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和平村」與抗戰時期日俘收容工作

圖:位於貴州鎮遠古城的和平村正門

湖南「和平村」與抗戰時期的日俘收容工作 原載《人民政協報》

抗戰爆發後，國共雙方都一致做出了優待戰俘的政策。1937年10月25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發布了處理俘虜的六條命令，後中共中央軍委等發布一系列指示，進一步闡明了中共俘虜政策的基本精神。抗戰期間，上述精神得到了充分體現，其中著名的例子是延安日本工農學校。

同樣，國民黨方面也設立兩個日本俘虜收容所。第一日本俘虜收容所在西安，主要收容在華北戰場俘虜的日本及其殖民地戰俘，後遷往寶雞，一些八路軍俘獲的日軍戰俘也轉送至此。第二日本俘虜收容所於1938年建於湖南常德鹽關，主要關押南方戰場上俘獲的日俘。後因日軍不斷進犯，遷往湖南辰溪排灣。武漢失守後，該所又於1938年12月遷到貴州省鎮遠縣，1944年11月更遷至重慶巴縣。國民政府軍政部第二日本俘虜收容所別名「和平村」，六年期間，先後關押日軍俘虜600多人。

「和平村」原為國民黨貴州第二模範監獄，位於鎮遠舞陽河南岸的西門街，東西寬77米，南北長83米，院牆高8米，佔地面積6421平方米，建築面積2382平方米，正門臨街，由前後院組成，整個圍牆用黃泥土壘砌。前院兩側坐北朝南的兩棟單坡層檐磚木結構平房為哨兵室、米庫等。辦公樓系一樓一底共7間磚木混合結構建築，設有辦公室、會客室、職員室和反戰同盟訓練班、研究班、新生班、女俘住宿等。辦公樓後面是大禮堂，上層主要是已改造好的反戰同盟盟員的卧室。後院設有病房、廚房、醫務室、食堂、崗樓、哨所等建築物。

1941年，在時任國民政府軍政部副部長周恩來(部長是陳誠)和軍政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等人的推動下，由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婦組織收容所中覺悟了的日軍戰俘成立「在華日本人反戰革命同盟會鎮遠和平村訓練班」(後改為「在華日本人反戰革命同盟會鎮遠和平村工作隊」)，到前線開展反戰宣傳，瓦解日軍士氣，為中國抗戰的勝利起到了積極的作用。1942年6月，第三廳派中共文化工作委員會特別支部書記康天順(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後改名大川，任《人民中國》總編輯)到鎮遠日俘所工作，任少校主任管理員。

第二俘虜收容所在鎮遠期間，康天順和管理人員堅持善待俘虜的原則，挖水井、修澡堂，建醫務室，帶領日俘上山挖野菜野果，下河游泳捕魚，同時讓日俘讀書看報，開展多種體育活動，豐富他們的文化生活，設法改善他們的伙食，還組織日俘到街市上去感受中國歷史中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包容性。當時，國際紅十字會派員專程到這裡考察，認為和平村優待俘虜，教育管理完善，俘虜的伙食比抗日前線中國士兵開得好，是人性化管理最好的收容所。在華日本人民反戰重慶總盟會負責人鹿地亘多次到鎮遠日俘所訪問，他被這裡的工作深深感動，撰寫《和平村——俘虜收容所訪問記》一書，將這裡的事實公之於眾。

管理人員用真情感化日俘、用事實說服日俘、用真理教育日俘的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絕大部分日俘思想上發生了根本變化。他們組成的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鎮遠和平村工作隊，工作隊員由少到多，最後發展到137名，占和平村日俘總人數近四分之一，他們編輯出版日文反戰刊物，宣傳和平思想、揭露戰爭罪行(甚至有3人在前線向日軍喊話時不幸犧牲)。

這些戰俘和中國人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戰後回到日本的反戰同盟會員絕大多數宣傳中日友好，成為日本各地堅持日中友好的骨幹。當時的和平村工作隊隊長長谷川敏三一直擔任日中友好事務局局長，20世紀80年代，曾三次率原反戰同盟隊員甚至妻室兒女回到鎮遠，他們把和平村稱為「再生之地」、「第二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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