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樂山

[題引]關於「抗戰時期的樂山」，前輩學人曾就某些專題進行過翔實的考證與周密的論述。拙文擬對抗戰時期樂山發生的重大事件，進行一次相對系統的梳理，宏觀地呈現抗戰時期樂山社會的歷史面貌；在隆重紀念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80周年之際，與讀者諸君共同來分享中華民族的偉大勝利，共同來重溫80年前樂山的苦難與輝煌，趟過歲月的河流，穿越時空隧道，一同去觸摸80年前這片土地的淚水與傷痕，一同去見證樂山人民為抗戰做出的巨大貢獻和為此付出的慘重代價。

一、戰前樂山

民國初年，即1912至1917年，樂山裁府置縣，隸屬於四川省都督府。袁世凱死後，四川脫離中央政權；到1918年，熊克武主政四川，實行「防區制」，將軍、政、財、稅權力全部下放給地方駐軍，形成軍閥割據的局面，使四川陷入長達18年的混戰與紛爭。在此期間，樂山先後為陳洪範、劉文輝和劉湘所據，縣長及以下各級官吏均由駐軍委派。

1935年2月，在國民政府強力推動下，劉湘接受四川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的任命，訓令各地「將往昔代管之一切政務，完全歸還四川省政府」。當年6月，四川完成行政上的統一。樂山作為省政府的派出機關，設立四川省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轄樂山、峨眉、犍為、馬邊、峨邊五縣，任命陳炳光為首任專員兼保安司令。

為了控制西南各省的地方勢力，分化川軍，1935年8至10月，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峨眉山開辦「軍官訓練團」，蔣介石自任團長，劉湘任副團長，陳誠任教育長，共訓練軍政人員（川滇黔諸省軍官上校以上、文官縣長以上）4000餘人。對統一西南軍政事務、打破四川軍閥割據局面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戰前的樂山堪稱「福地」，即便是在抗戰初期，樂山也是不可多得的世外桃源。「以大佛聞名於世的樂山城，原是一處得天獨厚的風景勝地。市容整潔，商業繁榮，物價低廉，生活安定，是個遠離戰火潛心學術的清靜福地」（武大學生楊靜遠）。「這個三角形的小城，兩面臨江，一面依山，出門一步，則如畫的江光，青蒼的嶺色，輪囷 [qūn] 的老樹，縹緲的雲煙，到處與你心目相接，城市山林之美，合而為一，在國內一切郡縣中確也少見」（武大教授蘇雪林）。

抗戰伊始，樂山便成為戰略後方，特別是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以後，樂山的政治與經濟地位更為凸顯。繼國民政府財政部鹽務總局內遷五通橋之後，中航公司重慶至樂山航線開通，民生公司重慶至樂山水上航線通航。1939年，重慶成為日軍轟炸的重要目標，蔣介石一度住進峨眉山官邸，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也曾移駐峨眉山洪椿坪。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經濟來源的主要渠道是：生產建設的發展、抗戰財政的維持、海外華僑的捐贈和國際組織的援助。在生產建設方面，通過內遷、擴建和新建,大後方的工業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壯大，到1944年，國統區工業規模已經超過了戰前水平。其中，遷樂或在樂山擴建、新建的廠礦包括：以樂山絲綢為原料的空軍保險傘廠，專業從事鹽化工產品研發的天津塘沽永利川廠，以紡織為主業的川康毛紡廠和上海美亞綢廠，以釀造而聞名的全華公司，以國民政府經濟部長翁文灝為董事長的嘉陽煤礦，號稱「境內首創」的嘉華水泥廠等等。這些內遷或新建的民族工業，為抗戰提供了大量的戰略物資和財政稅收。

1.武漢大學在樂山

武漢大學與西南聯大、中央大學、浙江大學是民國四大名校。抗戰以來，全國108所高校中，有82所遷往內地。其中、國立武漢大學、江蘇蠶絲專科學校遷往樂山，四川大學遷往峨眉山，國立中央技藝專科學校創建於樂山任家壩，復性書院創辦於樂山烏尤寺。這些院校的遷入或創辦，給閉塞的樂山帶來了新鮮空氣，對樂山的政治、經濟、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特別是武漢大學，從1938年4月至1946年6月，8年期間，不僅培養了一大批科技人才、推出了一系列學術成果，而且為樂山的文化繁榮和社會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武大樂山時期，教師不問出身、派別，兼容並包，自由講學，學術至上，不拘一格，先後有葉聖陶、朱東潤、朱光潛、錢穆等100多位知名教授在此講學。當時的樂山，街邊一個小吃攤前，哪怕是個看似不起眼瘦小老頭，說不定就是一位學界大師。

武大在樂山的歲月，正值中華民族苦難深重的非常時期，物資奇缺，生活艱苦，以至於「校長養豬」、「教授種菜」。因為貧病和戰亂， 樂山8年，武大師生共計死亡112人，其中，教授8人、學生85人、工友12人、家屬7人。

國難深重，前方將士效命疆場，後方教授盡瘁於講壇。儘管生活艱苦，條件簡陋，武大學人仍孜孜以求，以生命換學問，奉獻了一系列學術成果。如：中國病毒學研究創始人高尚蔭在大渡河畔發現瀕臨絕跡、古老而珍稀的腔腸動物——中華桃花水母；現代傳記文學開拓者朱東潤在樂山寫成《張居正傳》，被譽為「二十世紀四大傳記之一」；史學家吳其昌嘔心瀝血寫下180萬字的文史著作，最終積勞成疾，病死在樂山；武大校醫董道蘊等人，查明當時流行於樂山的地方病，系食鹽中氯化鋇中毒所致，並指導該校化學系學生彭少逸提煉出馬前子鹼，製成藥劑醫治，徹底根除了困擾樂山人多年的頑症……

武大對樂山的貢獻不勝枚舉，其影響持久而深遠。武大在樂山時期，先後成立了「抗戰問題研究會」和「岷江讀書社」等社團組織，定期和不定期地開展活動，以研討會、歌詠會、公益演出和壁報、漫畫等形式，從城區到縣、鄉，向樂山民眾廣泛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活動，特別是每年的「七.七事變」、「九.一八事變」紀念日，都會掀起「團結抗日、共御外辱」的宣傳高潮，這對於樂山民眾同仇敵愾、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的時代洪流起到了極好的推動作用。

教育方面，1938年4月，武大遷樂之初，在校的樂山籍學生僅僅1名，當年9月新招了5名樂山籍學生，以後逐年遞增，到1946年，樂山籍學生已達30多名。這些有幸入讀武大的樂山籍學生，後來大多成為相關領域的棟樑之才。大批的教授、講師、助教在樂山的中小學兼課，既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條件，也極大地提升了相關學校的教學水平。武大創辦的附設中學，在解決教職工子女入學問題的同時，樂山本地的孩子也受益頗多。1946年6月，武大遷離樂山時，還將附中的校舍和部分教材、儀器贈予樂山，一批講師、助教、和技工也留在了樂山。

武大在樂山期間，先後六次舉辦科技展覽，以其豐富的內容、生動的形式，有效地提升了樂山民眾的科技素質，拓寬了眼界，增長了知識。如1942年10月的「科學展覽會」，包括理化、生物、機械、 電機、礦冶、土木建築六個部分，由幾十名師生分別講解，答疑解惑，演示各種儀器的使用方法，吸引了數萬民眾前來觀展。又如1943年10月舉行的「擴大科學展覽會」，將理學院、工學院的實驗室和實習工廠全部向民眾開放。當人們通過無線電親耳聽到千里之外的聲音時，個個奔走相告；當人們親眼看到工廠內各種先進設備時，無不嘖嘖稱奇。

除了承擔國民政府交辦的科研課題，武大還積極與地方協作，對樂山的基礎建設和工礦企業給與了大量的技術支持。如修建樂西公路時參與調查地質情況，首創「級配石子路面」施工技術，設計大渡河上專用的汽車渡船；又如，為永利化工公司配製電機，以電力汲鹵取代牛力汲鹵，極大地提高了鹽業生產的工效。

武大西遷，使樂山這座偏居西南一隅的小城，成為抗戰時期的人文淵藪和科學重鎮。其間，樂山舉辦音樂會多場，運動會數屆，書畫展50餘次；新增電影院5家，印刷廠21家，救亡團體5個，期刊、報社8家，成立了記者公會和記者聯誼會。樂山的教育、科技和文化事業得以促進，樂山的城市化進程得以提速，樂山的風氣為之一新。

2.故宮文物存安谷

「九.一八」事變後，鑒於當年八國聯軍洗劫紫禁城的歷史教訓，國民政府力排眾議，批准將故宮文物的精華部分南遷上海，隨後又轉運至南京。「七.七」事變後，北京、上海相繼淪陷，南京岌岌可危，故宮文物再分三路向西轉移。在最後一批文物運出南京僅僅5天，日軍進城，開始了長達40多天的血腥屠殺。

西遷文物分北、中、南三路。北路經徐州、鄭州、寶雞、成都，運抵樂山峨眉，存放於大佛殿和武廟，共7287箱；中路經漢口、宜昌、重慶、宜賓，運抵樂山安谷，存放於六姓宗祠，共9331箱；南路經桂林、貴陽、運存於巴縣。

中路文物在三路之中數量最多，由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科長（後改任故宮博物院樂山辦事處主任）歐陽道達主持押運，經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等人多番考察，最終決定存放於樂山安谷。

歐陽道達聘請安谷鄉鄉長兼袍哥大爺劉釗為顧問，協助對選作文物庫房的古佛寺和宋氏、趙氏、易氏、梁氏、陳氏、朱潘劉三氏宗祠進行維修，疏浚漕口，整治河道，搬運文物。其間，樂山縣政府也給予了有力的支持和幫助。

中路文物由重慶分批運到宜賓後，沿岷江溯流而上至樂山，再由輪船轉至木船，溯大渡河拉縴進入安谷碼頭，雇請民工搬運至庫房。從1939年4至9月，耗時近半年，歷盡艱辛。「8.19」大轟炸時，歐陽道達正在府街樂安旅社，險遭不幸。好在當天運文物的輪船到樂山時，敵機已去，轉運的木船也都在河灣，沒有受損。

文物轉運和存放於安谷期間，除了軍隊全程護衛和管理人員嚴格管理之外，還雇請了不少當地工匠打雜協助，如維修庫房、翻曬文物、炊事保潔等。

故宮文物存放樂山的時間，從1939年7月第一批運達至1947年3月最後一批運出，共計7年又8個月。在此期間，無一遺失，無一損壞。國民政府為旌表此功，分別向安谷宗祠頒贈「功侔魯壁」的牌匾，意思是：樂山人民保護故宮文物的功勞，可與當年山東孔府夾牆藏經相媲美。

3.創辦「復性書院」

1939年，為保存與弘揚傳統文化，「養成知類通達之才，以為振民育德之助」，「繼絕學，廣教化」，國民政府特聘馬一浮先生在樂山烏尤寺創辦復性書院。

馬一浮（1883—1967），浙江紹興人，自幼熟讀「四書」、「五經」，青年時曾遊學日、美，精通法、英、德、日等多種語言，學貫中西，對宋明理學造詣尤深。回國後，拒受北大教授之聘，避居杭州陋室，「探萬象之真詮，求濟世之良術」，成為現代大儒，蜚聲學界，被梁漱溟譽為「千年國粹，一代儒宗」。抗戰爆發後，馬一浮應聘講學於浙江大學。1939年初，熊十力、謝無量、沈尹默、壽景偉等著名學者聯名提議，創辦一所研究國學的書院，並推薦馬一浮主持，得到國民政府教育部長陳立夫、蔣介石幕僚陳佈雷、行政院長孔祥熙等人的一致贊同，隨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親自出面，恭請馬一浮擔當此任。馬一浮歷來不願與官府有交集，但考慮到可藉此機會弘揚他視為「無上之家珍」的經術義理，最終應承創辦書院並主持講學。

經考察，馬一浮決定將書院辦在四川樂山烏尤寺，書院冠以「復性」之名，是希望通過書院講習儒學義理，恢復人們已經失去的心性。按照馬一浮當初提出的條件，書院作為純學術的研究機構，不參加任何政治運動，不列入現行教育系統，不接受教育部領導；除春秋祭奠孔子外，不舉行任何儀式。國民政府「始終以賓禮相待」，劃撥開辦費３萬元、每月經費３千元，財政部還另撥了基金10萬元。

復性書院從1939年9月15日在烏尤寺開講，到1941年5月25日停課，前後共講學一年零八個月。報名參學者800餘人，最終錄取的授業學生不足30，另有近10名旁聽生（烏尤寺主持遍能法師、樂山縣立中學教師杜道生等人曾參與旁聽）。其間，除馬一浮擔任主講外，沈敬仲、王培德、張立民、烏以風、劉學嘏等人參與管理，沈尹默、壽景偉、熊十力、張頤、趙熙、謝無量、賀昌群、黃建中等人被聘為講座，熊十力被聘為住院講座。因辦學理念的分歧，熊十力與賀昌群不久便離開了書院。

復性書院原計劃以講學與刻書並重，停講以後，便以刻書為主。1946年5月，馬一浮離開了居住六年的烏尤寺，回到杭州，復性書院也一併遷走。1948年秋，由於國民政府經濟崩潰，復性書院宣告結束。

4.建設「樂西公路」

1938年冬，日軍攻克武漢以後，粵漢鐵路被切斷，沿海港口被封鎖，滇緬公路成為最重要的國際通道。當時，昆明至西昌、成都至樂山的公路均已建成，唯西昌至樂山之間無路可通，外援的物資需繞道貴州才能運抵成都轉至各戰區。為此，國民政府決定，搶通樂山至西昌的公路。

1939年4月，交通部奉令勘測籌備；8月，在樂山成立樂西公路工程處（辦公地點設在城區陝西街），先後從四川省的樂山、夾江、峨眉、犍為等19個縣及西康省的漢源、滎經、西昌等17縣，徵調民工10萬人（「不特徵及老弱，婦人背負嬰孩亦被徵調」）。時任交通部公路管理處處長趙祖康任工程處處長兼任施工總隊長。由於戰事緊急，蔣介石先後下達7次口諭和手令，敦促加緊工程進度。

樂西公路起自樂山城北，跨青衣江，經峨眉、龍池，再循大渡河經金口河、繞越蓑衣嶺，至岩窩溝，入西康省，偏西南行抵富林（漢源縣），沿大渡河至石棉；繼續南行經冕寧、瀘沽等，止於西昌城郊。其終點與西祥公路（西昌至祥雲）銜接，全程525公里。

樂山承擔的路段，從樂山城區王浩兒經峨眉到峨邊縣新場的79公里，即第一總段，約佔全程的七分之一，先後徵調近4萬餘民工參與築路。第一總段沿明初建昌驛道拓寬而成，並新建了長約100米的蘇稽混凝土橋和長約60米的龍池石橋，進展較快。其間，樂山的工程技術人員與武大教授合作，首創了「級配石子路面」的砂石鋪路技術。

樂西公路分三期進行。第一期，即「打通期」，開闢路基毛坯，從1939年9月至1941年1月；全線打通後試通車，走走停停近半個月，行車累計36小時又40分鐘。第二期，即「暢通期」，鋪路面、架橋樑、加寬路基、降低坡度，自1941年1月至9月。第三期，即「掃尾期」，配套建設，至1942年1月全線竣工。

樂西公路被稱為「血肉築成的長路」，是史上最悲壯的工程。資料顯示，從1939年9月動工，至1941年8月全線通車，由於缺糧、疲勞、疾病、工傷等原因，死亡民工達4000餘人，傷亡最嚴重的路段是險峻陡峭的蓑衣嶺和岩窩溝，僅為打通岩窩溝7公里路段就有1400多人喪生，平均5米死掉一人。有的是腰繫繩索縋崖鑿壁而墜亡，有的因爆破堅岩被炸死炸傷，加上山高路遠，天寒地凍，民工眾多，饑寒交迫，後勤保障難以為繼，「藍縷開疆，移山填壤」，「喪身異域，埋骨他鄉」。

5.「8.19」大轟炸

抗戰期間，樂山曾遭遇日軍四次轟炸，分別是：1939年8月19日、1940年4月12日、1941年8月23日和1944年11月27日。還有一次未遂轟炸，即1940年7月5日，樂山城因被大霧籠罩而逃過一劫。四次轟炸中，「8.19轟炸」最為慘烈，36架日機向樂山城投彈200餘枚，炸毀街道12條、房屋3100餘戶，炸死838人、炸傷600餘人；此外，「8.23」轟炸也損失慘重，14架日機轟炸樂山城及蘇稽鎮，共投彈116枚，炸死82人，炸傷171人。其餘的兩次，炸彈都投在了荒山或野外，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一） 「8.19」轟炸的經過

1939年8月19日上午11時許，樂山接到情報稱：日機已飛至南川、綦江，有向川南飛行趨勢，按例拉響防空警報。自從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以來，這樣的警報幾乎每天都會在樂山響起，大家已經習以為常，見慣不驚。從經驗上判斷，樂山既不是軍事重鎮，也不是政治中心，不可能成為轟炸目標。當時的樂山幾乎沒有防空設施。所以，警報雖響，街面上卻一如既往，風平浪靜。做生意的、辦差事的、逛大街的、泡茶館的，該幹啥的還幹啥。

12時20分，消息傳來：日機已抵達富順。富順與樂山僅咫尺之遙，這才發出緊急警報。這時的人們部分開始疏散躲藏。幾分鐘後，一駕偵察機從大佛方向飛過來，盤旋一周後，沿銅河飛往峨眉去了。緊接著，一大群銀白色敵機從南飛來，3架一組，3組一隊，共計36架。先是「品」字形排列，臨到城區上空時，變成「一」字飛行，飛機上的太陽旗清晰可見。

日機在城區投下炸彈和燒夷彈200餘枚，並向人員密集的街巷及河灘低飛掃射。從大佛沱沿蕭公嘴、迎春門一帶的繁華街市，彈如雨下。頓時間，炸聲如雷，血肉橫飛，硝煙瀰漫，火光衝天，樂山城瞬間成為一片火海。幾分鐘後，機群飛向峨眉，而後轉向夾江甘江鋪，再經樂山飛往榮縣方向。緊隨其後，一架日機在樂山城上空低飛盤旋，拍照後離去。

（二）「8.19」轟炸的慘狀

「8.19」大轟炸，全城房屋被炸一半，12條精華街道被摧毀，1000多人被炸死炸傷，49家成絕戶，軍警團及壯丁隊、消防隊亦有傷亡，萬餘人無家可歸。

下午4點以後，警報解除。幸免於難的人們陸續從躲藏的地方出來，或從城外回來，在已成廢墟的街巷中奔來涌去，喊爹覓娘，悲呼號叫。劫後的街巷如人間地獄：有的人手腳被炸斷，爬不起，走不動，活等燒死；有的人被炸破肚腹，腸子拖地，輾轉呻吟；有的人被壓在磚石下面，呼喊救命；有的人頭破血流，猛呼奔跑。公園和街口的樹枝、電杆上，掛著血淋淋的殘肢和肉片。不少被困於大火的人們，跳進水缸被活活煮死；在一處私家防空洞內，全家六人被悶塞而死，抬出的屍體，衣服和胸部全被抓爛。

大轟炸後第三日，樂山縣政府召集人夫開始挖屍，用滑桿抬到城外掩埋。屍體有整個的，有半截的，有僅剩一條大腿、一隻臂膀的，有頭顱燒去、身體尚全的，有四肢皆無、僅剩腹部一段的，有焦黑皮膚綻出紅肉的，有腸子拖在肚子外碧血直流的，奇形怪狀，慘不忍睹。那比較完整的屍體，都舞手紮腳，咬牙睜眼，表示臨死前一剎那尚在掙扎求生和忍受慘酷痛苦的烹煎直到最後的姿態。

大轟炸還造成不少的民眾因傷致殘，有的還因遭受刺激而神經失常。在清掃以後的街面上，人們常見一婦女披頭散髮、目光獃滯，緊抱一枕頭，沿街嘶喊：「日本飛機，還我的娃咡！」據知情人講，日機轟炸時，這位婦女慌亂之中把床上的枕頭抱起就跑，後來發現抱錯了，想回去救孩子，為時已晚，從此便瘋了。

（三）樂山何以成為轟炸目標

「8.19」以來，樂山多次成為日軍轟炸的目標，原因有二。其一：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日軍調整侵華的作戰方針，停止對中國各地的大規模軍事進攻，轉而對我國內地大、中城市進行空中轟炸；其二：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樂山成為了戰略大後方和政治副中心。在此期間，大批的食鹽、糧食、水泥、燃煤等戰略物資從樂山輸出，國民政府不少要員頻也繁往來於樂山、峨眉。如：1939年7月，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乘水上飛機自重慶飛樂山（雖為家事，但在日本間諜眼中卻非同尋常）；8月，國民革命軍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到峨眉山謁見林森；與此同時，林森還在峨眉山會見蘇聯大使，約請和尚舉辦佛事，超度抗日陣亡將士。日軍據此可以斷定：樂山是繼重慶之後準備西遷的都城，如《日日新聞》報道所云：「嘉定（樂山）被認為是繼重慶之後，國民政府的最後避難地，是加緊遷都準備之所。此次嘉定轟炸與之前的成都轟炸同樣，是表明我軍決不讓已在四川無處容身的蔣介石從我猛鷲的羽翼下逃脫之決心的戰役。」不過，此番說辭也許是日軍實行無差別轟炸的一個借口，因為迄今沒有證據表明國民政府曾經有過遷都樂山的打算。

三.樂山對抗戰的貢獻

1.文化、教育的避難所

抗戰期間，武漢大學、中央技專等院校遷入或創辦於樂山，故宮文物在樂山、峨眉得到妥善保存，徐悲鴻、張大千等著名畫家在樂山、峨眉山採風、寫生或舉辦畫展。同李庄一樣，在國難時期，樂山為學者們安置了一張張平靜的書桌，給抗戰時中國人文科學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養分，是中國文化的折射點、民族精神的涵養地。

2.為前線輸送了大量兵源

抗戰期間，樂山共徵兵近10萬人，佔全省總數（261萬）近4%。其中，樂山縣、犍為縣分別徵兵2萬多，夾江縣、峨眉縣分別徵兵1萬餘，井研縣徵兵佔全縣男性總數13%，為全國各縣平均數之5至6倍。

3.在抗日前線建奇功

樂山籍將軍王陵基率領國軍第30集團軍數萬將士（其中大量是樂山籍官兵），在江西和湖南一帶抗擊日軍，先後參加三次長沙會戰，屢敗屢戰，不屈不撓。在贛北萬家嶺阻擊戰中，擊斃日軍師團長本間雅晴中將，擊退敵人正面進攻，受到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傳令嘉獎。

峨眉籍共產黨人何克希，組建江南抗日義勇軍，在延陵伏擊日軍，殲敵近百人；在黃土塘反「掃蕩」戰鬥中，重挫日軍進攻；奔襲寧滬鐵路滸墅關車站，全殲守敵；夜襲上海虹橋機場，炸毀4架敵機；在太倉縣的戰鬥中，更是創造了「一日三敗日偽軍」的奇蹟。

4、在文化領域扛大旗

樂山籍文化巨將郭沫若，拋妻別雛，漂洋過海，從日本趕回抗日一線，全力投入民眾發動的工作，出任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負責人、《救亡日報》社社長，撰寫抗戰檄文，發表救亡演講；奔赴各大戰區，慰問前線將士；指導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通過演劇隊、宣傳隊、放映隊、孩子劇團，把文化的觸角伸到戰區，伸到後方，伸到前線，伸到敵後，伸向各個角落。被周恩來譽為「保衛祖國戰爭中的一支號角」。

5.用生命築就樂西路

樂山、峨眉、井研、犍為和峨邊各縣的數萬民工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憑著十分簡陋的工具，用雙手和肩膀開山辟路，築成了抗戰生命通道樂西路（樂山至峨邊段）79公里。築路期間，「疾病相侵，瘴嵐為災。或失足於縣崖，粉身碎骨；或冒露於炮火，血肉橫飛」，568名民工死在工地。

6.保障戰時經濟的正常運轉

遷樂或新建的空軍保險傘廠、塘沽永利川廠，川康毛紡廠、上海美亞綢廠、全華公司、嘉陽煤礦、嘉華水泥廠及本地原有的犍樂鹽場、嘉樂紙廠等廠礦，為抗戰提供了大量戰略物資和稅收，保障了戰時經濟的正常運轉。與此同時，在抗戰最為艱難的時期，樂山各界慷慨解囊，獻金救國，共計捐款627多萬元，超過了鹽都自貢市。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