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20世紀20年代中國現代文史之學的形成歷程（中）

二、「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的初次努力及其挫敗

1919年12月，胡適提出「研究學問，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理念，給正在興起的「整理國故運動」指明了奮鬥的道路與目標，同時也顯示出胡適對中國學術現狀的不滿。

在初步形成的「世界維度」檢視下，胡適等人感覺到西方學術不僅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領域已經遠超中國，即使是中國文史研究，也走在前列。北大國學門主任沈兼士說：

東方文化自古以中國為中心，所以整理東方學以貢獻於世界，實為中國人今日一種不可旁貸之任務。吾人對於從外國輸入之新學，曰我固不如人，猶可說也；此等自己家產，不但無人整理之，研究之，並保存而亦不能，一聽其流轉散佚，不知顧惜……以中國古物典籍如此之宏富，國人竟不能發揮光大，於世界學術界中爭一立腳地，此非極可痛心之事耶！

胡適此時的感受與沈兼士基本相同：中國文史之學處於青黃不接之時，「新起的學者還不曾有什麼大成績」，「只有三五個老輩在那裡支撐門面」，這種局面「使許多人發生無限的悲觀」，認為「古學要淪亡了」，「古書不久要無人能讀了」。

即使對外國人，胡適也坦承中國文史研究之落後。他在1922年和日本學者今關壽麿談話時指出，「中國今日無一個史家」，「日本史學的成績最佳。從前中國學生到日本去拿文憑，將來定有中國學生到日本去求學問」。這種令人愧疚和激憤的認識給當時的學人帶來了沉重壓迫感和使命感，促使他們希望通過自身努力，在中國「造成一種真研究學問的風氣」，以提高中國學術研究的水平，與西方學界抗衡，維持國家尊嚴。

1923年9月30日，剛成立的北大國學門在陶然亭公園龍樹寺舉辦了第一次懇親會，陳垣先生明確提出「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的志向，震撼了鄭天挺等青年學生。「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可以說是此一時期身懷國族情懷的中國學人之集體心愿。沈兼士、胡適等人認為，在「學術界大破產」的情況下，只有國學能與西方學界「比較一下」，而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是「最易為力而又最有效果」的努力方向。

帶著這樣的壓力、使命和共識，以北京學人為主的中國文史研究者逐漸凝聚團結一二，為「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而奮鬥。綜合而看，北京學人在張作霖執政之前五六年間的努力主要可概括為四個方面。

1、以學術共識為基礎，努力聯合同志，創建現代學術研究機構

在「新文化運動」中，「知識階級，已覺悟單靠得學位，圖飯碗，並不算是學者，渴望有一種研究的機關」，因為「在此學術研究漸入國際化的時代，資訊的獲得乃至研究成果的發表，都使研究者離不開期刊雜誌乃至研究機構」。

察覺到此種訊息，蔡元培決定仿照德國、美國大學經驗設立專業的研究機構，「研究中國文學、歷史、哲學之一種專門知識者」的國學研究所即是其中之一。創建者們意識到，機構成功與否，參與者是否志同道合相當重要。為達此目的，參與其中的學者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一些學術觀點以求同存異。

胡適在1919年提出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1921年又明確提出用「疑古的態度」來整理國故，走上激烈的疑古辨偽道路。但是為了團結對「疑古」持保留態度的章門弟子等學人，乃在撰寫《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時，「筆下破費思量」地將疑古取向略去不談，將「整理國故運動」目標定為「首重揭示古代歷史文化之真相」，使《發刊宣言》成為「一份『代表全體』的學術宣言」。

參校朱希祖、沈兼士、馬敘倫等人此一時期關於整理國故的言論可知，《國學季刊發刊宣言》的確可視為國學門同人的共同宣言。簡而言之，國學門同人希望的國學門，是一個採用「科學方法」，從「擴大研究的範圍」「注意系統的整理」「博採參考比較的數據」入手，對中國傳統文化典籍進行「科學」研究的學術機構。

北大國學門的創建及其成功，使中國學人對學術機構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為其他類似研究機構的設立提供了推動力。《清華國學研究院章程》中就指出「近歲北京大學亦設研究所」，顯然可看出北大國學門的影響。如果說北大國學門的創建是比較含蓄地以「整理舊學」為基礎來聯合學人的話，那麼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創建則明確地舉起了取法西方漢學並與之競勝的旗幟：

歐洲學術，新自西來，凡哲理文史諸學，非有精深比較之研究，不足以挹其菁華而定其取捨。要之，學者必致其曲，復觀其通，然後足當指導社會昌明文化之任。然此種事業，終非個人及尋常學校之力所能成就。此研究院之設所以不可緩也。本校有鑒於此，因念大學院之成立尚需四五年。乃設立研究院，先開辦國學一門，延名師、拓精舍，招海內成學之士，凡國內外大學畢業者，與現任教育事業，或閉戶自修，而有相當之學力者，入院肄業，分門研究，冀於世界文化所有貢獻。事難責重，所不敢辭。亦本校儘力國家服務社會之微意也。

2、努力以新觀念、新方法在西方漢學的慣常研究領域進行研究

中國文史研究要與西方漢學競勝，實現「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運用西方漢學的治學方法，在其慣常研究領域裡從事研究，取得讓其承認的成果。

關於這一點，北大國學門的學人有著清醒的認識。《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明言，日本漢學快速發展的原因之一是受「西洋學者研究古學的方法」之影響，故中國要發展文史研究，「此時正應該虛心採用他們的科學的方法，補救我們沒有條理系統的習慣」。

具體而言就是「要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虛心借鑒歐美日本學術界的已有成績進行「比較研究」。換言之，所謂「科學整理國故」，就是打破尊經信古的觀念束縛，打破死記硬背事倍功半的方法束縛，打破國界種界限制產生的視野束縛，不斷擴充範圍、發現材料、開拓科學方法，並能主動吸納歐美、日本漢學優點。

在這種觀念指導下，北大國學門分設文字學、文學、哲學、史學、考古學五個教研室；聘請與歐美、日本漢學界聯繫緊密的羅振玉、王國維為函授導師；組織了一系列的學術活動。這些努力，迅速營造了一種蓬勃向上、認真研究學問的氛圍，一種以歐美、日本漢學的標準來評定高下優劣的學術標準，及以獲得歐美、日本漢學界認可為目的的學術取向。

據統計，1923年至1927年間，5期《國學季刊》共刊發了37篇正式稿件，其中語言文字學15篇，學術思想7篇，考古（金石、器物）6篇，中外交通3篇。這些領域正是歐美日本漢學界的慣常研究領域，儘管其中有些成果可能並未能達到被西方漢學界認可的高度，但努力以新觀念、新方法在西方漢學的慣常研究領域裡進行研究以與之競勝的治學取向，體現明顯。

明確取法西方漢學並與之競勝的清華國學院之學術研究，也是按照這種觀念展開的。該院的「研究之道」是：「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並取材於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

為實現這個目標，清華國學院的教授講師要具備「通知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具正確精密之科學的治學方法」「稔悉歐美日本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三種資格。相較於北大國學門，後起的清華國學院在取法歐美及提倡在西方漢學擅長的領域從事專題研究之意識更為明確。

3、努力與西方漢學界交流，並吸納西方漢學家在中國學術機構從事研究

至20世紀20年代，中國學人不僅有羅振玉、王國維與西方漢學界交流獲益的實際例證，也認識到日本漢學快速成長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學習歐洲漢學，所以積極主動地與西方漢學交流學習成為實現與之競勝的方式之一。除留學這一方式外，此時中國學界向西方漢學學習的主要途徑還有兩個：一是努力與西方漢學家溝通交流，二是努力吸納西方漢學家在中國學術研究機構從事研究。

羅振玉（1866－1940），號雪堂，晚號貞松老人、松翁；九一八事變後追隨溥儀；中國近代農學家、教育家、考古學家、金石學家、敦煌學家、目錄學家、校勘學家、古文字學家，中國現代農學的開拓者，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奠基人；曾與王國維合著《流沙墜簡》。

中國學者在這一時期努力與西方漢學界溝通交流的事例較多：有的是為獲取經驗，如北大國學門主任沈兼士為建設考古學研究室，委託在日本訪學的張鳳舉、沈尹默拜訪日本考古學家濱田耕作，尋求相關經驗和建議；有的是為獲取研究資料，如胡適等人拜訪伯希和等。

此一時期，歐洲漢學的重要學者，如伯希和、高本漢等人也較重視與中國學術界的交往，為中國學人與海外漢學界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如國學門成立後，伯希和就主動捐贈了西方漢學研究論著20種，還在他主持的漢學雜誌《通報》上介紹《國學季刊》每期的文章，使「歐洲學術團體近中頗有知《國學季刊》者」。

簡言之，與西方漢學家交往對此時的中國學術研究具有多方面益處。中國學者不僅從交往中獲得了一些有價值的學術信息，在交流切磋中提高了自己的學術研究水平，也讓西方漢學界感受了中國學者們的學術研究能力。

主動吸納西方漢學家到中國學術機構從事研究，是這一時期中國學術機構快速提高研究水平，增強學術影響力，實現與西方漢學競勝的另一個重要措施。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研究規則》「研究生遇必要時，可要求本學門主任與有關係之各學系教授會代請本校教員及國內外專門學者指導研究」「本學門隨時聘請國內外學者為專門演講，其公開與否，臨時定之」等規定，為北大國學門聘請西方漢學家為其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持。

1923年年初，聘請俄國漢學家鋼和泰為國學門導師，日本學者今西龍為通信員；1923年年後半年，又聘請俄國漢學家伊鳳閣為導師，丹麥漢學家吳克德、日本漢學家澤村專太郎為通信員；1925年，國學門又聘請伯希和為國學門導師。邀請這些西方漢學家成為國學門的研究人員或兼職導師，很快就收到了成效。

鋼和泰成為「近代中國學術界溝通國際東方學及漢學的重要媒介，對於整體上促成中國學術進入近代世界起到重要作用」；伯希和把國學門介紹給歐洲漢學界組織的亞洲學會，使西方漢學界對北大國學門的工作「有極同情的讚許，並恭祝研究所的成功」。

4、以國家榮辱來凝聚學人、推廣學術、爭取資源

前文已述，中國學術淪落到連文史之學都落後於西方的現實，給有志於「再造文明」的學人們很大的壓迫與刺激，他們從此努力於「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為達到這一目的，他們還將這種認識進行宣揚，以發動更多學人投入到研究中。如果說馬敘倫、沈兼士、胡適在北大國學門創建之初的相關言論主旨在發動成年學人參與科學整理國故的話，那麼他們在國學門取得初步成功後的言論則主要在推廣學術，獲取認同與支持。如胡適1924年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演講中說：

我國各種科學莫有一種比得上西洋各國，現在要辦到比倫於歐美，實在不容易，但國故是我們自己的東西，總應該辦來比世界各國好。這種責任，是放在貴校與北大的國學系，與有志整理國故者的肩上，盼望諸君努力！

有志於「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的學人們不僅從國家榮辱的角度來發動凝聚學人，推廣學術，且在向社會爭取資源時，亦試圖從此角度打動人。1923年，北大國學門為爭取獲得河南發現的文物，特別發出《致國務院呈文及曾巡閱使吳巡閱使公函》。其中說，「我國號稱世界古物最富之國家，而考古學之成績反視歐美各國相差遠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材料難得，這些文物「必須置諸全國觀瞻所系之首都之學術機關，整理之，陳列之，考證之，著錄之，以貢獻於世界，然後其物之真價值得以表襮，而我國之國華亦得藉以顯揚」，國學門若得此古物，則「我國學術之地位可以增高，文化之流風可以遠被」。

學術的發展固然不是政治力量能決定的，但是政治的變遷卻常常能夠對學術的發展產生重大衝擊。經過北大國學門、清華國學院等機構學人的數年努力，中國文史研究的現代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遺憾的是，再次進入動蕩的政治打斷了這一勢頭。曹錕賄選後，時局趨於動蕩，導致教育經費嚴重缺乏，北京大學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不得不緊縮開支，以致國學門正常運轉都成問題。

張作霖入京後對學術界、教育界採取高壓政策，不僅將北京的國立大學合并為一所學校，還「通緝進步分子」，迫使不少學人紛紛南去。數年前生機勃勃的北京學術界隨著北大國學門趨於瓦解、清華國學研究院趨於萎縮而陷入低谷，「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的首次嘗試受到了嚴重挫敗。

不過，學術研究事關國族榮辱的信念不滅，取法西方漢學以與之競勝的理念不死，「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的壯志亦未曾消失。懷抱著這些信念、理念的學人，經過短暫的奔波苦悶，很快匯聚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機構中，並最終完成了中國文史研究現代化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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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7年第1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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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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