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打黑工的中國研修生：有的一半工資被扣

「中國研修生低薪、高壓、受虐待、被性騷擾」，「失蹤研修生達萬人」……在近期日本的新聞報道里，中國研修生以悲慘的境遇，刺痛了國人的心。

根據日本法務省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12月，日本國內共有192655名外國技能研修生，其中中國研修生總計89086人，佔比46.2%。

2017年2月26日，中國駐日大使館通過媒體發聲，介紹對技能實習生(研修生)的保護措施。

國人遠赴日做研修生，他們中有早期的掘金者，也有仍掙扎於當下的求生者。他們孤身一人，希望從毗鄰的島國賺回雙倍甚至更多的收入，以快速改善生活。

但命運不全掌握在他們手中。

●定義

所謂「研修」，日本入境管理局的定義是「為日本政府或民間機構接受的以學習技術、技能和知識為目的的活動」。

●背景

1981年，法務省在簽證類別上設立了「研修」的在留資格，每年允許以《外國人研修制度》名義接收外國人來日本研修。

1993年，為解決日本國內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日本政府擴充了原有的外國人研修制度，設立了技能實習制度，即研修生經過為期一年的技術學習後，可與僱用企業簽訂僱用合同。轉為技能實習生，服務期限為2年。目前媒體中提到的「研修生」，實際為研修生和技能實習生的總稱。

劉曉冬，23歲，做研修生一年半後「跑黑」。

中國山東臨沂——日本北海道、橫濱、東京等

新京報：為什麼要遠赴日本做研修生?

劉曉冬：高中畢業，十八九歲的農村青年，沒什麼好前途。在老家山東臨沂，去日本打工的特別多，這是我所知道的掙錢最快的一條路。

2014年，跟我一起上日語學校的有七八十人，都想去日本淘金。在那邊有建築工、服裝工、酒店服務生、鑄工、焊工，還有專門過去收垃圾的。

新京報：當時勞務中介怎麼說的?

劉曉冬：當時勞務中介介紹我到北海道種蘑菇，保證每個月不少於1萬，3年不少於30萬人民幣。中介還特意強調，種蘑菇的都是女孩子，「不耽誤找對象」。

新京報：到了日本之後呢?

劉曉冬：到日本才發現，30萬的保證是帶著欺騙的，按第一年的收入，三年掙15萬就很不錯了。當時我拿的是北海道的最低時薪，大概760日元。找對象的「保底目標」第一天就破滅了，我們三個是那幾百畝土地上為數不多的男人，剩下的都是清一色五六十歲的日本老太太。

工資收入不會被作為保證寫進勞動合同，又沒有中立的機構管理，維權幾乎不可能。

新京報：那怎麼應對?

劉曉冬：熬不住的半路跑回國了，有點門路和膽量的就跑去打黑工，我們叫「跑黑」。

最近幾年匯率走低，研修生跑黑的情況也更加常見。過完北海道第二個漫長的冬天，我更新的簽證下來後，就跑黑了。

新京報：打黑工有哪些風險?

劉曉冬：打黑工就成了新聞里提到的那種「失蹤人口」。不但之前交給中介的保證金成為泡影，還存在隨時被遣送回國的風險。

建築業是黑工比較多的行業，我在日本遇到的建築工，10人中有五六人是黑工。很多時候，即使對方知道你沒有合法身份，但因為急於用工，也會默認用你，只要你能提供一張假的「在留卡」(相當於日本的臨時身份證)，我花了一千塊錢辦了一張假證。

還有房子。因為沒有身份，大多數時候只能從中國人手裡轉租，不需要在留卡。我現在租房的房東是一個台灣同胞，和我同住的也是一個黑工。

我倆目前在橫濱的建築工地做塗料工。除了工作幾乎不出門，因為沒醫療保險，感冒了也很少出門買葯，大多時候是怕被警察盯上。

有非常多便衣警察，尤其是人員密集的車站附近。在東京，走五分鐘就有車站，一出門就戰戰兢兢。遇上嚴打的時候，我們qq群里就會頻繁傳出黑工被抓的消息。

新京報：除了被抓，你們還擔心什麼?

劉曉冬：沒有工作干。以前對研修生的很多報道都是說加班、被壓榨。實際的情況是，我認識的那些早晨六點起床，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點的人，他們都很高興，因為感覺掙到錢了。最悲慘的是，拋家棄口跑這麼遠，掙不到錢。

新京報：日本人對你們態度怎麼樣?

劉曉冬：我遇見的大多數日本人都挺友好。不過也不全是好人。我們一個老鄉，一個大男人，經常被他公司的日本人調戲、欺負。還有幾個在農場種地的女同事，被日本同事騷擾。對方送食物給她們，然後就纏著要帶她們出去玩。

工地的活兒不算很累，但每天心很累，離開工地又怕被警察抓去。有一次，工地上一個同事的東西丟了，要報警。我們幾個黑工都緊張死了。我跟同住的哥們兒常說的一句話是，要是再呆兩三年我就瘋了。在日本，無論是研修生還是黑工，都是沒前途的，也就是想掙點錢，回家好好過日子。(劉曉冬為化名)

研修生維權者：有的一半工資被扣

2017年03月03日 星期五 新京報分享：

甄凱，日本前「全統一工會」員工，現任岐阜一般工會外國人支部支部長，從事研修生維權13年。

他從日本用工企業的視角看，新的問題浮出水面：有病不給治、工傷之後不讓休養、工資上剋扣擠對，「(部分)日本企業在變相強制你回國。」日本政府部門的不作為，給一些企業留下了縫隙。

新京報：你最開始接觸研修生時情況是什麼樣的?

甄凱：我1991年在日本讀完大學後，到一家企業做研修生生活指導員。那時候，中國到日本來做研修生的都是政府部門經過選拔，到日本來學技術的人員。

新京報：那時待遇比較好?

甄凱：對。那時研修期只有1年，每個人有6萬日元的研修津貼，水電房費企業都包，是正經學技術的。後來日本研修制度從1年改為2年，後又改為3年，去年立法通過可以延長為5年，目前還沒有正式實施。研修制度慢慢發展成一種勞務輸出制度，因為制度本身的原因，產生的問題非常多。

新京報：你為研修生維權的初衷是什麼?

甄凱：我從2004年開始為一些研修生維權。我大學是學法律的，那時候自己開飯店，也在日中友好協會做理事，遇見很多中國研修生被欺負，心裡很氣憤。有的工資低於最低工資標準，存摺、護照被扣留，有的在建築工地挨打，還有的工傷之後，企業不但不報勞災(職業病和工傷)，還解僱研修生。覺得自己除了能為他們翻譯，還應該做更多。

新京報：維權的數據和成功率是怎樣的?

甄凱：以去年為例，我收到研修生商談的信件136例，有99人在我所工作的維權中心避難並離開(得到解決)。

新京報：目前研修生面臨的問題主要有哪些?

甄凱：一些老問題依然存在，比如不按合同給付工資、工資低於日本最低工資標準、扣押存摺、護照、登錄卡限制人身自由等。前幾年日本的一些企業覺得不按合同或最低工資標準給工資是理所應當的，他們覺得研修生就是廉價勞動力。

新京報：這幾年有變化嗎?出現了什麼新問題?

甄凱：這幾年有一點進步，我們去交涉，日本企業知道不按規定給工資是違法的。2010年研修生制度改革後，這些問題有一些改觀，但依然存在，並沒有杜絕。前天佐賀縣的幾名研修生給我寫信，反映護照被扣留，我今天打電話給他們社長，才剛剛把護照還給他們。

從目前接觸的案例來看，最新型也最棘手的一個問題是，日本企業變相強制你回國。比如有病不給治、工傷之後不讓你休養，他們希望你回國治療，他們再請新人。還有一個問題是，在工資上擠對、多扣房屋、水電費。最厲害的，工資的一半被扣去，被扣去工資的三分之一也很常見。

新京報：這是制度本身的壁壘還是人為的因素較多?

甄凱：這其中有很多人為的因素。比如變相強制回國。如果研修生病了或被機器傷到了，有的企業就會以脫崗為由，中斷你的醫療保險，向入管局報告。研修生赴日時拿的是特定活動簽證，一旦你脫崗，官方就可以按照脫離在留資格，停發你的簽證，你就沒有合法身份了，逼著你回國。

比如去年有一個女孩，得了敗血病，用工方讓她回國治療。我們花費了很多努力才爭取到企業支付60%的生活費，醫院提供一些援助。按照日本勞動法，員工傷病期間是不能解僱的，但因為政府不作為，就給一些企業留下了空間。

新京報：工資被剋扣沒有相應的監管嗎?

甄凱：用工方永遠是強勢的地位，工人的選擇權非常有限。除了多扣錢，超常規加班，或者到日本後，讓你幹什麼就得幹什麼，完全不是合同上寫的情況，不干你就回去。但是回國，沒有如期完成合同，那些押金全都拿不到。

政府如果對派出單位和接收單位都能加強監管，這些問題才有可能得到糾正。否則現在維權就像打牌一樣，打來打去，都是一樣的套路，很難。轉自：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