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員「清流」氣節何以不如「青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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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清流」？百度百科告訴我們，所謂「清流」，有多重意思，與本文有關聯的意思有二，一是喻指德行高潔負有名望的士大夫。如《三國志·魏志·桓階陳羣等傳評》：「 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 宋 歐陽修《朋黨論》：「 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清顧炎武《梓潼篇贈李中孚》：「讀書通大義，立志冠清流。」 李大釗《混充牌號》：「社會上有一二清流學者，很得大眾的信仰。」第二種意思是，在明代也有一部分朝官被稱為清流，主要是在東林黨形成之前的一些言官。例如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監察院等。大家熟知的海瑞就是其中比較極端的例子。而東林黨也曾自稱清流，但其已背離宗旨，熱衷黨爭，與齊黨、楚黨、浙黨、宣黨鬥法不止。並借京察等名義互為傾軋。

從這些介紹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清流」的大致涵義。尤其是後一條解釋，將明朝不為人所重視的隱形之害----「清流」之害，粗淺點明了。

其實，「清流」在明朝中前期還是個褒義詞。顧炎武《日知錄》里對其有正面形象的描述：認為這些人是「正義凜然、是非分明、決不騎牆」。在明朝歷史上，以「清流」之名光照千古的，前有「兩袖清風」的于謙，後有「君子為政」的東林黨人（需要說明的是，東林黨人在前期還是或多或少有些進步性的，後來就不行了）。

但在明朝後期，即便在朝廷內部，「清流」也逐漸淪為貶義。有人把明朝中興之臣張居正歸於清流一類，實則不然。張居正之所以能取得政治改革成就，恰恰是不做「清流」的結果。他公開聲稱，喜歡干臣，不喜歡海瑞那樣的「清流」、道德榜樣，在他眼中，「清流」已經成為只會「嚼舌頭」的無用之人。

明朝後期朝政的主要流弊是派系林立，內耗連連。宦官是「清流」的敵人，干臣與「清流」也不在一個陣營。當時的人們一般認為，「清流」政治幼稚、軍事外行，唯擅空談。明朝後期，像于謙那樣懂軍事的「清流」已經絕跡，而大多是面對外敵束手無策的文弱書生。這種情況頗似建文帝時期，建文帝雖是正統皇帝，但手下多有「清流」書生，面對反賊朱棣虎狼之師，無法上陣殺敵，只能坐以待斃。

查考明朝時高舉道義旗幟的中堅力量，多為「清流」。黃宗羲《明儒學案》里說：「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 但是，如果不能做具體事，又不能在國家危亡之際報以言論之外的禦敵行動，那麼這種「中堅力量」又「堅」在哪裡？明初的「清流」大臣動輒扛棺尸諫，以之造勢者少，以之為榮者多。殆至晚近，空談之風益勝，則責人以不死者多，而以死抗爭者少。

縱觀「清流」由褒而貶，並非簡單的失勢問題，而是他們的性質已經發生根本變化。前期的「清流」，是以身作則、殺身成仁的信仰集團；而到了後期，「清流」則演變成為「殺他人之身成自己之仁」的利益集團。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當清兵入關，那些平日里高談闊論的「清流」們表現得令人大失所望----假死者多而救國者少。往往滿口大義的「清流」在清兵刀下少有骨氣，大部分人趕緊「脫下舊服換新袍」，帶頭「剃髮易服」，真是杯具。

譬如，當時「清流」的頭面人物錢謙益，清兵入關佔領北京後，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小朝廷，錢謙益的青樓知己柳如是支持錢出任禮部尚書。可不久清軍南下，弘光朝覆亡，柳勸錢與她一同投水殉國，錢卻以「水太冷，不能下」為由不肯，反而在清兵入南京時率先迎降，做了清廷的禮部侍郎。

如此這般，當外敵襲來，「清流」的精神氣節竟不如「青樓」，嗚呼，悲哉。鮮明的對比，令後人唏噓不已。彼時的「清流」，早已背棄當初的氣節精神，成為了某些讀書人走向朝堂的「跳板」和頭頂的「光環」而已。

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使得曾經正義凜然的「清流」志士，到後期變成了道貌岸然的偽君子？細細想來，不外是病態的封建制度下，滋生了大批毫無骨氣的文人。

眾所周知，封建制度的腐敗，是不治之症。當人心被不治之症折磨日久，終有麻木不仁、心灰意冷的那一天。同時，另類「覺悟」也便順勢而生----大義何得？衛道何益？一切都不如利益來的實惠來的功利。故而，制度與時代，催生了許多「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打著「清流」旗號走向朝堂的虛偽君子。

從另一個角度看，大明「清流」之所以比歷代王朝氣盛，還有一個隱性因素，就是明朝的最高統治者多以暴君與病夫居多。試想，在病態體制下，病態皇帝能有幾人是明君？是故，諸多「伴君如伴虎」的大臣，便「識時務」地便走上了「偽君子」的「清流」捷徑。可想而知，他們圖謀是僅是官職官位，僅是實在利益，什麼江山社稷，什麼社會民生，統統都拋在了爪哇國去了。反倒是，像柳如是等青樓女子的所作所為，更讓人敬佩不已。

筆者以為，「清流」不清，「青樓」不俗，大概就是明朝中後期獨特的一道風景線了。如此景色，焉能有不亡國的道理？個中原委，實在值得我們深思和警惕。

本文系唐朝歷史團隊原創作品，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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