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典》遭劫難 怎連一張紙也沒留下

明成祖朱棣

侍讀學士解縉

國家圖書館展出珍藏的《永樂大典》

說起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大型圖書，很多人都會想到《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永樂大典》編纂於明朝永樂年間，是永樂皇帝直接主導編纂的一部中國古典集大成的曠世大典。《不列顛百科全書》在「百科全書」條目中稱，《永樂大典》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

明成祖朱棣下了一道詔諭

1403年盛夏的南京，明成祖朱棣剛剛登上皇位的第二年，就給翰林院的侍讀學士解縉等人下了一道詔諭。了解一點歷史的人都知道，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他是起兵把自己的侄子、朱元璋親選繼位的建文帝趕下台（下落不明）後，登上皇帝寶座的。

朱棣的這道詔諭，用白話來說是這樣的：

天下自古至今所有的事物，都分散收載在各種書籍之中，這些書籍品種多、文字長，從中尋找可供參閱的內容很不容易。我想將各種書籍中所載的事物，以分類的方法放在一起，用在韻目下分列單字的方法，編集在一部書中，這樣查考起來就像探囊取物那樣方便……你們要按照我的意思，凡是自有書籍以來，所有經、史、子、集百家的書，甚至於包括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等方面的言論，都將它們輯錄到這部書中來，不要怕內容繁多而浩大。

朱棣一代豪傑，氣魄很大。他要編的這本書，氣魄也很大。

朱棣的設想並不算獨創，他要求編的其實是一種類書。類書是我國古代編纂的一種工具書，它是從許多種古籍中輯錄某些章句、片段甚至是全書，或分門別類、或按字順加以編纂而成，目的是為了便於查檢和使用，從中找到所需要的資料。就內容廣泛這一點來說，類似於今天的百科全書，但更恰當地說，類書是百科資料彙編。

我國編纂類書的做法起源於三國時的曹魏，也是由皇帝首創並組織實施的。曹操次子曹丕代漢稱帝後，詔令文士們集五經群書，以分類輯錄的方法編纂一部類書，定名為《皇覽》，總字數達到800餘萬字。這就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類書。

自此以後，類書的編纂盛行於唐、宋各代。其中唐代著名的有《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和《白氏六帖事類集》四大類書，宋代著名的有《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太平廣記》和《文苑英華》四大類書。據各種古代書目記錄，從三國至清代中期1600年間，產生的類書有六七百種之多。

歷代類書的編排方式大致可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是按類別編排，大多數類書採用這種編排方式，但分類方法各不相同；第二大類是按韻目編排，按照皇上朱棣的明確要求，《永樂大典》就是採用這種編排方式進行編纂的。

解縉接到旨意後，立刻組織了一個一百多人的班子，加緊編纂，僅用了一年多時間，就於永樂二年（1404年）十一月將書編成。明成祖十分高興，將這部類書定名為《文獻大成》。

一遍不行來第二遍

明成祖仔細翻閱了《文獻大成》後，覺得這部類書還不盡符合當初他的旨意，和他的意願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又下令重修。這一次他加強了編纂領導班子的力量，增派了曾輔助他登上皇位的第一功臣、官封太子少師的姚廣孝大和尚，與解縉等人一起來做這件事，而編纂人員一舉增加到2000多人。

可以說，修纂《永樂大典》薈萃了全國各方面的優秀人材，當時有人以「天下文藝之英，濟濟乎咸集於京師」來形容這種盛況。

朝廷對編纂者在工作上、生活上也提供了不少優裕條件。明成祖讓編輯人員到皇家圖書館閱讀圖書，還令人分赴各地不計價值搜購圖書，以致大典收入的典籍總數達七八千種之多，超過了以往任何類書。為了上班行走方便，把編纂者安置在文淵閣不遠的崇里坊等地居住，並由光祿寺負責伙食，「朝暮酒撰」。為了編纂工作夜以繼日地進行，特發給「膏火之費」，「仍免朝謁」。

經過3年時間的努力，全書於永樂五年（1407年）十月定稿，由姚廣孝領銜進呈，明成祖朱棣閱後表示滿意，親自撰寫了《序言》，正式定名為《永樂大典》。定稿後，由抄書者謄抄全書，至永樂六年（1408年）冬全書抄寫完畢。全書共22937卷，分裝成11095冊，共約3.7億字。

《永樂大典》抄寫的文字端莊工整，格式統一，裝幀精美，一律是包背裝，書皮用黃色絲織品包裹。開本很大，書長50.3厘米，寬30厘米，厚2厘米左右，顯得很有氣派。板框用手工描制，紅色，高35.7厘米，寬23.4厘米，半頁8行，每行28字。正文墨書，引書的書名用硃筆，有紅色句讀。

特別要指出的是，《永樂大典》所輯各書均保持原書面貌，不改動書中的文字內容，與清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時，對有些書的內容任意刪改的做法完全不同，因而《永樂大典》具有更高的學術研究和史料價值。

永樂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四日，明成祖頒布了遷都詔，宣告自永樂十九年（1421年）一月一日起，北京成為明王朝的新都。遷都北京後，《永樂大典》原稿仍存放在南京文淵閣，明代中期毀於大火。正本則遷藏至北京皇宮中的文樓（即現在故宮午門的東角樓）。

正本蹤跡皆無成了謎

大典修成一百多年後，到了世宗嘉靖年間（1522—1566年），世宗十分喜愛《永樂大典》，案頭常置數冊供隨時翻閱。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皇宮奉天門、三大殿和午門發生火災，嘉靖皇帝命人搶運《永樂大典》，一夜之中竟為此事3次下達諭旨，足見他對這部類書的高度重視。

由於搶救及時，《永樂大典》逃過此劫。經此一事，嘉靖帝考慮到這部千辛萬苦編纂的巨著，僅此一部，萬一遭到不幸根本無法補救。因此，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他下令讓徐階、高拱、張居正監督抄書生109人重抄一部，嚴格按照永樂正本的冊式行款摹寫，每人每天按規定謄抄3頁，每冊錄畢，於冊後註明重錄總校官、分校官、寫書官等銜名，以示職責。全部重錄工作直到六年後的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方告完成，這就是副本。在副本即將抄寫成的前一年，也就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

十分蹊蹺的是，在重錄副本工作完成之後，正本不知從何時起不知去向了。史學家對正本的失佚產生了各種猜測，它最後的下落至今成為歷史之謎。一般認為這部正本可能毀於明清政權變動之際，有的說得更具體，認為是毀於李自成撤出北京，下令燒毀皇宮之時。

然而，在世界各地現存的所有《永樂大典》遺本，包括一些殘頁在內，都是當年重抄的副本，特徵十分明顯：紙張是嘉靖年間特有的白棉紙，書後還有抄書生、重錄總教官的名字。體量如此巨大的煌煌一部《永樂大典》正本，即便遭到了什麼劫難不幸，怎麼會連一張紙也沒有留存下來呢？

嘉靖皇帝的隨葬品？

中華書局的張枕石先生以及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欒貴明先生卻提出了這樣一種有趣的說法，認為《永樂大典》正本已作為嘉靖皇帝的隨葬品葬入永陵地宮。他們認為，嘉靖當年急著要重錄一部副本，就是為他將來壽終正寢時以正本作為隨葬品做好準備。

欒貴明仔細研究了《明實錄》發現，《永樂大典》重錄完成與嘉靖帝的喪葬大體是同時。嘉靖帝於1566年12月駕崩，1567年3月葬入永陵。也就是說，嘉靖帝死亡距下葬，有三個月時間。而到了4月15日，繼位的隆慶帝才賞賜《永樂大典》重錄人員。「重錄究竟完成在何時，史無明載。而這正是謎點。」

如果現代人要運完全部的《永樂大典》，要運滿4卡車才行。而在明代，並沒有現在的發達交通工具，他們只能靠馬車拉。為何嘉靖帝死後3個月才入葬永陵？大膽的推斷便是：在這段時間裡，隆慶帝忙著把《永樂大典》正本放進永陵，以了卻嘉靖帝的心愿，一直到嘉靖帝入土為安後，隆慶帝才有時間處理《永樂大典》的副本。「甚至重錄工作或許都沒有完成，而詭稱完成，從而造成了副本的先天缺少，也並不是不可能。」

但是，也有人對「正本殉葬說」提出質疑，認為從明朝的喪葬制度來看，不可能將這部22937卷的巨著葬入永陵地宮。

幾種說法不一，正本的下落至今仍是個謎。不管怎樣，正本亡佚，是我國文化史上的巨大損失。

對《四庫全書》編纂作用大

《永樂大典》副本抄成之後，存放在被稱為「石室金匱」的皇史宬內。皇史宬在皇宮的西側，建成於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石室」四周的石牆厚有6米，兩扇殿門是兩塊整石，每扇石門重5000公斤。大殿中有內為樟木、外包銅皮製成的152個「金匱」，放置在1.42米高的須彌座上，副本就存放在這些「金匱」之內，既能防水，又能防火，可以確保萬無一失。

《永樂大典》副本自明隆慶迄清康熙這150多年裡，一直貯藏在皇史宬， 至清雍正年間又移藏至天安門以南的翰林院敬一亭內。乾隆年間修纂《四庫全書》，利用《永樂大典》輯佚古籍，曾清點副本，發現已丟失1000多冊，計2422卷，乾隆曾下令查找，結果是一本也沒有找到。即使這樣，餘存的《永樂大典》在《四庫全書》的編纂中仍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從《永樂大典》中輯得佚書516種，其中388種收入《四庫全書》，128種列為總目存目。

在編纂《四庫全書》期間，對《永樂大典》的管理是比較嚴的，其間曾發生過這麼一件事，纂修官黃壽齡私自將其中6冊帶回家去閱讀，結果被盜賊偷走，此事呈報乾隆後，乾隆非常氣惱，下令立即緝查，步軍統領尚書英廉不敢懈怠，在全城進行搜緝，後在御河橋邊復得，是偷盜者見查得緊，又偷偷地放置在這裡的。黃壽齡因此事被罰俸3年。從此以後，嚴禁攜帶《永樂大典》外出。

亂世書劫

清代末年屢遭劫難

《四庫全書》編纂完成之後，對《永樂大典》的管理逐漸鬆懈下來。至嘉慶、道光年間，官員又伺機挾帶偷竊，並將所偷之書以每冊10兩銀子的價格賣給洋人，因此，到光緒元年（1875年）重修翰林院清點《永樂大典》時，所存不足5000冊；到了光緒三年（1877年），只剩下3000餘冊；到了光緒十九年（1893年），只剩下800餘冊。這些丟失的《永樂大典》都屬監守自盜，例如大臣文廷式以借讀《永樂大典》為名，盜走了100餘冊；翰林院的人在下班回家時，將一本本《永樂大典》挾在衣物中攜帶出去。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坐落在東交民巷的翰林院處在戰火之中。侵略者對《永樂大典》肆意搶掠，甚至用《永樂大典》代替磚塊，構築工事，或縱火焚燒，一時僅存的《永樂大典》幾乎喪失殆盡。

翰林院劫後《永樂大典》僅剩64冊，被同治十三年（1874年）狀元、清末大臣陸潤庠運回府中。1912年，民國政府成立後，在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任第一科科長的周樹人（即魯迅先生）的建議和努力下，獲教育部同意，並呈請國務院批准後，教育部派員去陸潤庠處將這64冊劫餘的《永樂大典》取回，4冊存放於教育部圖書室供展覽，60冊送交京師圖書館保存。京師圖書館經多方徵集，到1934年，已改名為北平圖書館的館藏《永樂大典》增加到93冊。由於局勢動蕩，1933年5月，教育部電令北平圖書館將宋元精本、《永樂大典》、明代實錄等古籍南遷，北平圖書館即選擇一部分善本典籍（包括《永樂大典》）運往上海，存放於公共租界倉庫，並成立國立北平圖書館上海辦事處負責管理。

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上海淪陷，經代理館長袁同禮、上海辦事處錢存訓通過駐美使館和美國聯繫後，選取了3000種書（其中有60冊《永樂大典》）運到美國，交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管。1965年這批書（包括《永樂大典》）均被運往台灣台北故宮博物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永樂大典》得到各方的捐贈，國內商務印書館董事會一致通過，將所屬東方圖書館所藏21冊《永樂大典》全部贈送給北京圖書館（即原北平圖書館，現為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和廣東文管會也分別將4冊和3冊《永樂大典》贈送給北京圖書館。蘇聯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先後三次將沙俄和日本侵略者劫走的64冊歸還了我國。至今為止，國家圖書館館藏《永樂大典》共有161冊。現世界各地尚有《永樂大典》400餘冊，星散於8個國家和地區的30個單位。

謀生不易

「投筆從戎」原是抄書人

從簡策版牘時期開始，社會上就開始出現了以代人抄書為生的窮讀書人。東漢、三國時，將這些代人抄書的文人叫作「傭書」，是對被僱傭抄寫圖書的文人的一種稱呼。紙寫書代替了簡策版牘之後，從事這種「傭書」職業的文人逐漸增多。到了唐朝，對從事抄書的人叫作「抄書人」「楷書手」。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後，也仍然需要抄書人，一是抄寫在紙上之後才能據此雕版；再就是不是所有的書都需要雕版印刷，有些書仍以寫本書的形式出現，這些書仍需要抄書人。

抄書是一項既要求高而又相當辛苦的工作，偶爾抄抄也還可以，如果長年累月伏案抄寫，就不是一件輕鬆的事了。首先要求抄書人寫得一手好字，還要求字字工整，一筆不苟；更要求抄寫正確，不誤寫、不丟字落句。此外，作為受雇於官府或私人的抄書人，必須按規定完成每天抄寫字數的「定額」。既要求寫得好，又要求寫得多，天天埋頭抄寫，其辛苦之狀是可想而知的了。

在我國歷史上曾有幾位著名人士，在他們發跡之前，因貧窮落魄而以「傭書」謀生，如東漢名將班超還留下了「投筆從戎」的故事。

我國有兩部最大的寫本書，一部是《四庫全書》，這是我國最大的一部寫本書，其次就是《永樂大典》。同樣是寫本書，但編纂方式不同，《四庫全書》是叢書性質的，而《永樂大典》是類書性質的。這兩部卷帙浩繁的最大的寫本書，全都是用手工抄寫而成，可見其工程之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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