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悲！明朝打了上百年的倭寇，其實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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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劉 永

文章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明朝海盜王直在當時是個名人，勾結日本浪人殺人放火、騷擾沿海百姓、對抗官府，無惡不作的形象成為日後人們對他固有的描述。然而，這其實是對他的誤讀。

王直出生在安徽歙縣一個商人家庭，小時候的王直很聰明，在封建時代，要想有出路唯一的選擇就是讀書。但他似乎對四書五經不感興趣，覺得做生意比讀書更有意思，於是便跑到東南沿海一帶闖蕩。由於每天跟五行八作的人打交道，王直練就了善於察言觀色、能說會道的本領，也結交了一幫鐵哥們。

他聽說在寧波販賣私鹽的生意很火，就懷揣著辛苦攢的一點積蓄到寧波加入了販私鹽的隊伍。從此，王直的人生便與走私結下了不解之緣。

那時，由於明朝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造成中日之間的正常貿易被阻斷，寧波一帶的走私貿易十分紅火。而且由於走私商品獲利豐厚，所以許多人紛紛鋌而走險，沿海的富商大戶十之八九都做走私生意。王直心中的發財夢也被點燃了，畢竟販賣私鹽的利潤比起跨海走私實在是蠅頭小利。於是王直聯合一幫鐵哥們也加入到了走私的行列之中。因為王直膽大敢幹、為人豪爽仗義，所以沒過多久，他率領的走私船隊就成了寧波一帶地下走私的翹楚，許多貧苦農民都來投奔他，王直的實力迅速擴大。

嘉靖年間，在浙江一帶主要有三個走私集團：許棟集團、徐海集團、王直集團，其中最大的是佔領寧波雙嶼島的許棟集團。雙嶼島在當時被稱為「海洋天險」，由於深處海防最前線，所以從明初開始，大量居民被強行內遷，島上杳無人煙，成為走私的天堂和樞紐。

為了增強實力、抵禦風險，王直率部下加入了老鄉許棟的海上武裝集團。王直入伙後，靠著精明強幹，馬上被許棟任命為整個雙嶼島的財務總監，後來又被提拔為船隊的隊長，成為集團內部舉足輕重的人物。

正當雙嶼島走私貿易如火如荼的時候，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浙江新來了一位叫朱紈的巡撫。前幾任地方官對雙嶼島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許棟也不忘時常孝敬這些官老爺。可這位朱巡撫一身清廉，是個油鹽不進的主兒，還愛較真。他認為，既然朝廷宣布海禁，就必須認真執行。當他看到治下百姓因為巨大的利益誘惑，連三尺童子都把雙嶼島的走私販子視為衣食父母時，深為震驚：長此以往，這還得了，走私集團這是在和政府爭奪民心！

為了震懾許棟走私集團，他一上任，就嚴禁商民下海，並積極整軍，在嘉靖二十七年，用武力打掉了這個走私大本營。為了永絕後患，政府軍還把雙嶼島上的房屋、船隻全部焚毀，把進入雙嶼島的航道用大石塊堵死，昔日繁華的雙嶼島變成了一片焦土。

可許棟集團的被滅，並沒有讓走私商人們偃旗息鼓，政府的圍剿反而成就了另外一個人，那就是王直。在慘烈的雙嶼島大戰中，王直沉著指揮，率領余部成功逃出了雙嶼島，被眾人推舉為新的集團領袖。逃出雙嶼島後，王直率領殘部，東渡日本，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

當時的日本正值戰國時代，各地諸侯相互征伐，諸侯們為了獲得軍費，紛紛做起了走私生意，而實力最強大的王直便成為他們最好的合作夥伴。到達日本後，王直在當地招兵買馬，許多沒有生計的日本浪人也紛紛加入，成了王直手下的打工仔。

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整，走私集團恢復了元氣。為了拓展走私渠道，王直又開始迅速向明沿海一帶擴張，並佔領了舟山群島的瀝港。那時往來的船隻都需要來瀝港拜碼頭，給王直這位帶頭大哥上供，才能確保在海上平安無事。一時間王直聲名大震，成了名副其實的海上走私王。

隨著王直集團實力的逐漸增強，大明王朝感到了極大的威脅，於是新的圍剿開始了。嘉靖三十二年，名將俞大猷奉命圍攻瀝港，大勝。而王直不得不再度率部突圍，逃往日本。兩次與政府的較量，讓走私集團元氣大傷，王直更是憤恨地對部下表示要與明朝鬥爭到底。

在日本站穩腳跟後，王直宣布稱王，先是自稱「凈海王」，後改稱「徽王」，儼然成了海外天子。為了報復政府軍，王直不惜花費巨資購買武器彈藥，還建造了龐大的軍艦，浩浩蕩蕩地殺向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區。鳥槍換大炮的走私集團讓「官軍莫敢攖其鋒」,他們「縱橫往來，如入無人之境」。

當時的浙江高層眼看抵擋不住王直的進攻，為了推卸責任，竟然謊稱「倭寇」來犯，矇騙皇帝，要求朝廷火速派兵增援。其實嘉靖年間政府口中所謂的「倭寇」，絕大多數都是中國商人和貧苦老百姓，日本人只佔很小一部分，並且還都是打工仔。政府之所以說沿海有倭寇之患，顯然是為了混淆視聽，遮掩其海禁政策給沿海經濟發展帶來的摧殘。連當時的司法部副部長也提到「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

別看政府稱王直集團為「寇賊」，可其在民間卻「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饋時鮮，或饋酒米，或獻子女」。政府反對的，反倒成了老百姓擁護的，老百姓用腳投票，來抗議政府的海禁政策。「三尺童子，亦視海盜如衣食父母，視軍門如世代仇讎」，誰能滿足老百姓的生存需要，老百姓就跟誰走。

明朝政府為剿滅王直集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可是越剿，「倭寇」越多，政府軍也由開始的優勢轉為了劣勢。只要海禁政策不取消，老百姓就得靠走私生存，商人就得靠此牟利。

王直深知這一點，不斷地通過各種渠道向政府傳遞信息，「他無所望，惟願進貢開市而已」。說白了，他根本就不想造反，僅僅希望政府能讓海上走私貿易合法化，自己能做一個合法商人。然而當時的浙江最高首腦對其「要挾官府，開港通市」的提議置若罔聞，政府與走私集團成為水火不容的死敵。

然而，在嘉靖三十五年，政府的態度開始發生改變，因為這一年，胡宗憲被任命為浙閩總督。在浙江官場摸爬滾打多年的老胡對浙江的「倭患」有著清醒認識，他認為，擒賊先擒王，只要能夠把王直擺平了，其他的走私商人就好對付了。

第二年，胡宗憲派手下到日本平戶島面見王直，並給他帶去一個好消息：王直的老母和妻兒已經從監獄中釋放出來，並得到妥善安置，生活過得不錯。王直很是驚喜，因為當初俞大猷在瀝港圍剿他時，由於時間倉促，他沒來得及把家人安全轉移，結果家人被投入大獄。如今他懸著的心才落了地。緊接著胡宗憲的說客又向王直保證，只要他肯放下武器回到祖國，將不接受任何司法審判，他的人身安全也可以確保。王直聽到這話，也有所動，對兩位使者大吐苦水：「我本非為亂，因俞總兵圖我，拘我家屬，遂絕歸路」，只要政府能夠放棄海禁政策，通貢互市，「願殺賊自效」。經過多次會談，王直最終同意接受招安。

嘉靖三十六年十月初，王直率領弟兄乘戰船從平戶來到舟山群島的岑港，準備登陸和胡宗憲進行談判。為了防止政府背信棄義、誘捕自己，王直提出要政府派一名人質作為談判條件。在要求得到滿足後，王直才率助手上岸，在官軍的護送下到達杭州。他受到了杭州老百姓的熱烈歡迎，盛況空前。一到總督府門口，胡宗憲出門相迎，對王直噓寒問暖。王直也非常感動。

在剛開始的日子裡，王直每天都在享受著好吃好喝好招待的日子。如此一來，王直徹底放鬆了警惕，以為政府很有招安的誠意。他哪裡知道，大禍馬上就要臨頭了。

雖說胡宗憲這位安徽老鄉是真心想招安王直，以此平定海患，可並不是所有人都跟他一個想法，浙江巡按使王本固就是其中之一。別看巡按使是個七品小官，可職小權大，相當於皇帝派到地方的欽差大臣，專門監督地方官員，可直接向皇帝彙報事情。王本固聽說胡宗憲要招降王直，大為不滿，心想官賊不兩立，要求胡宗憲將王直逮捕。皇帝派來的欽差得罪不起，於是在嘉靖三十七年，剛逍遙沒幾個月的王直就被送進了大獄。

這還不算，王本固還給嘉靖打了個小報告，說胡宗憲收受了王直數十萬兩白銀的賄賂，有勾結賊首之嫌，要求朝廷將王直斬首，同時查辦胡宗憲。而胡宗憲原打算力保王直，聽說此事後也大驚失色，深恐自己受到牽連，只好附和，同意斬殺王直。

王直的部下聽說首領被誘捕後，大罵朝廷背信棄義。為了給明政府一點顏色看，他們在浙江沿海到處出擊騷擾，跟官軍形成對峙局面，一時間，沿海一帶又被戰爭陰雲籠罩。眼見事態有擴大的危險，為了不激化矛盾，明政府決定先不斬殺王直，將其軟禁起來，並加以優待。

在獄中，王直還抱有一絲幻想，寫了份《自明疏》來表明心跡，說自己是「與人同利，為國捍邊，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希望能夠上呈嘉靖御覽。然而此時，他已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沒有哪位高官樂意聽他的辯白。

拖了兩年之後，屠刀還是架到了王直的脖子上，然而罪名不是「走私」，而是「叛國」。政府指責王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嘉靖三十九年隆冬，王直被斬殺於杭州。臨刑前，王直對胡宗憲慨嘆道：「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

他這句遺言不幸言中。其他大大小小的走私集團一見王直被斬殺，紛紛斷了尋求招安的念頭。一時間浙江、福建沿海一帶刀光血影，走私集團時不時就對政府部隊騷擾一番。「倭患」並沒有因為王直的死而有所平息，而是愈演愈烈，呈腥風血雨之勢。戚繼光、俞大猷等將領深陷「平倭」的漩渦中不能自拔。

讓人唏噓的是，王直死後七年，嘉靖駕崩，隆慶皇帝即位。福建省紀委書記上書要求「請開海禁」，這為當時正處於經濟崩潰邊緣的明朝政府提供了一根救命稻草。為增加財政收入，緩和社會矛盾，延續了近200年的海禁政策很快被廢止，明朝開始實行對外開放，史稱「隆慶開關」。隨著這一國策的出台，原來獲利幾十倍的走私貿易漸漸走向衰敗，許多商人重新回歸正常的私人貿易，「倭患」的規模也越來越小，最終消弭。

在許多歷史書籍中，一提到「倭寇」，便特指明朝騷擾中國沿海的日本海盜，抗倭鬥爭更是被大書特書，認為是在進行反抗外來侵略，戚繼光和俞大猷等人也被稱為民族英雄。

實際上，嘉靖年間的倭患，是明朝海禁政策造成的惡果。所謂「抗倭鬥爭」，不過是明朝政府海禁與民間反海禁的鬥爭，「倭寇」首領及成員絕大多數都是中國人，這些「倭寇」希冀於政府能夠開市通商，自由貿易。而明朝政府用所謂的「倭患」來掩蓋國策的失誤，不過是慣用的煙霧彈而已。

作為海禁政策的對抗者，海盜王直也算是一位徽商的代表人物。可惜他生不逢時，最終成了明朝海禁政策的犧牲品，背負了幾百年的歷史罵名，實在讓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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