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記憶──從黃炎培關於「新場黨獄」的記憶說起

黃炎培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件大事，是他發起的新場演說會，以及由演說會引起的「新場黨獄」。關於這一事件，黃炎培在《八十年來》中有詳細的回憶。要點如下：

１、1903年8月10日（六月十八日），黃炎培、張訪梅、顧次英等，應邀到南匯新場鎮進行演說。

２、地方痞棍向南匯知縣戴運寅密報，稱黃等演說「毀謗皇太后、皇上」。

３、8月15日（六月二十三日），戴將黃等四人拘捕，並向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請示如何處置。

４、8月18日（六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點三刻，戴奉到江蘇督撫「就地正法」的命令，但此前半個小時，黃等四人已由美國在滬的傳教士步惠廉保釋出獄，乘輪東渡。

事件並不複雜，黃氏說得很清楚，也頗具戲劇性。以後，學術界對這一事件的提法，無論是黃炎培年譜，還是黃炎培傳記，自然多依據這一回憶。在回憶錄中，黃炎培對獲保東渡的細節描述得非常具體，但是，對他們幾人演說的到底是什麼內容，地方痞棍為什麼要向知縣報告，他們被捕的細節怎樣，只是一筆帶過，說得不詳細。而這些，恰恰是研究作為革命家的黃炎培的最重要的內容。於是，不少研究者便根據自己的理解和想像，說黃炎培當時如何宣傳反清，如何宣傳反帝，如何宣傳革命。事實真相到底怎樣？最近，筆者查閱了當時的報刊，找到了一些資料，大體弄清了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

章士釗等人主辦的在上海出版的《國民日日報》，在1903年9月25日、9月27日和9月29日，連載《新場講學會之歷史》，詳細介紹了這一事件。同年9月21日，由江蘇籍知識分子在東京出版的《江蘇》雜誌第六期，以12頁的篇幅發表《南匯縣黨獄始末記》，也詳細地介紹了這一事件。這兩篇長文，所述事件經過大體一致。其中有一份，曾經附載於《南匯縣誌》。這兩份資料，遠較黃炎培回憶錄翔實。以這兩份材料與黃炎培回憶錄相比較，可以發現差異很大，還能發現一些很有趣的問題。

二

根據這兩份資料，新場黨獄的經過是這樣的：

１、先是，黃炎培等人認為新場永寧寺創設西天門（一作先天門）等名目，以左道惑人，勾引良家婦女，曖昧之事，久播人口。這些人不事生產，不但為一國分利之物，而且是文明進化的障礙。他與新場演說會的學生，謀加干涉。1903年8月11日(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十九日)，為觀音誕期，黃炎培偕學生至永寧寺，在密室中發現迷藥一瓶，西天門教師行為詭秘，言語支吾，遂將一個名叫劉恆軒的教師交縣有關部門管押。

２、第二天，即8月12日（六月二十日）上午，當地土棍黃德淵至黃炎培處拍案大罵，並要將被押的西天門教師保釋，未果。黃德淵與黃炎培同族，論輩分為黃炎培的叔祖，其母一向寄食於永寧寺，所以，他對黃炎培等人的舉動極為不滿。

３、8月12日下午，黃炎培、顧冰畦等應邀至南匯新場講學會演說。顧冰畦首先演說，內容如下：

天下之事，欲興利必先去弊，未有弊未去而利能興者也。永寧寺創邪教，為公等一邑之害。公等其有意去此害乎？其謂去此害為然乎為不然乎？如謂不然，則某亦不敢聞命矣。如以為然，願公等共書其名於左，以期協力共治。隨後，共有65人簽了名。會上，許多人發表演說，有人演說社會改良問題，有人演說設立蒙學問題。黃炎培演說的主題是組織團體重要性的問題。

４、8月12日晚，黃德淵率三百餘人，圍攻黃炎培等人在新場的下榻處，打傷從外地來新場聽演說的人，並將被押的西天門教師劫走。

５、8月13日（六月二十一日），黃炎培等離開新場至南匯縣城，向縣令戴運寅告狀，要求懲辦黃德淵等人。戴下令拘捕黃德淵等七人。

６、8月13日晚，戴審問黃德淵等人。黃德淵指控黃炎培等「聚眾演說，上不忠於君，下不敬乎長，又復褻瀆神明，驚動菩薩，打毀寺廟，創異說惑人，設甘詞誘人，以致上干天譴，下動眾怒」，並稱：

黃炎培是小人的侄孫，他天天講革命，小人是不通文墨的，問讀書人都說就是造反，小人因教訓他，豈知炎培目無尊長，不認小人為叔祖。小人一身不足惜，可憐吾黃氏代代積些陰德，不料到炎培竟遭此橫禍。戴沉思良久，忽然喜形於色。他當場釋放黃德淵等，下令傳黃炎培等人。

７、8月15日（六月二十三日）傍晚，黃炎培等四人奉傳來到縣署，戴指控：「你們講什麼學？你們毀謗皇上，毀謗皇太后，你們是革命黨，你們想造反」。黃炎培等申辯無用，當場被拘捕。至此，原告與被告換了個位置。

８、黃炎培等被捕以後，南匯官府即呈文兩江總督和江蘇巡撫，請示處置辦法。演說會的同志則積極設法營救。

９、8月18日（六月二十六日），美國寓滬傳教士步惠廉因同情黃炎培等，應請來到南匯，指責官府無確鑿證據，即亂捕熱心教育的讀書人，實屬不該。戴懼怕洋人，又未奉到上司關於處理此事的明令，於是，在中午12時15分時，讓步惠廉將黃炎培保釋出去。

10、8月18日中午12時45分，也就是黃炎培等被保釋出去半小時以後，兩江總督關於要南匯縣令將黃炎培等革命黨「就地正法」的電報送到。戴懊喪欲死，但已無計可施，後以辦理不善，被記過三次。

這就是新場黨獄的梗概。順便指出，《國民日日報》與《江蘇》雜誌載，內容大體相同，細節有些差別，可能分別出自參加新場演說會的兩個主要成員之手，其中一個很可能就是黃炎培。現沒有確實的證據。

三

從上述資料看，新場黨獄的衝突起因，主要不是演說會，而是黃炎培等人對永寧寺所謂邪教西天門的干涉。黃炎培等人的行動，有點類似孫中山當年在翠亨村毀壞寺廟中的偶像，屬於破除迷信、改良社會的性質。當時，黃炎培等人可能已經萌發反清革命思想，但這一行動並不具有反清革命性質。黃炎培等並無「毀謗皇太后、皇上」的言論。

與黃炎培等發生衝突的對手有兩個，一個是黃德淵，一個是南匯縣令戴運寅，以黃德淵最為直接。戴運寅是在審理此案的過程中，感到如果以革命、造反罪治黃炎培等，對自己仕途可能帶來好運，所以，才將此罪名加到黃炎培等人頭上。

但是，我們看黃炎培《八十年來》的回憶，主要對手黃德淵不見了，只剩下一個空洞的「地方痞棍」，連永寧寺衝突、黃德淵最初被捕、後來被告變為原告的情節也不見了，所有與黃德淵有關的細節全部不見了。這是什麼原因呢？

我想，這不大可能是年久忘卻了，也不可能是對此事看法改變而故意不提了。老年人對自己青年時代所做的事，有時會有不同於以前的看法，這是很正常的。但看回憶錄，黃先生對自己青年時代的造反行為的看法，並無大的改變，而是津津樂道。為什麼獨對此事隱而不提？我想，很可能是這個原因：宗族與恕道。不管怎麼說，黃德淵畢竟與黃炎培同宗，而且是他的叔祖。黃炎培寫《八十年來》時，這位叔祖大概早已不在人間。即使不能說是為尊者諱，但對一位已經不在人世的叔祖，再重

提五六十年前陳穀子爛芝麻的事，這在黃炎培的心裡，可能覺得有違恕道。但是，在新場黨獄中，作為黃炎培等人主要對手的黃德淵被隱去了，另一個對手即戴運

寅的作用便突出了。黃黃衝突的社會意義大於政治意義，黃戴衝突的政治意義大於社會意義。

於是，新場黨獄的革命性質被強化了，黃炎培在此事件中的革命色彩也被強化了。

黃炎培寫回憶錄的年代，正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正是革命至上的年代，這是新場演說革命色彩被強化的時代原因。

由回憶與歷史事實之間的差異，我們可以看出，當事人對歷史的回憶是有過濾性的。回憶的表述是有選擇性的。回憶的內容會受回憶者所處時代、環境的影響。回憶的內容會隨回憶者年齡變化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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