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員從什麼時候開始自稱「奴才」？

馮翊按|

歷史學者祁美琴曾通過梳理滿洲早期文獻，認為清代官員的「奴才」稱謂，並非滿洲舊俗之遺留。在皇太極治下的滿洲政權，「君臣」語境中，奴才並無一席之地。

然而有清一代，「奴才」稱謂的確存在，那麼這一官員自稱從何時開始呢？祁美琴認為，從康熙朝開始，而且是伴隨著奏摺這一文書形式的使用而出現的。

值得一提的是，祁美琴還指出，「從小養育宮中、與康熙帝具有養子名分的八旗大臣，是最早使用「奴才」稱謂的群體」，這些「奴才」稱謂的背後，隱含著君父的親情，意在強調他們與皇帝之間特殊的「依附」關係。

以下內容摘自祁美琴發表在《清史研究》2011年第4期上的一篇文章，原題為《清代君臣語境下「奴才」稱謂的使用及其意義》，現摘錄其中的第二節發布。

全文約3000字，讀完約需4分鐘。

正文

作者=祁美琴（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 來源=《清史研究》2011年第4期

順治初年，清定鼎中原，建立起全國範圍的統治，但是由於國家權力主要掌握在以攝政王多爾袞為首的滿洲親貴手中，順治帝的皇權和在君臣關係中的「至尊」地位並沒有隨著清廷的成長而相應的發育和發展，加之清初為儘快適應統治的需要，除與多爾袞有關的稱謂有所變化外，在機構、官職、稱謂等方面多承明制，並未見在君臣稱謂上有特殊的要求或現象。

根據目前的史料遺存所見，君臣語境下的「奴才」稱謂的出現是從康熙帝開始的，而且是伴隨著奏摺這一文書形式的使用而出現的。

雖然學界對奏摺出現於何時仍有爭議，但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從康熙帝親政開始，這一帶有「私密」特徵的君臣處理政務的文書形式就出現了。《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的編譯者認為:

從現存奏摺來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最早的滿文奏摺原件為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庫郎中尚吉圖的奏事摺子……據此可知，至遲在康熙十二年已有滿文奏摺的存在，進而說明滿文奏摺文書的使用早於漢文奏摺文書……同時又可以斷言，奏摺文書產生的時間早於康熙十二年。

如果這一結論成立的話，不僅證明奏摺出現的時間，同時說明摺子的使用最早是從皇帝的滿族近臣開始的。隨著使用範圍的擴大，才逐漸擴展到所有八旗官員以及漢大臣，而督撫使用密摺奏事，或許更晚一些。

清代奏摺，依其內容，可區分為奏事折、請安折、謝恩折、慶賀折四種，不同的奏摺所用的紙張質地、顏色和外面的裝璜等也有區別。奏摺從一開始就是機密文書，由皇帝和具折官員共同嚴守秘密。皇帝要求臣僚親手書折，不要因為字寫得不好而請屬下代筆。現存最早的奏摺是內庫郎中尚吉圖於康熙十二年的奏摺，以「臣尚吉圖謹奏」行文，隨後的九門提督費揚古的摺子亦以「臣等」自謂，說明此時即使在君臣之間私密信函的往來和奏對中，大臣也尚無「奴才」自稱。從現存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中，我們看到的最早開始於君臣語境下使用「奴才」自稱的時間是康熙二十九年，具折人是山東巡撫佛倫。

該折的相關行文為:

巡撫臣佛倫謹奏: 聖主降旨: 朕體安。欽此。奴才不勝欣忭……臣自幼荷蒙聖主養育之重恩，何敢少［稍］懷私念，而誆皇父。

此前所見佛倫數折，均以「臣」自謂，此後的奏摺，雖有間用「臣」的情況，全文則基本上以「奴才」自稱。從佛倫開始，即從康熙二十九年至五十年間，奏事官員的自稱可以分為三種情況:

1、相繼出現在現存康熙朝滿文檔案中的滿洲大臣如山東巡撫佛倫、兩江總督傅拉塔、兩江總督阿山、大學士伊桑阿、西安將軍博霽、陝西巡撫鄂海、甘肅巡撫齊世武、武英殿總監赫世亨、步軍統領托和齊、杭州織造孫文成、侍郎赫壽、內閣侍讀學士和素、甘肅巡撫樂拜、西安將軍席柱等人，是較早在奏事時以「奴才」自謂的大臣。

2、康熙三十四年以後出現在檔案中的漢軍大臣如兩江總督范承勛( 鑲黃旗漢軍人) 、閩浙總督郭世隆( 鑲紅旗漢軍人) ，奏事時均以「臣」自謂。

3、稱謂在期間發生變化的，即開始奏事時自稱「臣」，隨後或數年後改稱「奴才」。如山東巡撫王國昌( 正白旗漢軍) 三十五年稱臣，至四十二年亦稱奴才；陝西巡撫華顯( 覺羅，正紅旗滿洲人) 始稱臣，後亦兩者均有，四十年後，多稱「奴才」；都統滿丕( 正藍旗滿洲人) 始以「臣」謂，出任廣東巡撫後，則稱「奴才」。

從以上提供的信息看，較早在奏摺中自稱「奴才」的佛倫、傅拉塔、阿山、華顯、博霽、席柱、托和齊等人，以出身上三旗者為多，但並不限於上三旗，而主要是一些與皇帝有特殊關係的滿洲大臣。如:佛倫( 舒穆祿氏，正白旗滿洲人) 曾謂:「奴才何人斯，萬歲主養育奴才……奴才心切，曾想奮勇前往叩見皇父，奏陳奴才肺腑之言……今見此皇上聖諭，不敢褻瀆。惟渴念皇父而哭死耳。」「誠有邊警，老奴才必行之徹底，以報皇父之重愛。」

傅拉塔( 伊爾根覺羅氏，鑲黃旗滿洲人) 曾謂: 「幼年疊蒙聖主無垠奇恩」， 「奴才以何顏面依賴皇父」。阿山( 伊拉哩氏，鑲藍旗滿洲人) 曾謂: 「奴才一身，皆系皇上養育成人，實非他人可比。」又說「奴才乃家生子，隨時為皇上驅使。」華顯( 覺羅，正紅旗滿洲人) 曾謂: 「奴才本一庸弱之人，蒙聖主養育而用至巡撫重任。」席柱( 伊爾根覺羅氏，鑲黃旗滿洲人) 曾謂: 「蒙皇上超拔奴才，以賤為貴，以窮為富……惟奴才自幼長於闕庭，聖恩栽培，不時得瞻天顏。」

托和齊( 宗室) 曾言: 「奴才荷蒙皇父格外之恩……又除諸阿哥外，我等下五旗在宮內行走之王、貝勒等人，蒙皇上寵以宗室，允准在宮內行走，以冀成長、學習之殊念。」以上諸臣，均稱自幼養育宮中，故稱皇帝為皇父，他們對康熙帝，除了敬畏而外，更有感激、愛戴，康熙帝對這些大臣，在君臣身份之外，也強調其「自幼在宮中」的經歷而與其他人的不同。

康熙三十年，佛倫聞康熙帝「聖躬違豫」，非常擔心。康熙帝知其擔憂出自內心，在硃批時特意寬慰他說: 「今夏至今，朕體甚好……念爾自幼在宮中聽差，是以頒旨，使爾高興。」

康熙帝也十分關心這些愛臣的健康狀況，有病重者則派御醫前往，對於慢性病或久病者，則寄送珍貴的宮中配製的良藥，甚至說一些勸慰的話語。如步軍統領托和齊因為收到康熙帝惦念其病情的硃批後回奏說: 「奴才乃末等螻蟻，為奴才之穢病與亡，蒙皇上矜念，復又頒旨，奴才焉能報答。奴才無言以對，唯有僕倒而死於皇父前，方盡奴才之意。」

由此可見，這些從小養育宮中、與康熙帝具有養子名分的八旗大臣，是最早使用「奴才」稱謂的群體，他們與皇帝之間雖是身份地位懸殊的君臣關係，但是在這些「奴才」稱謂的背後，卻隱含著君父的親情；而硃批奏摺中君臣間那些滿紙挂念、溫情和真心感激的話語，與一般人認為的「奴才」的卑賤意味也形成極大的反差。說明最初使用「奴才」稱謂的是近侍和愛臣，意在強調他們與皇帝之間特殊的「依附」關係。

康熙五十年以後，除身份較為特殊的諸皇子均自稱「臣」、議政大臣宗室蘇努等始終稱「臣」 ( 非議政大臣的宗室如福建巡撫滿保等則稱「奴才」) 外，幾乎所有的旗籍大臣奏事時，都以「奴才」自稱。如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山東巡撫李樹德( 漢軍) 在奏報審訊僧人成脈時，折內「山東巡撫奴才李樹德」、「奴才至愚極陋」、「奴才查得」等等字樣。說明此時君臣語境下的「奴才」稱謂已經普遍為八旗大臣所使用。但是也有個別重臣並未跟風，如康熙後期的步軍統領隆科多，他在很長一段時間都自稱「臣」，只在康熙末年時偶有稱「奴才」的奏摺。

以上君臣語境下「奴才」稱謂的出現和使用者的身份說明，某一種稱謂的使用，尤其是具有重要政治影響的稱謂的出現，雖有歷史的「遺傳」因素，但這種「遺傳」的意義主要在於滿足人們的習慣需要，因為孕育變化的「搖籃」一定是人們所熟悉的東西，而「奴才」所依託的「搖籃」就是滿族社會的主屬性社會關係，因此上文中所謂的「舊俗」、「舊制」的意義也許就在於此。值得注意的是，現存的同一時期的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中，較早使用奴才稱謂的是康熙四十五年左右，時任湖廣巡撫的劉殿衡、江西巡撫郎廷極。而其時身為皇家包衣、且被視為康熙帝耳目的李煦、曹寅等織造官員，現存奏摺中卻並未見有奴才稱謂的現象。由此可見，「奴才」稱謂最初出現在滿文奏摺中，康熙後期才逐漸出現在漢文奏摺中；最早的使用者主要是康熙帝的近臣、愛臣，與皇帝的旗主身份和上三旗大臣、甚至內務府包衣沒有必然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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