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雍正各出了一個好政策，卻給後世帶來了嚴重的後果

自乾隆末年以來，清王朝由強盛走向衰弱，影響清王朝統治的諸多因素開始潛滋暗長。進入嘉慶、道光年間，這種統治危機愈發明顯地表露出來。

從政治上講，吏治腐敗是導致清王朝出現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乾隆後期，官吏的奢靡、享樂、貪污、瀆職之風就已經比較嚴重。乾嘉兩朝雖然也一度採取措施整肅吏治，但積重難返、收效甚微。

至道光朝，吏治腐敗已呈惡性、全面發展之勢。尤其在基層，官員的貪污手法更是多種多樣。他們與地方士紳相互勾結，打著替朝廷徵稅的旗幟，額外加征，敲詐勒索。

當官吏大肆勒索貪污，民眾難以承受重負之時，國家額定的錢糧也難以正常徵收了。所謂「民力不支，必多積欠。」吏治腐敗大大削弱了清王朝在民眾中的威信，增加了下層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

所有這一切，不僅影響到國家正常稅收，更嚴重的是，它引發了一系列的民間反抗運動，加速了清王朝統治危機的到來。

歷史表明，人口與資源的矛盾一直是中國社會運作過程中的基本矛盾之一。18世紀以來，這一矛盾更加突出。

康熙年間規定「滋生人口，永不加賦」的政策，至雍正元年（1723年）又在全國推行「攤丁入畝」的賦稅政策，這一切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民眾的負擔，但帶來了一個更為嚴重的後果，這就是人口的急劇膨脹。

清初全國人口只有幾千萬，18世紀中葉增加到1億多，至19世紀中葉，中國人口已狂增到4億多。人口與資源的比例關係開始嚴重失調：土地嚴重不足，勞動力極端過剩；農業的集約化經營到了極限；在不斷開墾的邊遠地區，人口也在日趨飽和。

在這樣的情況下，生產的下降與生活資源的匱乏等種種影響到國計民生諸問題，就尖銳地擺在統治者的面前。與此同時，農民並沒有因此減輕負擔，他們的土地不斷被兼并，產品常常被搜刮殆盡，這就使得本來就已緊張的社會關係更加突出。

這種局面導致了嚴重後果，主要表現在財政方面。清初，政府財政尚有節餘，至乾隆、嘉慶年間，由於軍費開銷巨大和各級官吏的侵蝕，清政府的財政年年赤字。

自18世紀末以後，財政危機已經成為困擾清王朝統治者一個嚴重問題。在這一段時間裡，政府的開支不斷加大，而財政收入卻沒有太大的變化，雍正三年約為3610萬兩，道光二十一年則為3860萬兩。

隨著人口增長，地方行政管理機構不斷擴大，但由於中央政府不能為其提供足夠的經費，只得賦予他們可以徵收附加稅的權力。這就為地方官提供了向下層民眾攤派苛捐雜稅以中飽私囊的機會。

也就是說，儘管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水平很低，而且在很長時間裡沒有明顯增長，但下層民眾的負擔並沒有減輕。相反，這種政策卻造成兩個極為有害的副產物，一是官員貪污現象的日益普遍和嚴重，二是地方財政實力不斷的增強。後者成為後來地方政治形成的重要經濟基礎。這兩個方面極大地侵蝕了清中央政府的統治利益，對瓦解中央集權產生了極為有害的影響。

嘉慶年間，由於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發生了以流民為主體的白蓮教大起義。這場起義，地域遍及川、楚、陝、豫、甘5省，時間長達9年之久，參加的人數達四、五十萬之多。

為鎮壓這次起義，清政府調集了16個省的兵力，耗費達2億多兩軍餉，從此元氣大傷。白蓮教起義重創了清王朝賴以維持統治的八旗軍，清政府依仗綠營與團練才費力地把這次起義鎮壓下去。

經過這場劫難，清王朝的財政困難、武備廢弛、國力衰弱的真面目終於暴露在國人的面前。

到了鴉片戰爭前夕，清政府已經國庫空虛、兵備飛馳、國家機器已經不能正常運轉，只剩下一具表面強大的外殼。除了專制皇權的巨大威力仍然在起作用外，清王朝這個龐然大物已經不能經受任何風吹草動的驚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