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之羊說日本：大部分倭寇竟然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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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之羊

說日本之二

大部分倭寇竟然是中國人

倭寇的知名度，大概僅次於鬼子。倭本為九夷之一，後指日本。隨著對中國學習進程不斷深入，倭國經濟政治文明也逐漸提高，開始對「倭國」的稱呼感到不滿。隋時來朝，日本國王在給隋帝的國書中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曰日沒處天子」，已有日本之名的雛形。

倭寇之患，始於元朝末年，終於明朝後期，歷時兩百餘年。按照責任外推的特色邏輯，我們就先說外。之所以有倭寇為患，是因為當時日本政局混亂，割據嚴重，互相攻伐，與明朝的官方貿易時斷時續，落魄者就加入了海盜的行列。

倭寇的戰鬥力究竟有多強悍，我們來看一個例子，公元1555年夏天,一支有

六七十人的專業倭寇隊伍

在浙江沿海登陸，穿州過府，燒殺擄掠上千里，侵犯三個省的二十多個縣，

中國軍民死傷四五千人，犧牲者包括御史、縣丞各一人，指揮、把總各二人，

最後這股倭寇在太湖附近得到了應有的結果—被殲滅。

需要說明的是，

當時僅南京一地就有駐軍十萬以上。

從中我們既可以看到日本人的兇悍，更可順理成章的推想，20世紀的抗日戰爭中的某些類似的場面，絲毫不奇怪。從另一個側面，我們又感到無比悲哀，泱泱大國，眾多的兵丁，卻奈何不了區區幾十個倭寇。

可見單純的人多，並不是什麼優勢，更可悲的是，直到現在「中國每人啐一口唾沫，就能把日本淹了」，這種話國人仍然在說。

說完外，我們再說內。歷史的真相，恐怕要讓大家吃驚不已。所謂的倭患最嚴重的時候，為害的大部分卻是中國人。這些因為海禁斷了生計的中國人，鋌而走險的從事走私貿易，跟著日本人一起禍害同胞，甚至不少人當了海盜集團的頭目，諸如王直、徐海之類，日本人反而要屈居其下。

《明史·日本傳》里說：「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嘉靖實錄》里也說：「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

也就是說，在為害的「倭寇」隊伍里，只有十分之三是真正的日本人，而十分之七則是中國人。

胡宗憲廣泛收集材料，寫了一本

《籌海圖編》，其中列出十四股勢力最大的「倭寇」，其頭目同樣全部是中國人。

倭寇的複雜性不僅在於隊伍的中日混雜，而且從中央到地方到都有幫助倭寇的官員。史載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廷派朱紈巡撫浙江，兼提督福建軍務，朱紈到任後，積極採取措施，封鎖海面，擊殺主要通倭者九十六人。此舉卻觸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的利益，他們指使在朝的官僚攻擊朱紈擅殺，結果朱紈被迫自殺。此後，巡視大臣罷而不設，倭寇愈演愈烈。

倭寇與海禁，是一種互相強化的關係，海禁越嚴，倭患越大，反之倭患越大，最高統治者以為海禁就要進一步的嚴格，如此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

人活著，就得要吃飯穿衣，對於人多地少的東南沿海地區，向大海拓展，是唯一的選擇。如果把老百姓唯一生計給斷了，那麼他們就要鋌而走險了。大海盜王直就是如此，當政府默許他與日本通商的時候，他不但不為非作歹，反而幫助官方抓捕真海盜。一旦官府變臉，他也就又做起了「倭寇生意」。

明廷也有不少官員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一名叫作唐樞的官員就曾經總結說「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可嘆這種金玉良言，在漫長的時期內不被採納，致使沿海地區生靈塗炭，客觀上也加速了明廷的滅亡。

歷史資料已經說明，

倭寇之患最嚴重的嘉靖時期，說倭寇是一次外患，倒不如說是一場由統治者錯誤的決策導致的內亂。

無論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范文瀾先生的著作，還是五十年代吳晗等先生的觀點，均是如此。中國人負主要責任，而日本人只是在這次大亂中添入了外來色彩。

歷史又一次無情的證明，妄圖用與外界隔絕的方式愚民，來達到穩固自己統治的目的，往往會適得其反。

由於20世紀日本侵略的原因，「真倭十之三」被隱去，被塗上了強烈外來侵略色彩的倭寇走進了教科書，然後被民族英雄戚繼光、俞大猷徹底痛快的消滅乾淨，而代代相傳。

反思在哪裡？筆者無意為日本洗白，但歷史不應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論語》里子貢曾言「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有哲人曾言，所謂的歷史教訓就是不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三百多年後，新的一幕出現了，偽軍的數量多於侵華日軍……

日本曾經生活在中國的陰影之下，幾度交手，都以失敗告終。公元1616年，後金建國，正式與明廷分庭抗禮，是年德川幕府閉關鎖國政策開始實施。幾乎採取相同國策的中日兩國，又同樣接連遭到西方的侵略，結果卻大不相同，這又是為什麼呢？

欲知後事，下一篇：《睜著眼睛不抵抗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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