厚、蔚盛長綢緞莊和天成亨細布莊全部改為票號，成為赫赫有名的「蔚字五聯號」。資本總和達60萬兩白銀，超過日升昌的規模。在與日升昌的競爭中，「蔚」字型大小憑藉整體實力，業務突飛猛進，利潤激增。

（雕廊畫柱，庭院深深） 經過道光、咸豐到同治30多年的發展，「蔚」字型大小聲名大振，分號遍布上海、北京、蘇州、杭州、哈爾濱、成都、重慶、西安、廣州、蘭州、太原等30多個城市，給侯家帶來滾滾財源。光緒年間，每股分紅多達萬餘兩，少則幾千兩。每次分紅，侯家都有幾萬至十萬兩白銀進賬，成為聲名顯赫的商業巨族。據徐珂《清稗類鈔》中對晉中14家「資產之七八百萬兩至三十萬兩者」調查統計，介休「侯氏資產七八百萬兩」，超過介休冀家、祁縣喬家、渠家、太谷曹家、榆次常家等，列第一位。此時侯氏宗族達到鼎盛時期。

侯蔭昌後，由二十一世侯從傑（字卓峰，1848～1908）接管家業。侯從傑後，由其妻王氏代管，人稱「侯四太太」。之後，又由二十三世侯崇基主持。自侯從傑起，侯家奢華成風，家業開始衰落。僅侯從傑死後喪葬，即花費萬餘兩白銀。特別是侯蔭昌的侄孫侯奎，是介休有名的揮金如土的闊少爺。時介休流傳有「介休有個三不管，侯奎靈哥二大王」。加之侯家大量輸捐，有去無回，已是入不敷出。辛亥革命後，侯家各地商號、票號接連被搶、被燒，紛紛倒閉。兵荒馬亂中，成都、重慶票號分號被搶，大火三日不熄；漢口、昆明、西安、蘭州等分號，也都不同程度受損。而各存款戶紛紛提款，形成擠兌，致使票號陸續歇業關門。民國10年（1921）蔚泰厚票號最後停業。侯家商業至此完全垮台。但侯家的太太少爺們，仍過著養尊處優、奢侈豪華的生活。沒有收入來源，就靠變賣家產維持。民國27年（1938）初，日軍侵佔介休不久，侯家最後一任掌門侯崇基凍餓而死。侯氏宗族由此進入了一段低谷時期。

（斑駁的歷史印記）

（註：1、文字資料節選自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周大鳴教授研究課題《黃土文明·介休範例歷史篇》之： 北賈村侯氏宗族的變遷2、圖片資料選自《影像介休》欄目資料，攝影：張曉建）

晉商之介休冀家

古道西風

冀氏是宋代從山西臨晉縣遷入介休縣鄔城，後又遷人介休北辛武村。冀氏是大戶，其「支派分出，丁口益眾，梓里相逢，每難識別，兼以宦遊遠省者有人，服賈他鄉者有人，又遷廣平、遷湖北、遷陝西、遷北口」。冀氏約在乾隆時開始發跡，到冀氏十七世冀國定時期，冀氏商業已相當可觀。《清稗類鈔》稱介休冀氏有資產銀30萬兩。

道光初，冀氏在湖北樊城、襄陽等地的商鋪有7O多家，經營以當鋪為主，次為油房、雜貨鋪，其中資本在10萬兩以上的商號有鍾盛、增盛、世盛、恆盛、永盛當鋪和平遙謙盛亨布莊。這時，冀氏有資產達300 萬銀兩。但冀氏富後不願露富，冀國定為掩飾其富，有對聯云：處世無才惟守拙，容身有地不求寬。

冀國定是冀氏單傳，到國定年逾40歲時，又膝下無子，遂繼娶四房馬太夫人，後生以公等五子。國定去世後，因「諸子未更事」，內外造事皆由馬太夫人經理。她「不出戶庭，而大轡在手，綜理精密」，絲毫不比國定遜色，據說平遙縣開標利，如馬太夫人不到，就開不了，因為不知她是放還是收。其經營才幹由此可見。。據清人徐繼畲《冀母馬太夫人七十壽》載：

「太夫人為誥贈資政大夫一齋冀公之繼室，母家簪纓世胄，夙嫻詩禮，贈公自祖父以上單傳者七世，家稱富有，而苦於襄助無人，自太夫人來歸，乃准母家儀式相之，以立家規，贈公資業半在荊楚，又有在京師畿輔山左者，往來照料，井井有條，而家政則一委之太夫人。贈公自奉儉約，兩歲恆雜粗糲。太夫人曰：此惜福之道也。然自奉宜薄，待人不厭其厚。即擅素封之名義，所當為不宜居人後。贈公深以為然，故指囤贈舟之事，不一而足。會垣修貢院，首捐萬金，族戚鄰里之待以舉火者，無慮數十百家，皆太夫人贈助成之。贈公既逝，太夫人以諸於未更事，內外諸事悉自經理。南北貿易經商字型大小凡數十處，伙歸呈單薄稍有罅漏，即為指出，無不咋舌駭服。不出戶庭，而大轡在手。綜理精密，不減贈公在時。又待伙極厚，故人皆樂為儘力。……太夫人男子五，有己出，有庶出，撫之如一，教文如一。諸子雖得高爵，而躬躬修敕不敢以裘馬耀鄉閭，供客極豐腆，而家中兩餐仍儉素。曰：惜福則福自長也。故諸子生富家而能飽粗糲。」

大約在咸豐六七年間，馬大夫人曾為五個兒子分家各立門戶，從此冀家有「五信堂」之稱。冀氏所經營的商業，除平遙謙盛亨布莊（後改為票號）歸五堂共有外，其餘均分給各門，加上他們在分家後又新設的商號，各門的情況是：

以公（悅信堂）：析產分到增盛、廣盛當鋪，之後在直隸大名府又設當鋪、顏料庄數家，在介休張蘭鎮設悅盛昌、悅來號錢莊，又在湖北通過當鋪放帳兼并了部分土地。

以廉（篤信堂）：析產分到鍾盛、益盛當鋪，後在介休張蘭鎮又設謙盛晉錢莊、平遙縣寶興成綢緞莊。

以中（立信堂）：析產分到恆盛、文盛當鋪，後在介休張蘭鎮又設恆盛茂商號。

以和（敦信堂）：析產分到永盛、星盛當鋪，後在湖北樊城又設鼎順、永順二當鋪，在北京設仁盛當鋪，在庫倫（烏蘭巴托）、喇嘛廟和張家口等地設恆順發等皮毛商號，又在介休萬戶堡購買土地二頃多，在洪山購買水地一頃多。

以正（有容堂）：因同馬太夫人在一起，析產只分到世盛當鋪，另有現銀10萬兩，後在祁縣設天聚和茶莊。以正是秀才，據說為考舉方便，在平遙設其德昌票號（兼營布匹），在太原設其昌水綢緞莊，在晉祠設其世昌、其昌泰雜貨庄，號稱「四桿旗（其）」，並在晉祠購稻田四頃。

「五倍堂」除在外地購買土地外，在原籍本村共有土地30多頃，佔全村土地的三分之一。光緒初年，以廉、以中各以銀30萬兩建大宅院，以正用銀10餘萬兩購北辛武村破產財主「閻百萬」房舍，以和用銀10多萬兩新建房舍和花園，只有以正留住原宅。冀氏房室裝滿富麗堂皇，十分講究，又在北辛武村開設雜貨、肉、葯、當鋪，以方便其生活需要。

冀氏十九世靈哥是冀氏家族中的紈絝子弟。前述介休民間流傳的說法：「介休有個三不管，侯奎靈哥二大王。」靈哥是冀以公的長子，名惟聰，靈哥是乳名。他自幼嬌生慣養，長大後奢侈浪費，揮金如土。介休縣張蘭鎮逢農曆九月二十日有廟會，靈哥與介體二大王（郭可觀）各養一戲班，比賽哪個戲班的戲演得好。靈哥又與北賈村侯奎比賽跑馬車，壓死人後，行賄地方官吏，竟逍遙法外。

冀氏商業從咸豐時起已因戰爭遭受損失。太平天國戰爭爆發，冀氏「商號之遭兵燹十餘家，資已去大半」。馬太夫人從湘南兩湖調回山西現銀五六十萬，資本向北方轉移，並在天津設立當鋪。這時「晉省捐輸之議亦起」，冀氏「接連六七次，計前後捐輸凡數十萬金。」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冀氏在北京的「海淀字型大小被焚掠者四，山左直隸諸字型大小資本亦大半被焚掠，較之以前家資不及十之二三」。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冀氏在天津、北京的當鋪被搶掠燒毀，平遙縣、介休縣張蘭鎮的謙盛亨票號、謙盛錢莊發生倒賬，損失銀 150萬兩，冀氏商業從此衰敗。冀氏到光緒時，人丁稀缺，庚子事變前「五信堂」只有冀以和一人在世。庚子事變後，男子只有惟清，女性只有惟聰小女兒馬奶子在世。冀氏商業衰落後，由他倆代表各處清理債務。他倆又邀請張蘭鎮賈退安協助。並公告大家稱：「庚子年後，民家生意，四處損失，無法清理。協同債權，邀請張蘭賈退安先生。破產還債，以清各處財源。止利歸本，分期歸還。」

介休范氏的興與衰

介休市史志辦

小說《紅樓夢》描寫的四大家族中，有戶「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的薛家。現實中到底有沒有薛家這樣的有錢戶？上世紀80年代初期，北京大學歷史系商鴻逵教授發表題目為《清代皇商，介休范家》的長篇考證文章。該文旨在說明：介休范家與薛家都屬於皇商，其富有程度很難分伯仲。文中還提到，范氏一門的長子范清洪，在京作官。其公館儼如王府，出入侈甚，有僮婢數千指以上。僅此一項，超過了當時最為顯赫的大貴族官僚年羹堯。

介休范氏的家業當時到底有多大？據乾隆四十六年（1781）范氏瀕臨破產前的一個不完整資料記載：當時，范家在直隸、河南的二十個州或縣開設有鹽店。此外，天津、滄州有囤積食鹽的倉庫。蘇州有管理專赴日本販銅的船局。北京有油鹽鋪等3座，張家口有商鋪6座，歸化（現呼和浩特）有米局等商鋪4座，河南彰德府有當鋪1座。張家口有土地106頃，大同、陽曲等地有房產近千間……以上尚且不包括介休老家的財產。乾隆四十八年（1783），朝廷將范氏一門查抄，財產被沒收時，曾飭令山西有關官員赴介休縣張原村，對范清濟老家財產進行調查。當時有管家范飲誠供述：范清濟原籍只有村內住宅二所，村外房院一所，又舊園子一所。其它零星房五十六間，契買地三百四十六畝，契典地六十五畝，此外別無產業。但這僅是范清濟一門在老家的產業。張原村僅清濟的父輩，就有五門分支。據村內祖輩講，張原村正街西側，是一條近百米的街道，早年當地人叫「范家街」。街兩邊當年全系范家的房院。街西北面的房院當時尤其豪華闊氣，老百姓稱其為「小金鑾殿」。山西巡撫農起當初對范清濟資產作了調查後，在奏摺中寫到該在介休的房產為「折庫平銀12120.8兩」。此數目是否屬實，可另當別論，但它畢竟為後人研究范氏老家資產記載了一筆史實。

范氏堪稱清代「康乾盛世」時期的「饒富最久，最為顯赫」的皇商。本文敘述范氏的興衰史，絕不是誇邑往豪富，以求鄉梓生色，而是旨在告訴世人范氏積蓄財富之路是一條極不尋常之路，范氏的經商致富之路既充滿了名艷和喜榮，更充滿了艱辛與悲涼……

（一）

范氏遠祖早年居住在介休城內。明初，該族有名叫范至剛者，由城裡遷居東鄉的張原村。范至剛為明朝初年「市易邊城」的商賈。到明末，傳到第七世范永斗時，范氏已經成為主宰張家口一帶貿易的八家山右商人之一。張家口地處在滿、蒙、漢民族的結合部。明末滿族皇太極政權建立後，不久又征服了內蒙諸部。以後，又不時向關內入侵。這期間，滿清政權所需用的軍用物資除了靠軍事掠奪外，還得靠與張家口的商人通過貿易而獲得。張家口的商人一般都誠實而可信，通過長期貿易，清軍與張家口的商人漸漸增進了友誼。

甲申年清滅明在北京建都之後，由於皇室的物資供應需要，順治皇帝專門把張家口的八家商人請入北京，設宴招待，還要授以官。范永斗等以不熟悉民事社交，極力推辭。最後，朝廷將八家都賜予房地產業（在張家口一帶），並且都接受為朝廷內務府的商人，讓范永斗主持貿易商務。這八家商人每年需要交納給內務府皮張若干（另據宣化府志等資料為一年交銀一百兩）。從此，八家商人名正言順地成為清政府的皇商。

有了清王朝這一政治靠山，憑藉著內務府的權威，范永斗在其長子三拔的協助下，一面主持皇家的採辦貿易，一面在國內經營絲、綢、糧、茶、鉛礦和鹽務等。經營範圍一步步擴張到了燕、楚、交（廣西和越南一帶）、廣等地。康熙初期，范三拔年老患病歸里，商業貿易由其子范毓馪接替。范毓馪是兄弟五人中最有膽識，最有才幹者。吏部尚書、軍機大臣汪由敦對其評價是「生而穎異」、「忠實能任事」、「任事不擇險易」、口授指畫「有過人的智力」、擦虛實「數千里外無遁情」……范毓馪承繼了祖業，既得經營好自家河東、長蘆等地的大宗鹽務，又要為朝廷如期採辦皮張和人蔘等，在平常人看來，能挑好這幾付擔子已經不容易了，然而「生而穎異」、「任事不擇險易」的范毓馪，在商海中志向高遠，欣然主動承擔更為艱巨的歷史使命。下面「私運軍糧」、「渡海販銅」等幾件事便是其「有過人智力」而演繹的歷史壯舉。

（二）

清初，康熙皇帝曾兩次率軍征討西北部的噶爾丹叛亂。由於該地千里沙海，地處遙遠，兵費耗用巨大，其結果是「軍糧漸少，班師而還」。當時，運米一石，耗銀120兩，但還是接應不上，以致耽誤了軍情。康熙五十九年（1720）再一次西征，運糧費用仍按前次一石耗銀120兩計算。「數千里外無遁情」的范毓馪知情後講：「頂多用三分之一」。在清將領富寧安的舉薦下，范毓馪真的以三分之一（一石米耗銀40兩）結算價，個人承包了運送軍糧的任務。而且是先用個人的私財填支，任務完成後再回京城結算。范毓馪接受使命後，與弟毓（左香右覃）「力任挽輸，輾轉沙漠萬里，不勞官吏，不擾閭閻，剋期必至，且省國費以億萬計。」

雍正五年（1727），世宗皇帝再次征討噶爾丹策零。主管戶部的怡親王允祥再一次舉薦范氏兄弟承擔了運送軍糧的任務。范毓馪這次是根據各路王師用糧的多少、路程遠近，先請沿路的官倉事先借填，又邀所經州縣地方官協作支援。甚至連所需用的人工、牲畜、器具等都事先仔細籌劃，精心調度。遇上緊急事務也如期辦妥。往返數年，依然作到了「幕府所在，儲胥充裕，軍得宿飽」。

到乾隆年間，范毓馪與其四弟毓（左香右覃）仍舊用自行採買辦法為皇室運送軍糧。前後十多年，范氏共輸送軍糧達百萬石之多，共節省大司農金600餘萬兩。若按先前王師運米一石耗銀120兩計算，可省國庫銀「不啻百億鉅萬矣」（《范毓馪墓表》語）。范氏開歷史先河，私運軍糧，而且為國家作出如此大的貢獻。雍正七年（1729），朝廷賞給范毓馪太僕寺卿官銜，並再加二級，賞二品頂戴。其弟毓（左香右覃）被賜予布政使參政。

（三）

范毓馪另一件「任事不擇險易」的壯舉是為清政府東渡日本販銅。在清代，用銅錢作貨幣流通市面。清政府鑄錢，在北京有戶部所屬的寶泉局，有工部所屬的寶源局。另外，各省和一些重鎮也設有鑄局。清代前期，各局鑄錢用料靠雲南省產銅供給。隨著貨幣需求量增加，雲南產銅供不應求，一些民間商人開始到日本國長崎販運銅料。這些商人往來日本，還可以兼運其它雜貨，輸出和輸入皆有厚利。這期間，善於觀察商界的虛實，「數千里外無遁情」的范毓馪看到往返日本販銅有利可圖，於是聯絡張家口皇商，呈請朝廷能允許他們包辦理「蕪湖、滸墅、湖口、淮安、北新、揚州六關之銅額」。呈書中還提出「自請減價」和「專交承辦，不誤運解」等承諾。康熙三十八年（1699），以范毓馪為首的皇商，最終承包了上述六關每年應交給寶泉、寶源二鑄局的銅額任務。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國內差辦進口銅的全部十四個關由原來招商採辦，改為由范毓馪等內務府的商人經辦。官家允許這樣大承包，正如戶部一份奏摺中講：「內務府買賣商人系身家殷實之戶。辦理銅務尤為熟諳……每年可省銀五萬兩」。

范氏等商人東渡日本販銅，開始每年大約購回銅250萬斤左右。後隨著十四關銅額全部承包，採購數量增加到六七百萬斤之多。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日本當局因銅源減少，開始實施《正德新商法》，新商法保護當地利益，對中國入港船的數量和貿易額大加限制，否則，便採取沒收貨物，或不發給信牌（准予買賣憑照）等處罰。從這一年開始，中國商人採購銅額發生了困難。隨之而來，國內發生銅荒，並直接影響到鑄幣。清政府這時不分青紅皂白，於康熙五十五年取消了內務府商人到日本採辦銅貨的資格，改由八省督撫辦解。

然而，起用八省督撫的辦法並不可能扭轉國內銅荒的局勢。到雍正年間，「洋銅」輸入減少，國內錢價騰貴，雍正皇帝著急說：「錢文系國家要務」。到乾隆三年（1738），皇家再次起用范氏父子辦理銅務。「忠實能任事」的范毓馪明知這一次受命今非昔比，但由於自己「受皇恩重」，明知前途艱險也只能奉命出海。不出所料，從乾隆十年開始，范氏飄洋采銅諸事不順。鑒於范氏此番辦銅有實際困難，經過朝廷幾次複議，歲辦銅額由130萬斤減到80萬斤，後又減至50萬斤。乾隆十五年，范毓馪去世。從此，為朝廷辦銅務的使命由其子范清注接替。乾隆二十年，范清注向清政府這樣呈述自己辦理銅務之困難：「現採辦洋銅，供五省鼓鑄。注置貨出洋，必得資本二副……惟是倭人狡詐，居奇勒肯，貨到本國，毫無利息。加以注所辦銅斤，水陸路程合算，每百斤只抵銀十三兩五錢。較之江浙收買洋銅，每百斤減價四兩，以致採辦愈難。其所缺銀兩皆以高利借貸，愈累愈深……」。

范氏這次呈請，原本是想討個與民商一視同仁的結算價格。然清政府僅僅貸給20萬兩資金。銅價根本不於理會。乾隆二十七年（1762），范清注英年早逝，其銅務由其兄清洪接辦。范清洪看到對日貿易前景如此暗淡，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了「棄產變價，告退招商」的奏請。但因為清政府不允，只得勉強維持。乾隆二十九年，經內務府同意，范氏辦銅務改由范清濟（毓馪 的侄子）主持。范清濟為了擺脫困境，一面請示清政府允許其添辦船隻，多餘銅歸自己售賣；一面興利除弊，開源節流，並且甩掉了國內貿易中出現虧本的鹽務。此番大膽改革，尋求轉機，可謂是「日夜籌思，汗流心裂」。孰料行船偏遭頂頭風，偏偏日本國此時又出台了提高銅價、徵收關稅及限量出口等政策。無奈，范清濟只好請求政府將應辦的銅額「減半交納」。可清廷的答覆是：「范清濟所辦銅斤，有關六省鼓鑄，何以輕言減少？」予以駁回。乾隆四十五年（1870），日方又變招，凡是中國的商船，只能在一所指定的廟裡貿易，而且還得每年交1.6萬兩白銀的租金。這時的范氏求退不能，完全陷到寅吃卯糧的絕境。乾隆四十八年，范氏終於被徹底拖垮。前後累計虧損銀156萬兩之多。清政府這時看到范氏再無使用價值，於是翻臉將其一門查抄，家產全部充公，范清濟被囚辦。從此，范家70多年的對日貿易宣告結束。（之後，還有范清濟的侄子范柴為江蘇局辦銅，但這已經不再是范家主持貿易的時代）。

（四）

范氏作為皇商，有過權勢、巨資，無論經營鹽業，私辦軍糧，還是採買人蔘，渡海販銅……這中間可以源源獲得大量財富。然而，范氏獲取財富雖有特權與條件，但並非一帆風順，這期間付出的艱辛是常人難以想像的……

皇家西征，范氏兄弟自辦軍糧，即充任先行，范氏兄弟需要身先士卒，臨危不懼。史書中稱此役為：「出長城，逾瀚海（沙漠）」，「長途萬里，跋涉經年」，「鹵磧林莽，荒無人跡」，「人乏勺水，馬絕芻糧」，「積雪苦寒，墜人肌骨」，「連戰不息，死者相枕」……尤其令人震懾的是，在荒漠里運糧，時常要遭遇到蒙古亡命之徒的搶掠。范毓馪胞弟范毓（左香右覃）效力疆場達八年之久，「身其難以倡之先」，次次「剋期必至」，回回「不誤軍情」，然史稱「勇決敢為」之士的范毓（左香右覃），最後是「風霜侵剝，以病歸里」。

雍正九年（1731），對準噶爾部用兵。北路統帥出師不利，中了噶爾丹策零的詭計。清軍在潰退中，范氏除了損失牛馬等財產外，運送的軍糧「所失米十三萬石」。這次失米事故，雍正皇帝已同意「據實報銷」，但「忠實能任事」的范毓馪首先考慮的是「以軍興亟，不可懸待」，寧是用私財「復補運所失數」，保證了戰爭的最後勝局。此次失米，按范氏運米最低費用—即每石耗銀11兩計算，失米13萬石實際要損失銀144萬兩之多。這也僅僅是損失的部分而已。這次戰鬥中大兵回撤後，運往最遠處科多的米又折返運回使用。而戶部卻不考慮運糧的往來變更，核算時只按最近處估價。無奈，范氏又暗中虧了「代輸所應追者262萬餘兩」，兩項共計損失400餘萬兩。

再說東渡日本販銅。當時，商船之設施，航海之技術，氣象之知識都遠不能與今日相比。商船飄洋過海，與不測風雲斗賭，一不走運，輕者不能如期返國，重者「屢屢遭巨風沉溺」。據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記載：乾隆四十六和四十七兩年里，范清濟辦銅商船，「命運乖蹇，所發洋船抵達東洋，忽遭颶風打回，拋棄貨物無算。更有范成大一船，人貨全傾。虧折成本六萬兩……」，「去夏，海潮漲涌，沖沒坨鹽三萬餘包，折本銀三萬兩，以致今年不能周轉，告運艱難」……等等。

范氏辦銅既有來自不測風雲的意外事故，也有來自意想不到的人為厄運。據乾隆年編纂的《介休縣誌》記載：范毓馪最初出海的販銅商六人隊伍中，有名叫王志剛者，年齡數他大，但惡習數他多。由於受他的影響，其它幾個人也仿效其「恆舞酣歌，鮮衣怒馬」，整日過起了醉生夢死的日子。前後十來年，這些人竟欠了公款83萬兩之多。王志剛一死，四個人都往死者身上推罪，范毓馪對這伙不講信義之徒無奈，「乃一力擔荷，按期完納，不累同事，天下稱為長者」。

（五）

范氏家族在「康乾盛世」昌盛達一百多年，其家族幾輩人為清廷效力，史稱「功次可最也」。期間，范家有20餘人擔任了清政府上至中央、下至縣丞的官職。在科舉方面，范家這個時期出過進士2人，舉人3人，武舉1人。范氏可謂是上通朝廷，下連市廛，亦官亦商，甲第聯輝，名艷當世。也難怪，一般人視西出峪關和東渡日本為「畏途」，而范毓馪卻認為是「吾受恩重，此吾分也」。《清史稿》文獻中記有范毓馪五弟范毓（左香右奇）的《列傳》，文中記載了這位曾以駝佐軍，官至總兵者曾受到皇家厚遇。乾隆帝弘曆對其的評語是「富家子弟，謹慎無過」。然《列傳》中還對范氏兄弟有這樣一段評論：「毓（左香右奇）與其兄出私財助軍興，幾傾其財，而不悔求。諸往史所未有也」。范氏乃皇商，因報恩報國，任事而不擇險易，捨身忘死，幾傾家財而不悔求，這在中華文明史冊上真的是不多見也！

晉商之介休范家

古道西風

范氏以范毓賓時代最盛。范毓賓曾祖父范明（字瓊標），明初自介休城遷居張原村。范毓賓祖父范永斗，明末時貿易張家口，進出遼東，是當時八家大商人之一。

清入關後，順治帝「知永斗名，即召見，將授以官，以未諳民X，力辭，詔賜張家口房地，隸內務府籍，仍互市塞上」。范氏每年要交納內務府皮張若干，從此走上了皇商之路。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統治權的確立，范永斗在其子三拔協助下，挾內務府的權威，藉清王朝給予的特權和方便，經營範圍有了較大的擴充。一方面繼續經營邊疆貿易，另一方面深入國內市場進行綢布茶糧貿易。到范三拔年老患病歸鄉後，范氏商業就由其子所經營。范三拔生五子，長子毓馨、次子毓馥、三子毓賓，四子毓覃、五子毓奇。從康熙到乾隆初年，是范氏家族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發展最興盛的時期。范毓賓兄弟不僅經商有方，而且與清廷關係非同一般。他們曾在清王朝平定準噶爾叛亂中運送軍糧，立下了功績。據《清史稿》卷 317載：范毓奇，山西介休人，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師征準噶爾，輸米饋軍，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師，毓奇兄毓賓請以家財轉餉，受運值視官運三之一。雍正間，師出西北二路，怡親王允祥薦毓賓主餉，計谷多寡，程道路遠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兩五錢至二十五兩有差，累年運米百餘萬石。世宗特賜太僕寺卿銜，章服同二品。寇犯北路，失米十三萬餘石，毓賓斥私財補運，凡白金百四十四萬。

范氏在康雍乾三朝，曾為清王朝大量輸送軍糧計百萬餘石，並出私財支援軍響，為清政府節省費用600餘萬兩。

范氏還是大銅商和大鹽商。康熙時，國內銅斤嚴重短缺，允准商人赴日本購買銅斤。當時稱辦理這種業務的人為「洋銅商」。范氏經內務府奏請，承擔了一部分販運洋銅的業務，而且在這一業務中佔有相當比重，經常擁有洋銅船六七隻，成為洋銅商中的大戶，從中獲取了巨大利益。范氏在長蘆、河東鹽區資本相當可觀。范氏持長蘆鹽引10718道，按每引 200斤計，即2143600斤，其資本據乾隆二十年（1755）內務府統計，「所有鹽業查明後估銀百餘萬兩」。范氏還經營木材、馬、人蔘，乾隆二十一年（1756）曾在寧波與英商簽訂過玻璃貿易合同。以上充分說明範氏經營範圍很廣。

范氏財產無具體統計，僅從乾隆四十六年（1781）破產前的財產清單看，范氏當時在直隸、河南二十州縣遍設鹽店，在天津滄州有囤積鹽的倉庫，在蘇州有管理赴日船艘的船局，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在張家口有商店六座，在歸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水冶鎮有當鋪一座，在張家口置地106頃，分布各地的房產近1000間。以上尚不包括介休原籍財產。

范氏為清王朝效力，也得到了清王朝褒賞。以范氏毓字輩和清字輩計，有20人任官職，其中毓賓任太僕寺卿，毓奇任布政司參政，毓覃以武舉破例升為正定總兵官，後署廣東提督。此外，還有太僕寺少卿一人、員外郎二人、郎中一人、道員一人、知府一人、同知一人、縣丞二人（其中有些系捐納）。在科舉方面，進士二人、舉人三人、武舉一人、庠生等若干人，范永斗、范三拔等也以子孫而貴，被追贈為驃騎將軍、資政大夫、奉直大夫、儒林郎等，他們的妻子也追贈為夫人、宜人等。范氏不僅是皇商，而且有不少人獲得功名，任中央或地方官吏。范氏是上通朝廷、下連市廛、半商半官的豪門富商之家。

從清初到乾隆初的百年間，是范氏的昌盛時期。乾隆十年（1745）范氏家門傳到清字輩，開始下滑。乾隆十七年（1752）范氏困窘已顯露。范氏因官商而興，又因官商而衰。范氏之衰主要是欠官採過多。乾隆時經辦洋銅已無利可圖，范氏所營鹽業等因資金短絀等原因很不景氣。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清廷因范氏「虧折日深，以至上年誤運誤課，拖欠官項累累」，「虧損至一百五六十萬兩之多」，便革除了范氏在內務府、戶部等衙門的官職，著令嚴加審訊范清濟兄弟，並查封家產。至此，皇商范氏終於結束了其顯赫一時的官商歷史。

因范氏是被抄家，又是乾隆時衰落，時間久遠，故原籍遺迹已不復存在。據介體縣誌辦調查，范氏原籍張原村當年有范家街，長近百米，其西段有一院落，有「小金鑾殿」之說，可想當時建築之氣派，惜現已蕩然無存。范氏宗詞，在張原村東南角，其建築已毀，只有一些瓦礫殘垣。范氏墳瑩現只保存有總兵（范硫奇）墳，存石雕、雙華表，徑約尺五，高達二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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