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青春的荒誕聊勝於無

（文/hema）

《牯嶺街》是一部多角度的電影，經家看《易》，道家看淫。60年代台灣社會混亂無序，壓抑著，徘徊著，選擇著。天南地北的「大陸人」跟隨部隊退居台灣，面對政局不穩，百廢俱興的現實情況卻仍然幻想有朝一日能夠反攻大陸。

在此社會環境下，每個人都顯得無所適從：「打了七年仗，現在反倒住日式的房子，聽日本的歌。」大家穿著撻噠撻嗒的木屐，卻最瘋狂貓王；電視里的台灣政選卻要分析美國人的態度。整個台灣都不能做自己。每個人都在思考，要在這個新的社會裡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

成年人們籠罩在「白色恐怖」中唯唯諾諾以求自保。青少年們則如小頭猛獸開始肆無忌憚地拉幫結派。小四兒就是這類青少年的代表，小四兒性格比較像爸爸，耿直倔強。有一個叫小貓的瘦小的小夥伴，每天做做惡作劇，調皮搗蛋，像每個青春期的男孩子一樣。似乎所有的變化都從一個叫小明的女孩子開始。因為小明，小四兒開始與當地「小太保」們有所交集，並在人格上發生了很多變化。

影片從頭至尾大部分都是對小四兒性格變化的鋪墊，學校的強權鐵腕，友誼的背叛，懵懂的愛情讓單純的小四兒有了很多的疑問，這些疑問小四兒自己無法解答，只覺得有太多不公平。

人人都在強調這個世界是不會因為他而改變的，他卻越來越相信只有暴力才能代替話語，越來越難以自拔。整部電影的中心似乎已經呼之欲出：如果這個世界不變的話，那該變的只有自己。自己若能屹然不變，那只有改變這個世界。小四兒正是在嘗試這樣的蚍蜉撼樹。

小四兒當掉媽媽珍貴的手錶，只為去證明這樣一件事。他為小翠揮金如土，動情地表白，幼稚地希望如果小翠能夠改變，那小明也能夠改變。事與願違，無論是小明還是其他人都能夠比小四兒更快更準確地改變自己適應生活。

此時此刻，小四兒已然已經把自己想像成了精神領袖honey。honey說，有一個老包，所有的人都跑了，他自己一個人去堵拿破崙。其他的武俠小說我都記不得名字了，這本書叫《戰爭與和平》。所以，honey才會隻身赴演唱會，被人推進車輪里成為犧牲品。

《牯嶺街》的成功很大部分取決於他的真實，就像每個青春的故事一樣，都有小公園和217的幫派鬥毆，都有一個為之迷戀的女孩子，都有不分青紅皂白的混蛋老師。

殺人事件是個個案，因為它發生了。然而青春卻仍然在一茬接一茬的交替，衝動反叛依然是它的代名詞。每個時代的青春都會裹挾著明顯社會特徵滾滾向前，借力青少年之力爆發的絕對不只是青春的祭奠，而是拉開了整個社會群體的遮羞布。

也因為如此，楊德昌絕對沒有絲毫的嘲笑這些年輕人的意思，反而處處提醒觀眾，如果我們的社會夠包容，結果會不會不一樣。

《牯嶺街》中，小四兒留給姐姐的最後一封信里把名字畫成一個笑臉，引來警察的不滿，什麼東西，自己的名字都不好好寫。小貓帶著自己錄的《A Brighter Summer Day》送給監獄裡的小四兒，被獄警轉身丟進垃圾桶。

成人世界裡總是在忽視孩子、青少年們的想法、感情，以冷漠處置他們初出茅廬的熱情。但他們的叛逆不是正好說明了我們的墨守陳規嗎？（我為什麼要說我們，我明明是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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