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坦克火力世界第一，離不開這樣的功臣

中國坦克火力世界第一，離不開這樣的功臣

本文作者：劉曉峰

施祖康，南京理工大學教授，畢業於哈軍工(其中一部分為南京理工大學前身)，是三代坦克總設計師祝榆生的得意門生之一。曾與祝榆生總師共同參與我國三代坦克的研製，為三代坦克自動裝彈機的研製做出了卓越貢獻。他的很多弟子，現在仍然奮鬥在中國四代坦克的研製戰線上；施祖康教授是我國火炮系統、自動裝彈機方面的元老，在我國常規兵器研製領域享有較高的聲譽，有的弟子也常把他的名字倒過來念，尊稱他為「康祖師」。為了搞清楚這位中國坦克自動裝彈機「祖師」級的人物是如何走上研製自動裝彈機這條路的，筆者曾赴南京拜見康祖師，於是祖師便聊起了他指路的人。

祝榆生和施祖康都有著哈軍工背景，祝榆生時任二系副主任，施祖康當時還是學員。歷史總是出奇的巧合，20多年後擔任三代坦克副總師、後來成為我國第一個坦克總體院士的王哲榮，當時也在這裡當學員。也許祝榆生和王哲榮在這裡也曾謀面、也曾交談，但當時誰也沒有想到以後會跟著祝老師成為他的左右手，成就一番經天緯地的事業。

從逆境中起步

我接觸自動裝彈機，是祝榆生老師給我指點的路。1970年，受到文革的衝擊，祝老師從華工副院長的位置上下來了，被分配到工具房管理工具。他在這段時間，放下了領導崗位繁重的工作，有了大量時間，我有一天去工具房領工具，看到祝老師一個人坐在窗前的桌子上看書，他只有一隻胳膊，就用一塊很厚重的長條玻璃當鎮尺，一隻手扶著書。

看到我進來，他說：「祖康，你最近在研究什麼？」

「我在看有關蘇聯T-62坦克的資料。」

祝榆生聽完後，眼角露出一絲笑意，接著說：「我最近也看了T-62的資料，現在咱們華工有一些堅持搞科研的人，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105炮上面，你是我從哈軍工帶過來的，你的底子我了解，很紮實，你看能不能在如何提高坦克炮射速的問題上多下點功夫，等將來我們搞出和蘇聯差不多的炮時，配上你的這個成果，到了戰場上咱們的戰士就不吃虧了。」

T-62坦克在中國最缺乏坦克的年代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一段時間內一直以武器研發部門的「假想敵」出現

這一天，我和祝老師在工具房裡聊了一下午。在當時那樣的逆境中，他還能堅持關注技術前沿的動態，抓問題也抓得那麼准，所以到了80年代搞三代坦克的時候，祝老師找到我，我沒有猶豫，當場就答應下來了。

文革結束後，祝老師離開了南京，但我們還一直保持聯繫，80年代以後，我還經常收到他給我寄來的《坦克裝甲車輛》雜誌，祝老師告訴我上面有很多有用的信息，並且在寄給我前，他自己也都看過，很多地方都有他用左手寫的批註。

《坦克裝甲車輛》雜誌自1979年創刊以來，一直以專業性強著稱，是科研人員和陸軍裝備愛好者獲取最新動態、了解和掌握有關專業技術的首選刊物。照片中，左側為筆者從祝榆生辦公室找出的祝老總當年翻閱過的雜誌，右圖為2017年第2期《坦克裝甲車輛》雜誌。

我們都是祝老師的右手

他到北京工作後，我有一次來北京開會，出發前和祝老師通了電話，他讓我到北京後不忙的時候到他家去，並給了我地址。祝榆生家住在北京車道溝的兵器大院里，80年代初的時候車道溝還很荒涼，周圍也沒有飯館，周末休息日食堂也沒飯，祝老師就在家給我炒了兩個菜。一個西紅柿炒雞蛋、一個肉末燒茄子。別看祝老師就一隻左手，但是刷鍋、洗完、做飯、洗衣服，他都能自己干。我想給他打個下手，他都很嚴厲的拒絕我，他不願意別人把他當做殘疾人來看，那條空洞洞的右胳膊，也是在解放戰爭時期進行迫擊炮教學的時候丟的。

我們吃完飯就坐在他家的客廳里聊關於自動裝彈機的事情。在三代坦克研製自動裝彈機以前，我們國家曾經在一款國產坦克上進行過自動裝彈機裝車試驗，但當時自動裝彈機從工作原理到結構設計與三代坦克採用的裝彈機有著本質的區別。在當年的試驗車上，提升機把彈丸從彈艙提出來；炮彈出了彈艙後，完全依靠自身重力待在導軌上，等著推彈桿裝填；推彈桿固定在一根比自行車用的粗不了多少的鏈條上，連接鏈條的齒輪盤由一部安裝有雙向開關的電動機控制，推彈桿將炮彈推進炮尾後，卡扣會卡主炮彈底部的座環，防止炮彈亂動，最後由人工關上炮閂，便可以擊發了。這種裝彈機頂多算半自動裝彈機，它的結構和工作原理都十分簡單，在台架試驗的時候，靜態工作環境比較簡單，沒有出什麼問題，但是當車輛在運動的時候，或者上坡過程中，經常發生卡彈或者炮彈從導軌上掉下來。（轉載請註明，本文作者：劉曉峰）

祝榆生在1960年被授予大校軍銜，為建立炮兵工程學院（今天的南京理工大學）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祝榆生在擔任主管教學的副院長期間，嚴抓基礎課教學和師資隊伍建設，他當時制定的一些規章制度一直沿用至今。今天的南理工仍然以基礎課見長，武器領域的一些專業甚至超過了清華大學，達到國內第一、世界領先的水平。

祝老師對於這款試驗車搞出來的裝彈機構並不是很滿意，他說：「未來的武器，一定是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既然炮彈使用導軌運輸不安全，看能不能有什麼辦法盡量縮短炮彈的慣性運動行程。」回到南京後，祝老師又給我寄來了一本資料，上面有一篇文章詳細介紹了美國M1坦克的裝彈方式。並在寄來資料的封面上寫下了這樣一句話：美國已經有了彈艙里的全部機構，你要做的就是解決從彈艙到炮尾這段距離如何工作。我後來也給祝老師回信道：M1坦克雖然是人工裝彈，但它的選彈機構卻是全自動的，裝填手只需要完成從一個固定位置取彈，完成簡單的裝填動作就行了。由於M1坦克火控性能好、火炮穿深比較大，基本上是一擊必毀，所以對於射速的要求就沒有那麼高。而且在M1坦克研製之初的年代，自動裝彈機可靠性問題在各型坦克中普遍存在，所以人工裝填對於當時技術條件下做出的合理選擇。

開放共享成就最終輝煌

雖然美國坦克仍然是人工裝彈，但自動裝彈機就像祝老師和我共同做的一個夢，直到後來，有一次接到外軍訂單後，要求坦克上必須帶有自動裝彈機，但是當時我國並沒有成熟的產品。這項任務是硬接下來的，所以在研製過程中難題也就很多。其中最早出現的難題就是如何把一枚125毫米口徑的穿甲彈布置在車內，而且這種彈藥的體積太大，能夠裝進車內已經實屬不易，又如何為其設計裝彈機構，沒人知道該怎麼做。

1983年，我們國家從羅馬尼亞搞來了一輛T-72坦克以及一些輔助武器（這一消息在2016年第8期《兵器知識》中已刊登）。祝老師馬上給我打電話叫我去北京，說這輛車上有自動裝彈機。在對這兩T-72坦克的測繪中，我們發現蘇聯坦克使用的是一種類似於圓盤型彈鼓的裝彈機構。其中受到最大的啟發，是蘇聯人把穿甲彈分成兩截，前半截是彈芯，並裝有一部分推進火藥，這半被稱為副葯桶；後半截是以推進葯為主的主葯桶。這種前後分開的結構被稱為分裝式彈藥。有了這種結構，一顆炮彈分兩次裝填，車內布置這個難題就解決了。（轉載請註明，本文作者：劉曉峰）

T-72坦克自動裝彈機相當成熟，故障率達到千分之五以內，高於當時世界水平。自動裝彈機的難度主要在於明明知道長什麼樣，可做出來就是不好用。施祖康教授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其難度遠比零部件測繪大得多。

沿著分裝式彈藥的思路，我們的研製工作起初很順利，但到了初樣機測試的時候，裝彈機工作原理導致其故障頻發，總是出現卡彈等情況，需要大量試驗才能逐漸排除，這一困難甚至影響到外貿坦克能否如期交貨。雖然當時我還沒有參與三代坦克項目，但祝老師一直關注著我工作的進展。就在我陷入困境的時候，祝老師把我叫到他家，在對我說了一些鼓勵和安慰的話以後，祝總說：「我的三代現在也需要自動裝彈機，我給你一些經費，你繼續把裝彈機搞完，一定不能影響外貿；將來成功了再裝回我的三代上。」如此一來，拿著祝老師給我的經費，試驗得以加快進行，最終不但外貿成功創匯，而且三代坦克的研製經費和周期也隨之減少，這種一舉兩得的事，正是祝老師開放共享、從全國兵器工業大局考慮問題這一博大胸懷的最好體現。

2015年11月，施祖康教授在南京理工大學接受筆者採訪

現在回顧起來，我這輩子搞科研，最引以為傲的成果就是坦克自動裝彈機。引領我走上這條路，在我最苦難的時候幫助我的，就是我的恩師祝榆生。現在你們（指筆者）在為他立傳，我作為祝總在哈軍工的學生、在南理工和三代坦克時期的下屬，非常感謝你們能夠把他的故事流傳下來，讓祝總師永遠活在我們國防科工人員的心裡。（轉載請註明，本文作者：劉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