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燈：鄉村圖景，一個光鮮時代的刺目標本

黃燈 湖南汨羅人。現任教於廣東金融學院。主要從事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業餘寫作隨筆。

黃燈曾讀博士的中山大學對面，是熙攘的針織小商品市場。在悶熱又潮濕的廣州，城市中有像黃燈這樣聽著英文歌望著窗外樹影舞動的讀書人，也有為百多塊錢不辭奔波的打工者。城市總將後者藏在暗處，但在處於轉型期的中國，這兩處中的人經不了幾番兜轉就能以「親人」關係連在一起。

黃燈和這個時代的很多人共享著一條靠知識逃離鄉村的生命軌跡。2016年春節，《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經新媒體演變成一個公共傳播事件，黃燈筆下的豐三村引發了全國鄉村話題大討論。此時，距離2002年她初入中大已有14年，十多年間她持續思考著親人命運如何在城鄉間的起伏，又如何關聯著時代進程。

《大地上的親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作者：黃燈，版本：理想國/台海出版社 2017年3月

遠離鄉村後，黃燈作為短暫身份上的城市人，向永久文化上的鄉下人的回望、致意。這樣的寫作因難以割離自我而糾結，又因戳中轉型期社會和幾代國人城鄉遷徙的痛點而格外刺眼。黃燈至今對此執著，《大地上的親人》因此而生。

直面親人故事 他們的命運是我的另一種可能

作為整個家族唯一獲得高學歷的人，若沒在2002年南下攻讀博士，黃燈的生命軌跡遠要比拿到學位、順利畢業複雜、沉重得多。上世紀90年代後期，城市裡，大批國企工人紛紛下崗；在農村，無論老小，越來越多的人義無反顧地為生存湧入城市。

當黃燈在知識的包裹下不斷地靠近「精英」，遠離「底層」，生活則以超越概念的真實面相延伸在廣州的每個角落。比黃燈小一歲的表妹，可能在工廠外擺攤販賣最廉價的內衣和襪子；常年淹沒在她記憶中的叔叔，則在為明天的早餐憂心忡忡。

黃燈知道他們的存在。父母早就為了告誡而告訴她，故鄉的很多親人蝸居在城中村，離中大並不太遠，有些親人賭博、吸毒，要劃清界限。直到當年中秋節堂弟的突然拜訪之前，這條界限一直安然劃在黃燈心底。

「你第一次在廣州過節，一個人太冷清」，不到十四歲就來廣州打工，當年也不到十九歲的堂弟說罷，來不及一起去食堂吃頓飯就匆匆趕回工地。中秋夜，感動之餘，黃燈隱隱感到自己曾竭力營構的優越感正轟然垮掉。多年逃離故鄉的打拚，「眾多親人不體面的容顏，在城市的傲慢和學院的高深中，被我塗抹成模模糊糊的背景」，黃燈的自我審視悄然出現，「這是我內心深處最大的隱秘」。

在城鄉單向流動加劇的二三十年間，孤身逃離親人、故鄉的讀書人何其多。在這條精英化的個人路線中，逃離故鄉是起點，遠離親人是塑造精英感覺的開端，而直面親人帶來的刺痛感則多是暗中的糾結，少有人公開坦誠。決心直面這般隱秘的黃燈索性再往前走一步：她要書寫隱匿在城市中的親人們，扒開很多中國「城裡人」心中關於「親人」的痛感與真相。

可提起筆，決絕的黃燈卻害怕起來，怕不由自主的優越感會凌駕於他們的講述之上，怕這些人生故事被一個知識人的文字輕佻地包裝變成他者的故事。例如，如何不帶傷害、冒犯地講述一個有吸毒經歷的親人的故事？對在深圳賺了錢和一直在生存困境中掙扎的兩類親人，如何以人格上的平等地呈現他們的生存境遇？

和社會學、人類學的調查報告不同，黃燈的文字浸潤著主觀情感、共同經驗和切膚的體恤，親人們的生存肌理、內心隱秘以直接甚至觸目的方式呈現。「我把自己打爛了揉進去」，黃燈說，「審視親人也是審視自己，寫他們的命運就是寫我的命運，就是寫我自己的另一種可能」。

書寫村莊肌理 我希望人們能了解另一個世界

三個村莊的不同面向：禁止賭博的宣傳語、秀美的小河和被廢棄的房子。

另一種可能，是那個倘若沒有讀書，此刻正活在村子裡的黃燈。儘管在廣州已經生活了十四年，黃燈自認是一個「永久意義上的鄉下人」。她人生的底色由外婆、外公生活的隘口村滋養，「閉上眼睛，我可以說出村裡的每一條岔道，感知村莊的每一棵果樹」。

筆下的親人，也都活在具體的村莊里。除了隘口村，《大地上的親人》還講述了丈夫的老家豐三村和她的出生地鳳形村。黃燈試圖把三個村莊中親人們的生存境遇寫成觀照轉型期中國農民整體命運的個案。個案雖小，卻足以把對「全球一體化」、「信息化」等大詞習以為常的中國人一下子拉進一幕幕揪心的村莊悲喜劇，直面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村的衰敗和農村人為之付出的代價。它那樣龐大，又那樣綿密地扎進生活細處。

黃燈用「氣息」「肌理」描述村莊，每個村莊就是一個生命體。這些生命體在上世紀90年代仍完整得滋養著村裡人。但從90年代到2006年之間，隨著中國城鄉進入現代化轉型，「買碼」、吸毒、出軌讓村裡風氣大變。近些年，只有隘口村因傳統文化恢復才稍得喘息。

「我說的傳統文化，是祖輩傳下來的日常生活倫理，比如小孩子要敬重老人」，黃燈解釋。她說到書中收錄一張兒子和大伯的合照，「我一直擔心，兒子長大後，對他的伯伯會沒有多大的情感」。這樣的照片很多中國家庭都有，對於照片中那些出生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後的年輕一代，它如今更像一張勾勒著「親人」模糊面龐的冰冷族譜。更觸目驚心的，是現代化進程中中國農村的經濟凋敝、價值失范和人心荒蕪。

黃燈不是「三農」專家，面對社會轉型滲入村莊後的諸多複雜問題，她難以在書中給出什麼結論。她要做的是拋出問題，發起開放的對話。「30年來，中國人的價值觀通過生活的教育被徹底地改變了，說直白點，生活讓我們明白要去看錢」，黃燈一直有一個追問：以前說「先富帶動後富」，但當廣大的農村越來越被抽空，先富了的人們現在在做什麼呢？

「我身邊有中產階層的朋友，他們的生活邏輯是住進中產階級小區、寒暑假旅行、給孩子買學區房，我很希望他們願意去了解另一個世界」，黃燈說，「我特別渴望中國的中產階級不要稍不順心就想著移民，移民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你可以走，但你的親人還在」。

突破精神困境 這才是我最真實的學術表達

《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是一直渴望書寫親人的黃燈一次偶然的出場。文章被熱轉後，她收到不同的反饋包括質疑：販賣悲情、村子沒有普遍性等，甚至連寫作動機都被質疑。這些沒有影響她之後的寫作，「我怎麼理解這個世界，就怎麼表述這個世界，我不會因為有人質疑而改變自己的初衷」。

一年後，她以《大地上的親人》做了回應。黃燈引用七十年前費孝通在《內地的農村》中的話，「寧可因求真相而犧牲普遍性」，以期實地研究工作能「挽回現在風行的空談和官僚性閉門造數字的空氣」；對三個村莊不同狀貌、親人們多種生存境遇的呈現，則希望以更完整的面相衝淡當下社會對「悲情」作為一種噱頭的執念。

同樣在今年春，以黃燈的文章為引，大批「返鄉筆記體」在新媒體上霸佔著年節期間國人的眼球。從農村走出的讀書人從各自的學理角度、以參差在感性、理性之間的種種表述，試圖呈現中國農村的「真相」。在黃燈看來，並非自己的文章促發了這個文化現象，而是現實問題在倒逼著人們講出真相併尋求改善路徑。

越來越多的讀書人在這個過程中開始面對黃燈在十幾年中不斷問自己的問題：一個走出鄉村、走入學院的中國當代讀書人、知識分子，要如何在學術幻覺、知識規訓以及城市視角之下，直面親人和自己，要如何在轉型期中國城鄉對立導致的精神困境中自處，進而找到救贖之路？

講述親人的故事和遭遇就是黃燈「救贖內心」的開始。因眼光轉向，她的心靈重獲活力。當這些普通村莊里親人們的故事無法變成電影，也不會進入新聞調查欄目時，她用非虛構的方式進行刺眼的鄉村書寫，並以此與同呼吸、共命運的親人建起精神上的關係。

「寫這些對我來說並不難，但我很看重它」，黃燈說，自己是學院派中一個特別的人，博士論文和博士後報告都沒有出書，《大地上的親人》也不算學術成果，「可是，它才是我最真實的學術表達，是我以學術理解這個社會的方式」。

當這個時代的主流敘事以宏大的視角忽視著親人們在大地上所鬱積的不幸和悲傷、抗爭和堅忍，「我感覺到凸顯真相的必要」，黃燈內心越發有無法遏制的衝動，「要以他們為模本，拋棄掉所有成規定見，將他們製作成光鮮時代的刺目標本」。（文/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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