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州的得失與三國政治軍事格局的演變

｜品論｜

荊州的得失與三國政治軍事格局的演變

摘要：荊州是漢末三國時期各方軍事集團爭奪的焦點，它的得失直接關係到魏蜀吳三國政治軍事格局的演變。三國分立以赤壁之戰後三家對荊州的瓜分初見端倪，又以孫吳襲滅關羽及其後劉備集團勢力徹底退出該地區而定型，最後又以東吳的荊州防線為晉軍攻破而導致分裂局面重歸一統。

漢末三國時期，荊州以其地廣民眾和優越的地理位置形成的重要戰略地位而成為各方軍閥爭奪的主戰場。荊州地處長江中游，轄地廣袤，大致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和河南南部地區，分為南陽、江夏、南郡、長沙、武陵、桂陽、零陵七郡。其地勢周高中低，平原廣衍，物產豐富，所謂「荊州地勝境廣，……年穀獨登，兵人差全，軍資委輸前後不絕。」加之江河縱橫，四通八達，或水或路，皆有通道。荊州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連交廣，北通許洛……是當時南北經濟、文化等交流的主要地區。優越的經濟基礎和地理位置，使荊州在中原大亂之時成為群雄逐鹿的重要地區，尤以曹劉孫三家對該地的爭奪為最。荊土佔有的變化顯示了三方力量的伸縮和起伏，也直接反映了三方政治軍事格局的演變。

圖1：湖北山川形勢

先從曹魏方面來看，官渡之戰後，中原大局已定，曹操若想實現天下一統，那麼佔據荊州的劉表就首當其衝了。遲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氏傾巢而出，將兵二十餘萬於荊州。其時劉表已亡，子劉琮投降，曹操由是兵不血刃，輕而易舉奪得了荊州大部，並形成了吞滅孫劉的強大態勢。但隨即攻守異勢，在赤壁之戰中，孫劉聯盟將曹魏打敗，使其勢力退縮至荊北襄陽一線，在短期內不復有統一之勢。

作為荊州北部重要城市，襄陽具有重要的戰略位置。它位於秦嶺山地和江漢平原之間，地處南陽盆地南部，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北出中原，是一重要交通樞紐。以襄陽攻荊州，水陸兩路，襄陽都處於高勢，因而其擁有上游攻下游、山地俯瞰平原的極大優勢。而且襄陽三面環漢水，形成天然城池，又三面傍山，是為堅固屏障。再加上與樊城形成的掎角之勢，使其易守難攻。對於曹魏來說，保有襄陽之地，守可以屏障宛洛，進可以作為南下前沿陣地，虎視荊江，威懾江南。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北攻襄、樊，擒于禁，斬龐德，震動中原，使曹操有棄襄、樊而遷都之念。守將曹仁亦有「輕船夜走」之意，幸而滿寵指明該地的重要意義，棄之則「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所有」[1]，力主堅守和等待援兵。曹仁採納建議，堅守待援，終於挽回頹勢。鑒於孫吳襲滅關羽佔據荊州大部後，逐漸展開了與魏在荊襄地區的爭奪，魏也確立了「南守襄陽」的基本國策，並多次在襄陽挫敗吳軍，粉碎了其通過襄陽北上中原的戰略意圖，使雙方長期對峙在江漢一帶。「魏人之保襄陽，亦如手腳之救頭目」，荊北襄陽對曹魏的安全至關重要。

相對於曹魏集團而言，作為起家之地的荊州對於劉備的意義則深遠得多。早在赤壁之戰前，諸葛亮就為劉備準備了一個以荊州為基地，核心為「跨有荊益」，進而待「天下有變」的建國方略。赤壁之戰後，劉備趁勢奪取了荊州長江以南的長沙、桂陽、零陵、武陵四郡，始有立足之地。此後數年，劉備一方面迅速發展勢力，說服孫權讓出南郡，將勢力伸展到長江北岸，一方面又向益州擴張，終於在建安十九年戰勝劉璋，平定蜀地。可以說，沒有荊州作為立足之地，劉備就沒有任何機會征服益州，更談不上兵分荊益，恢復漢室了。

劉備佔領蜀地之後，有了穩固的根據地，跨有荊益的他實力達到了頂峰，孫劉聯盟內部的分裂也公開化了。建安二十五年，孫權部將呂蒙白衣渡江，不僅殺死關羽，更完全佔領此前劉備集團的在荊州勢力範圍。孫權之所以不惜破壞聯盟，出兵爭奪荊州與劉備反目，實則因為荊州對於江左政權來說意義太過重要。

其實早在諸葛亮作《隆中對》之前，孫權部將甘寧業已建議孫權西取荊州了，見《三國志》卷五五《甘寧傳》：

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驕，終為篡盜。南荊之地，山陵形變，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拒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暫規巴蜀。權深納之。[2]

不僅僅是甘寧，魯肅也嘗建議孫權「進伐劉表，竟長江所及，據而有之」。可見，孫吳集團早就意識到了奪得荊州的重要性。並且付出了實際行動，208年攻滅佔據夏口的黃祖就是為了西進掃除障礙。到了曹操南下，形勢急轉之時，孫吳不得已而聯劉抗曹，但這並不表明孫吳放棄了對荊州的戰略意圖。在赤壁之戰結束之初，考慮到曹操勢力仍然很強大，加上劉備請求，於是讓出南郡。此後，劉備勢力急速發展，對孫吳的潛在威脅也越來越大，兩家在荊州的明爭暗鬥也越來越頻繁。

建安二十年，孫權趁劉備全力爭奪蜀地之際，派呂蒙襲奪長沙、桂陽、零陵三郡。在實際佔領這些地區後，又與劉備談判，以湘水為界，中分六郡。建安二十五年，孫權又派呂蒙白衣渡江，襲滅關羽。這次戰爭表明了孫劉兩家在荊州爭奪的公開化和白熱化。呂蒙襲奪的重要目標是南郡，也就是江陵。作為荊州地區的重鎮，江陵不僅是江防重地，而且它「控巴夔之要路，接襄漢之上游，襟帶江湖，指臂吳越」。[3]此時劉備羽翼已豐，如若在益州站穩腳跟之後，便將兵順流而下，直下江南，那麼孫吳政權就岌岌可危了。因而，誠如朱紹侯先生所言，江左政權必須視荊州為生命線之所在。要保有東吳政權，就必須保荊州。[4]這在東晉、南朝的歷史也可以得到證明。在東晉南朝時，蜀地幾次獨立，但都未曾佔有荊州，相反，荊州卻長期為江左政權所有。荊州之於江左政權，正如漢中之於川蜀。因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何孫權要在劉備全盛之時，不惜甘冒風險，破壞聯盟，出兵爭奪荊州了。

夷陵之戰結束後，魏蜀吳三方在荊州的大規模爭奪戰告一段落，三國的政治軍事格局也大致穩定下來。曹操南下荊州又得而復失，僅僅保有襄陽一線，使其在短時期內無法揮師南下，完成一統。而孫吳在襲滅關羽，佔據荊州之後，勢力範圍延伸至三峽以東，使得蜀漢東出，兩路北伐的戰略藍圖化為泡影，從此，蜀漢實際上再無可能進取中原，只能偏安一隅了。這也預示著未來實現一統目標的只可能是中原政權。這一階段，最為得利的當然是孫吳，它不僅得到了長江以南的大部土地和人口，而且成功遏制了劉備集團的勢力，解除了其上游的軍事威脅。三國鼎立的局面就此形成了。

從地理條件而言，在當時的形勢下，三國都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吳蜀兩國不能越過三峽，魏蜀兩方不能越過漢中，而吳魏也不能超越襄樊淮南一線，超越上述界限，三國鼎立的格局就不能形成或者要被打破。[5]而在上述諸地中，只有圍繞荊州的爭奪持續時間最長，用兵規模最大，由此可見，荊州的得失對於三國政治軍事格局的演變之意義非同一般。

夷陵之戰的慘敗使蜀漢再無力東進與孫吳爭奪荊州，也使蜀漢明白了荊州是孫吳的核心利益，不可與之爭，從此蜀漢勢力完全退出了荊州。一超兩強的軍事局面也使諸葛亮認識到，為了自身的生存和鬥爭曹魏的需要，不但不能再言收復已丟掉的荊州，而且還要和昔日的仇敵再度聯合。於是派鄧芝出使孫吳，以求建立同盟，共同抗曹。而孫權也深明大勢，自身實力弱小，又不負有政治道德的壓力，完全可以與蜀漢結盟，「保江東，觀成敗」。由是，在擺脫荊州的利益之爭後，孫劉兩家再度結成了牢固的聯盟，直到司馬氏滅蜀才告終結。

如前所述，作為戰略要衝的荊州，其得失直接反映了三家之間的政治和軍事衝突。一方面，它既有向三大軍事集團提供擴張發展的良好條件，另一方面，它同時深刻地制約和決定了三家的戰略取向，對於三家政治軍事格局的演變最有非凡意義。因此無論是對曹魏、蜀漢還是孫吳來說，荊州的戰略地位都是至關重要的。咸寧五年（280年），司馬氏派杜預、王睿、王渾等幾路大軍先攻取江陵，再水陸並進，順流而下，孫皓不敵而降，最終完成一統，在三國時代最後一次證明了奪取荊州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

_________________

[1][晉]陳壽撰，[宋]裴松之註：《三國志·滿寵傳》，中華書局，2006年9月，第431頁。

[2][晉]陳壽撰，[宋]裴松之註：《三國志·甘寧傳》，中華書局，2006年9月，第765頁。

[3]曾建忠《古代荊襄地區軍事地理位置及戰略地位》，《湘潭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

[4]朱紹侯《吳蜀荊州之爭與三國鼎立的形成》，《史學月刊》，1991年第1期。

[5]朱紹侯《吳蜀荊州之爭與三國鼎立的形成》，《史學月刊》，1991年第1期。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