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抗戰 日本國民為何戰敗時仍支持侵略

楠木正成一向作為日本「忠君」的榜樣。

日本通過教育散布軍國主義

日本國民全力支持侵略的根源在於日本政府長期推行的軍國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和愚民政策造成的日本國民意識的扭曲發展。

在二戰前,日本就長期通過學校教育、軍隊教育和社會教育灌輸軍國主義思想,塑造軍國主義國民意識。從明治初期開始，日本通過《學制令》、《教育令》、《教育敕語》、《軍人訓誡》、《軍人敕語》《教育敕語》「國民教化運動」等確立軍國主義教育體制,在家庭、學校、社會、軍隊全面推行軍國主義教育。

其核心就是灌輸「效忠天皇」的思想,把天皇稱為「萬世一系」的神,日本軍國主義極力宣傳「皇國史觀」,諸如「神武建國」、「天皇成業」、「皇道偉大精神」等等將天皇神化,使國民對其絕對崇拜,絕對服從。而「日本是屬於天皇的領土」,日本國民作為「天皇的臣民」,將為天皇而死作為最高道德,完全無視「個人」的存在價值。這樣，使得日本國民完全失去了個人的個性、價值觀和意識。這也是為何日本在發動侵略戰爭後,日本國民對軍國主義侵略沒有任何懷疑。不容否認,自近代以來,效忠天皇是始終與軍國主義和日本的侵略戰爭聯繫在一起的。

從「盡忠」到「殉國」

這其中「盡忠」、「勤王」、「奉公」、「殉國」等具體道德規範的束縛，讓日本人不折不扣成為抹殺自我的皇國人形兵器。

實踐「盡忠教育」就要使國民達到對天皇「至誠一貫」，從而進入一種「無我」的境界。這種覺悟是日本國民可以為天皇獻身的前提條件和動力源泉。在盡忠教育下，「殺害他人」這種「最大的惡」就置換成了「孝忠」天皇及天皇制國家的「最大的善」。「盡忠」塑造了當時日本國民現世的最強有效性原理：這就是日本國民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天皇」。

追溯日本盡忠教育的源頭，始於楠木正成。楠木正成「盡忠報國」的形象，在近代日本不斷被放大，除了靖國神社前面的銅製雕塑這種具體形式外，更為深遠的影響則體現在其「盡忠事迹」進入了教材和小學課本之中，在每一個兒童心靈深處刻上了難以磨滅的痕迹。他們長大後，楠木正成的「七生報國」成為日本軍隊的精神格言，尤其為神風特攻隊所信奉。

當日本已經處於必然失敗的局面之時，這種幻想仍然對日本軍人尤其是年輕人充滿了誘惑。1945年，儘管日本遭遇美國的大轟炸，六十五座城市幾乎都成了廢墟，不怕死的日本人還是抱著為了天皇在本土決一死戰的信仰不放。「國民信仰諸神直系相傳，國民處於民族血統中心的天皇統治下，……為了國家之獨立，名譽和使命，捨棄生命戰鬥的國民士兵，呼喚著天皇的名字赴死。」這就是「盡忠教育」釀造的命運悲劇。

「盡忠」的具體表現，首先就是「勤王」。而「勤王精神」結合日本國情與時勢後，被具體地認為：將「勤王精神」付諸實踐應從「排外」開始。首先，不允許外國對日本有辱國體，滋擾國威的事情發生。其次，不允許污衊眩惑日本國體的外教釀成對日本的深害，只能採納外國的知識技巧，作為皇國大道的羽翼。

推崇「勤王教育」是日本極端民族主義傾向的產物，是日本回應西方衝擊的一種「以守為攻」的姿勢，憧憬的是「我國的大道有資格成為西土的治教」的教育強國夢，這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意志力。那麼，日本要到哪裡去尋求這種勇氣與力量呢？日本軍國主義極力宣傳「皇國史觀」,諸如「神武建國」、「天皇成業」、「皇道偉大精神」等等將天皇神化的手段正好提供了這種動力。

「勤王教育」將虛構的神武天皇紀元神話轉化為一種文化意識，進而將「日本是世界中心的幻想」轉換成為一種期盼統治世界的現實力量，催生出近代日本民族的殖民文化心理。

「勤王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植獨一無二的日本國民，將日本「凌駕於萬邦之上」，使日本國民在面對世界格局變化時，形成「一切盡在掌握之中」的民族自信心理。「勤王教育」為此就要培養國民具有一種抵禦內部和外部壓力的能力，這種能力就叫做勇敢和意志，將對天皇的忠誠及其義士之舉，作為一種義務融於個人之中。

二戰時期的日本教育，從幼兒園兒童開始，每日早課就要求團體遙拜宮城。讓中小學生每天誦讀《學生敕語》；在各個教室里，懸掛軍神的照片，營造一種濃烈的崇拜和「孝忠」天皇的學校文化氛圍。把中小學校環境創設為國民煉成道場，多數學校都把原來的體育館改成了武道場，進行武士的格鬥、散打訓練，學生們既使被打的鼻孔流血、跌倒在地，也必須一次又一次地掙紮起來，重新再戰，以此錘打學生的意志品格，修鍊下一代對侵略戰爭的「必勝的信心」和「堅忍持久的精神」。

「盡忠」的另一個表現是「奉公」。早在《教育敕語》中日本就公開將「奉公」作為皇國臣民的最基本品格。二戰中「滅私奉公」成為一句最響亮的教育口號，中小學教材中充斥著「奉公」課文。即以至誠的態度，通過勤勞收穫五穀，節度生活，貯蓄財物，最終將財富讓給子孫，讓給鄰居，並無私地獻給社會和國家。換言之，奉公行為就是滅私行為，心底無私的人才能做到奉公守法。在二戰中，「奉公教育」思想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教育中的顯學，強制全體國民通過教育現場進行「人體實驗」。在這種場合中，「公」僅僅意味著天皇和國家，形成皇國民一種「滅私」的自虐心理傾向。經過「奉公教育」的日本國民，自覺抹殺了自我。

「盡忠」的終極表現形式是「殉國」，是指為國家利益自願獻出生命。在日本「殉國」被視為是一種最高尚的行為得到讚揚和傳頌。在二戰期間，日本將「殉國精神」作為日本國民性格中一個極重要要素加以推崇，將其納入常態化教育，宣揚至極致。軍國主義教育將戰爭常態化，將戰爭中不可避免的死亡常態化，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殉國精神」教育也就隨之得以常態化。

自「盡忠」而「勤王」、「奉公」直到「殉國」，在二戰時期，這條道德完善之路對日本國民來說就意味著勇敢地投身於戰爭，不必去追問個人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沒有什麼比為國捐驅更有意義，更加高尚了。高尚地死去才能換來純粹的永生，這就是「殉國教育」的精神內核，是日本生死觀的一種結晶。通過這種「殉國精神」教育，煥發出來的是一種生命衝動，散發出來的是一種集體英雄主義的日本民族文化息氣。

正是這種以生命衝動煥發的英雄主義，使無數日本軍人乃至平民，在心理上戰勝了死亡的恐懼將自己直接捆綁于軍國主義戰車上。

軍國主義教育將天皇意志內化為日本國民的一種集體無意識，釀造了成千上萬的日本人為「天皇聖戰」而捐驅的生命衝動，從而將投身侵略戰爭的動力植根於法西斯群眾心理的土壤之中。這就是直到戰敗，日本國民依舊支持侵略的核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