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門難出科學家？中美英日巴印肯俄八國如何應對科學領域階級問題

原文以Is science only for the rich?為標題

發表在2016年9月22日的《自然》雜誌上

在世界各國，貧困和社會背景依然是追尋科學事業的巨大障礙。

去年，Christina Quasney幾乎放棄了。她是馬里蘭大學生物化學專業的學生，家庭條件遠非優越。她的父親在馬里蘭州的Millersville小鎮開了一家小修車鋪，而她是全家的第一個大學生。過去幾年，25歲的她一直一邊上學，一邊擠時間打工掙學費，但離畢業仍然遙遠。她說：「我開始覺得，是時候放棄這場註定失敗的戰鬥，繼續我的人生了。」

像Quasney一樣，來自世界各地的數百萬學生也面臨著類似的困境。在科學界，研究者總覺得除了研究成果的質量，其他一切都無關緊要，但事實是財富和背景也很重要。成功擠進科學領域的弱勢背景學生還是太少，這些少數人往往會發現由於前期教育質量低下，自己對科研工作的準備並不充分。

很少有國家收集詳細的社會經濟狀態數據，但現有的數據一致表明，世界各國正在浪費弱勢背景青年的天分。這些青年本原本可以加入解決健康、能源、氣候變化以及其他社會挑戰的行列。很明顯，雖然階級問題普遍存在，但是具體的表現方式卻不一樣。《自然》雜誌調查了八個國家應對科學領域階級問題的方式。

美國：課堂反映階級分化

原文作者：Jane J. Lee

相對於全球水平來說，Quasney是幸運的。她生活在一個極其富裕的國家，充滿了教育和工作機會。但對像她一樣為生活掙扎的學生來說，美國的高等教育系統也可能會帶來重重阻礙。

「這一切是從高中開始的，」布朗大學研究生院院長Andrew Campbell說。他指出，政府支持的早期教育主要是由州和地方出資的，由於科學課程最為昂貴，在相對貧困的地區，很少有學校能負擔得起多門課程。因此，相較於往往就讀於設施完備的私立學校的富裕同齡人，來自這些地區的學生更難應對大學水平的科學課程。

這也導致貧困地區的學生在競爭激烈的申請過程中處於劣勢：2013年，在家庭收入水平最低的高中畢業生中，只有40%左右進入了大學，而家庭收入最高的高中畢業生有68%進入了大學。

那些進入大學的學生不得不設法支付愈發高昂的大學學費。從2003年到2013年，在調整通脹因素後，州立大學的本科生學雜費和食宿費平均上漲了34%，私立大學上漲了25%。頂尖大學每年的各項費用很可能高達六萬多美元。許多學生的家長至少支付了部分學費，本人也能獲得獎學金、撥款和聯邦助學貸款。還有許多人像Quasney一樣兼職工作。

然而，約61%的美國本科畢業生在畢業時仍然負擔著平均26900美元的債務。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學費一般來自科研經費和教學崗位報酬，但如果研究生還需要擔心還貸問題，就可能會打消他們繼續科研訓練的念頭。

美國各地正在實施一些資助項目試圖幫助來自弱勢背景的理工學生，其中包括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在今年年初宣布的INCLUDES項目，資金達1400萬美元。但對Quasney這樣的學生來說，能否繼續從事科研仍然是個運氣問題。

她說，去年的一天晚上，馬里蘭大學的結構生物學家Michael Summers恰好在她做服務生的餐館吃晚餐。這次偶遇讓Quasney在今年一月加入了Summers的實驗室。在Summers實驗室的經歷讓她感觸頗深。在此之前，她一直覺得自己的一些教授已經忘了為生活而掙扎的學生生活是什麼樣的。但Summers的實驗室恰恰相反。「實驗室里不會有說三道四，教授也不會區別對待，」她說。

Quasney的經歷幫助她理解了自己在申請研究生項目以及追尋科研事業時會遇到什麼。「我會堅持下去的，」她說，「要麼不做，要麼做到最好。」

中國：低工資導致人才外流

原文作者：David Cyranoski

目前，中國培養的理工科博士數量超過了任何其他國家，這一點並不讓人意外；中國政府努力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以消除普遍貧困，尤其是在內陸省份。

舉例來說，為了幫助貧困學生，北京市將大學學費設置得非常低，而且禁止上漲。每年僅需交納5000元人民幣（相當於750美元）的學費就能在北京市的頂尖院校就讀，比如清華大學。對支付不起這一數目的學生，中國還有國家助學金計劃，包括免稅貸款和免費入學。

與此同時，為了團結55個少數民族（往往也屬於貧困人群），許多省份還會給參加高考的少數民族學生提供加分。錄取配額制確保了精英院校中有來自新疆和西藏等偏遠地區的學生。中國甚至還有12所專門為少數民族學生開設的大學。

但在表象背後，中國科研界的現實和平等主義理想之間仍存在差距。在頂尖大學中，政府高級官員和私人企業主子女數量高得不成比例。當商界有更輕鬆、一般也更賺錢的工作等待著自己時，學生們往往不願選擇工作強度較大的科學事業。根據一位報道科學政策議題的記者賈鶴鵬的說法，這一點對來自富裕家庭的優秀學生來說尤其如此。

賈鶴鵬說，因此，科學家往往來自更為貧困的家庭，從家中獲得的支持更少，經濟負擔也更大。低工資進一步惡化了這一情況，各科學領域的月平均工資只有六千元左右，是美國新招大學教師的五分之一。對博士後和初級崗位的研究人員來說，情況尤為艱難：「如果生活在大城市的話，他們幾乎沒法維持家人的溫飽」，賈鶴鵬這樣形容。因此，許多科學家將部分經費用作個人開支，而這又致使他們不得不申請更多的經費，從事許多不同的項目，發表大量論文，這反過來又使他們難以保持科研工作的質量。

許多中國研究者通過尋找海外的職位來逃脫這一陷阱。2016年，上千位博士後將會在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的資助下出國，更多人會自行尋找國外的資助者。但中國也有能力吸引他們當中的佼佼者回到中國。今年四月，科技部科技人才中心的研究員曹凱發布了一項調查，顯示一位歸國科學家獲得了數目驚人的80萬元年薪。

但曹凱表示，這個數額並非常態，而是他和同事用來說服「政府提高公立大學教授工資」的一個極端案例。他認為，無論科研人才來自怎樣的社會背景，提高工資對吸引和留住他們都大有裨益。

英國：未選擇的路

原文作者：Elizabeth Gibney

就像許多其他行業一樣，在科學界，家境優越，或擁有精英教育背景（比如伊頓公學）的人所佔的比例更高。

Christopher Furlong/Getty

在很大程度上，英國科學界是平等的——對於那些已經選擇了將科學作為事業的人來說。一項2016年的研究顯示，和法律或金融界不同，來自低收入家庭的研究者收入並不比家境優越的同儕更低（D. Laurison and S. Friedman,Am. Soc. Rev.81, 668–695; 2016）。

但要進入科研界卻很難。同一項研究發現，工薪家庭佔英國總人口的35%，但只有15%的科學家來自工薪家庭。另一項研究發現，過去25年間，在英國出生的諾貝爾獎得主中，44%就讀的都是私立學校，而這些學校只為英國人口的7%提供教育（P. Kirby,Leading People 2016, The Sutton Trust, 2016）。「職業階級障礙是存在的，」英國科學協會總監Katherine Mathieson表示，「但對科學界來說，這一點尤為突出。」

Laurison, D. & Friedman, S.Am. Soc. Rev.81, 668–695 (2016)

其中一項障礙是從事科學事業的抱負。在一項仍在進行的十年研究中，倫敦國王學院的一支研究團隊發現，10到14歲的英國兒童大多數都覺得科學有趣，但來自工薪家庭的兒童很少視之為一項事業——這或許是因為他們很少遇到從事科學相關工作的人（ASPIRES: Young People s Science and Career Aspirations, Age 10–14, King s College London, 2013）。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國王學院的團隊正在與倫敦的學校合作開展一個試點項目，向11到15歲的兒童展示科學是如何應用於日常生活的，比如檢驗食物中的化學物質，以及科學技能在一系列職業中發揮的作用。初期成果十分可喜，因此團隊計劃在明年擴展這一項目。

另一大障礙可能是，對科學工作有興趣的英國學生一般需要在16歲時放棄其他學科。「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不了解科學界有哪些職業機會，或許會將選擇科學視為一場高風險的賭博，」Mathieson說。

第三大障礙是，英國大學的學費在2012年突然上漲到了9000英鎊（相當於12000美元）。「對家庭還在貧困線上掙扎的學生來說，這樣的學費帶來了巨大的阻礙，」Mathieson表示。

她補充道，科學界無法代表不同社會背景的危險不僅在於浪費人才，而且還會使科學進一步遠離社會公眾。今年六月的脫歐公投就明確反映了這一脫節：超過一半英國人支持脫離歐盟，但只有十分之一的研究者持這一立場。「不斷分化的世界觀是個真正的問題，」Mathieson說，「對科研質量和科學家在社會中的位置來說都是。」

日本：分化加深

原文作者：David Cyranoski

在日本，財富和社會地位的不平等程度並沒有中國或印度那麼極端。然而，在過去十年來，研究生教育和從事學術研究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尤其是對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來說。一些人警告，這有可能會讓科研成為富人的保護區，將產生巨大的社會代價。「這個問題正在日本浮現，」伊藤裕子表示。她在日本科學振興機構（日本的一個主要科研資助機構）從事科技政策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問題在於學費上升：即使是在學費相對低廉的國立大學，學生在1975年支付的86000日元（840美元）的大一學費也只能算是817800日元——2005年起實行的學費——的一點零頭。此外，由於長期經濟衰退，日本家長的平均生活開銷已經比十年前下降了19％。

這使得學生愈發依賴「獎學金」；在日本，獎學金主要是需要償還的貸款。一半的研究生都有貸款，四分之一的學生貸款數額超過500萬日元。「許多學生就是付不起成為研究者所需的學費和生活費，」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的科學政策教授角倉浩一表示。

就算是依靠貸款從學校畢業的學生，也不一定能找到讓貸款物有所值的工作。三分之一的大學畢業生在30-60歲的壯年年收入不到300萬日元。「在這樣的情況下，」伊藤裕子說，「學生在追尋學術生涯前很可能會感到猶豫。」

高等教育中的社會分野已經顯現出來。成為研究者的關鍵一步是進入東京大學這樣的一流機構，但東大學生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全國平均的兩倍。「如果這一情況持續下去的話，」伊藤裕子表示，「科學將會成為富人的專屬遊戲，距離解決當前社會問題越來越遠。」

日本政府正在盤點問題的現狀。8月2日，日本政府宣布了「投資未來」計劃，承諾增加對不需償還的獎學金的撥款，讓更多學生獲得免稅學生貸款。

但角倉浩一認為，政府還沒有更為詳細地檢討研究者的成功與經濟因素的關係，「在未來，這將是一項重要的議題，」他說。

巴西：激進政策終獲回報

原文作者：Jeff Tollefson

在巴西，財富不平等的表現在各個領域都十分極端，包括教育。公立學校的教育質量十分低下，除了最最貧困的家庭沒人會選擇就讀，直到2014年都只有57%的19歲年輕人讀完高中。

但也出現了進步跡象，尤其是在科學、技術、工程和醫學領域。舉例來說，在2011年，巴西創立了科學無國界項目，將派遣上萬名成績優異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出國學習。由於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已經享有了最好的小學和中學教育，預期他們將會佔據絕大部分入選名額。但截至今年項目第一階段結束後，73353名參與者中一半以上都來自低收入家庭。

「這一數據讓我們十分震驚，」Carlos Nobre說，他是一位氣候科學家，曾在資助科學無國界項目的基金會之一擔任主管。

與此同時，在聖保羅，著名的坎皮納斯州立大學的醫學院選擇優先錄取來自公立學校的優秀學生。學校在2004年決定開展這一項目，因為研究顯示，對入學前考試成績接近的學生來說，大多來自貧困家庭的公立學校畢業生往往比私立學校畢業生表現更好。

Carlos Henrique de Brito Cruz在擔任坎皮納斯州立大學校長期間發起了這個項目，他覺得這一現象的部分原因相當簡單。「這些學生在成長中克服了更多的障礙，」他說，「當他們進入和其他人同等難易程度的環境中時，便能實現更多的自我潛力。」

巴西政府在提升科學素養、推動更多學生從事科研事業方面的投入或許已進入收穫期，在巴西前總統盧拉·達席爾瓦於2003年就任後，這些項目進一步獲得了動力。巴西科學、技術與創新部中的一整個部門都致力於實現「社會包容」，改進公立學校，推動能對當地社區產生影響的研究，比如營養和可持續發展。

專家認為，低質量的中學教育仍然是一大問題，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才能解決。然而，Nobre認為，現有的項目已經足以讓公立學校的教學質量支持抱負遠大的學生取得成功。下一個問題在於這些學生能否促進巴西的科學創新。他說：「在他們進入就業市場後，我們必須很快開始評估這些學生身上會發生什麼。」

印度：語言與種姓的障礙

原文作者：T. V. Padma

雖然擁有班加羅爾等名揚海外的技術中心和包含多個分校的印度理工學院，但由於農村學校低質、語言障礙和種姓體系，在印度，許多有天賦的學生從未能夠實現自己的潛力。尤其是在農村，高等教育——包括科學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富人、政治家和高級種姓的特權。

印度的科學部門和人口普查都沒有收集種姓、農村人口或性別在科學界的分布數據，但印度科學理工學院的化學家Gautam Desiraju表示，印度農村學生顯然受到了缺少優秀科學教師和實驗設備的阻礙，也不了解進入主流科學界的機會。對不被鼓勵求學或求職的農村女孩以及來自貧困家庭、需要為積攢嫁妝而工作的城市女孩來說，這種阻礙甚至更大。

許多農村學生也受到了英語水平欠佳的阻礙，英語往往是學校用來解釋科學問題的語言。「精英大學的教授、面試官和選拔委員會往往對這樣的學生存在偏見，」印度國家科學院的免疫學家Indira Nath表示。

在官方層面，種姓並不是問題。印度憲法和法院強制規定，最高可達一半的就業崗位和教育機會必須提供給歷史上受到歧視的族群成員（譯註：這些種姓和種族成員被稱為受保護人群，reserved category）。然而，印度幾家頂尖的科學中心不受這一條款限制。在現實中，「從高中到大學階段，都存在著對受保護人群無意、細微或隱蔽的歧視」，印度國家物理實驗室的一位退休科學家Shri Krishna Joshi表示。教師不像鼓勵高種姓學生一樣鼓勵他們。因此，「受保護人群中的貧困學生往往會產生心理障礙，認為自己無法與他人競爭。」

然而，Desiraju說，已經出現進步跡象。長久以來，印度官員都認為只需要設立卓越科學中心，教育的影響便會滲透到大眾之中。「但現在，」他說，「各個機構開始採用更加自下而上的方法」，試圖發現處於經濟底層的人才。」

在德里大學南校區，遺傳學家Tapasya Srivastava看到了這一轉變的效果。「對各個種姓的人群來說，高等科學教育的競爭力都在提高，族群間的差異也正在縮小，」她說。

「有才能的年輕研究者是依靠自身的能力，而非憲法保護被錄取的，」Desiraju同意這一點，但面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印度小鎮或小村莊，找出富有才華的女孩或男孩往往就像大海撈針一樣難。」

肯亞：讀書易，前景差

原文作者：Linda Nordling

肯亞的許多貧困學生都對科學有興趣，但很難將科學作為事業。

Francesco Cocco/Contrasto/eyevine

在肯亞，約40%的人每天的生活開支不到1.25美元，但對進入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和學生來說，階級的影響微乎其微。作為非洲高速增長的「獅子」經濟體之一，肯亞的大學入學人數從2011年以來增長了一倍以上，在去年達到了50萬人。政府為科學成績優秀的貧困中學生提供學費補貼，還有幫助他們支付生活費用的貸款。

然而，在研究生階段，由於國內缺少機會，許多有潛力的肯亞科學研究者必須在國外完成部分訓練。「對我來說，問題不在於進入科學領域，而是堅持下去，」Anne Makena表示。她出身於社會下層家庭，是肯亞莫伊大學生物化學專業的本科畢業生。現在，Makena獲得了羅德獎學金，在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化學生物學博士學位。

對留在國內的學生來說，要從事研究工作，最可靠的途徑是在外國資助的組織找到工作，比如位於內羅畢的國際昆蟲生理學與生態學中心（ICIPE），或者肯亞醫學研究所（KEMRI）和英國惠康基金會的合作項目，但這些職位競爭非常激烈，可能需要幾年時間才能被錄用。Makena說，在這一階段，家境更為貧困的畢業生更有可能放棄科學事業。他們受私營部門豐厚的收入吸引，而且需要對家庭做出經濟貢獻，而家境富裕的學生可以繼續等待下去。

另一項不確定因素是，肯亞大學難以從政府取得足夠的運營資金。資金短缺促使肯亞各個公立大學的副校長聯合提議，要將資源密集型課程——包括理工科——的學費提高五倍。如果這一情況真的發生，而政府補貼沒有跟上，那麼貧困學生便有可能放棄科學，修讀更便宜的課程。

ICIPE的行為和化學生態學主任Baldwyn Torto說，這將是一件憾事，因為在他的經驗中，來自貧困家庭的肯亞學生能成為傑出的科學家。「你會發現，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表現同樣出色，如果不是更好的話，」他說。

俄羅斯：政策積極，效果不佳

原文作者：Quirin Schiermeier

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迅速陷入了資本主義泛濫和不平等現象日益加劇的境地中。但在教育領域，俄羅斯仍然保留了社會主義理想：即使現在，很大一部分理工科學生和研究者都來自中低收入家庭。

「俄羅斯全國上下已對教育機會平等之於國家現代化的價值形成共識，」Dmitry Peskov說，他是俄羅斯戰略倡議署青年人才部門的主管，該機構的職責是推動俄羅斯經濟創新。俄羅斯擁有約3000所高等院校，大約一半的高中畢業生都會進入大學學習，而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值是35%。

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等邊遠地區，地方政府十分注重發展科學和工程實力。教師會去發現最小只有4到6歲的有天賦的學生，如果這些學生一直顯示出潛力，就會被鼓勵就讀當地的大學，那裡的免學費項目可能以當地需求為主，比如農業技術等。

在科學、藝術、體育甚至棋類中表現出高超才能的兒童還可能被錄取至位於索契的天狼星教育中心。這個中心是2014年索契冬奧會後，在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支持下成立的，旨在幫助俄羅斯最有天賦的青少年在頂尖科學家和專業人士的協助下開發潛能。

自2015年12月起，在地方或全國科學競賽和國際數學奧賽上取得獎項的學生還有望獲得每月20000盧布（合307美元）的總統獎金。這些獎金讓數百位家庭背景較差的學生得以在國內頂尖大學學習，唯一的條件是在畢業後至少在國內待五年。

儘管做出了這麼多努力，俄羅斯的科學產出仍然相對偏低。Peskov表示，其中一個原因是俄羅斯科學界與外界隔絕。俄羅斯研究者雖然背景多樣、專業技能高超，但英語水平往往較差，在國際會議和合作中無法充分展現自我。俄羅斯政府未來是否會支持科學存在不確定性，也加劇了這一問題。Peskov指出，「在俄羅斯的優秀年輕人中，金融、工商管理或工業領域內的高薪工作比高風險的學術事業受歡迎多了。」

Nature | doi:10.1038/5374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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