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直：從海商到倭寇

日本本土最西端的城市平戶，有一座松浦史料博物館。館外空地上，豎著一尊小小的銅像，銅像一手扶劍，一手前舉，彷彿在向遠方示意。這尊銅像，就是日本人想像中的中國人汪直。

【片板不許入海】

從某種意義上講，汪直出生時，他和他同時代許多人的悲劇命運就註定了。這個註定了他們命運的人，就是明朝開國君主朱元璋，此時距離他去世已有100多年。朱建政後，通過廢除丞相、實施特務統治等措施，使明朝皇帝的權力遠超其它時代。

汪直只是一介草民，朱元璋的這些「以求朱家天下萬世一系」的重大舉措，假設汪直不準備讀書入仕，也不會吟詩作文，事實上對他不會有特別嚴重的影響。但在這些重大舉措之外，還有另一條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的措施，就是它，註定了汪直的悲劇。

那就是海禁。所謂海禁，即政府不允許私人從事海上貿易。洪武元年，朱元璋剛剛在南京坐上帝位，曾經與他交戰多年並被擊敗的張士誠和方國珍余部，在舟山群島的蘭秀山起兵。平定蘭秀山之亂後，朱元璋意識到，與大陸相距不遠的舟山群島進可攻，退可守，很容易成為叛亂者的海上據點。為此，他決定實行島嶼無人化。朱下令把舟山46個島上的居民全部強制遷往內地，並撤銷行政建制（舟山唐時設翁州，明時設昌國縣）。這時，一個叫王國祚的村民冒死前往南京，通過某王公晉見到了朱元璋，力陳昌國縣不可廢。朱元璋難能可貴地作了讓步——昌國縣城附近的八千居民可以留下。

內遷的舟山諸島居民，只是大明海禁政策邁出的第一步，很快，它便成為大明針對全局的基本國策。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下詔強調「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此後每過幾年，就會重申一次，並把相關條款寫進《大明律》。久而久之，大明的海禁政策被高度濃縮為六個字：片板不許入海。海禁最嚴厲時，就連沿海居民到近海捕魚也屬非法。

【海上貿易曾高度發達】

有學者考證，至遲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人就開始了海上貿易活動。《國語·齊語》載：「越裳獻雉，倭人貢暢」，可見當時的中國與周邊的越南和日本已有來往。漢朝時，留下了中國和羅馬交往的最早記載，這交往，其中一部分就是通過海路完成的。到南北朝時期，中國的船隻經常出入波斯灣，並溯幼發拉底河而上，與阿拉伯人通商。唐代，中國國力大盛，和唐朝交往的國家多達70多個，廣州成為最重要的海外貿易商港。至唐朝中期，廣州人口約25萬，其中外國人就有1萬多。唐朝末年，黃巢攻陷廣州，大肆屠殺，死於黃巢之亂的外國人計有12萬之多。

先後與多個政權對峙的宋朝，與漢唐相比，並不是一個大一統的王朝，向來被後人譏為積貧積弱。但在中國的封建王朝中，宋朝的商品經濟遠超前朝，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抑商的朝代，同時也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其中，宋朝對海外貿易的重視，被提升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

宋朝初年，朝廷在廣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秀州設置了功能近似於海關的「市舶司」，在京師設置「榷易署」，專營中外海商的舶來商品。王安石變法時，頒布了《廣州市舶條》，這是中國史上第一個航海貿易法規。宋神宗鼓勵民間發展海上貿易，他說：「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一焉……歲獲厚利，兼使外藩輻射中國。」

南宋偏安東南，海外貿易收入更為重要。宋高宗下旨：「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政府對海外貿易的重視和支持，帶來的是極為豐厚的回報。南宋初年，市舶的年收入「動以百萬計」，到了南宋末年，市舶的年收入增加到了二百萬緡。南宋的財政總收入不到一千萬緡，海外貿易收入竟佔總收入的1/5。

崛起於漠北草原的元朝，似乎與大海沒有多少關聯。其實，這個疆域空前遼闊的帝國，同樣熱衷於海洋和貿易。元朝一度禁止私商出海，但為時甚短，收效甚微。後來改弦易轍，鼓勵私人出海經商，前提是按規定納稅。元朝時，光是在東海和黃海從事國內海上貿易的船隻，每年從南方到天津的就多達1000艘以上。廣州作為海上貿易的晴雨表，旅居的阿拉伯商人超過12萬。至於曾經是中國「海上零公里」的泉州，北宋時與其有貿易關係的國家達30多個，南宋時增至50多個，元朝時進一步增至90多個。

【帝國如同自給自足的小村莊】

之所以回顧中國歷代海上貿易的盛況和朝廷的重視，在於反證一點——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明朝開國伊始就厲行海禁，顯然有朱元璋更為看重的理由。那麼，朱元璋為何會對大海如此恐懼，對海上貿易如此排斥呢？

首先是穩定政權的需要。朱元璋稱帝時，仍面臨兩大威脅：威脅之一，來自曾與他角逐天下的張士誠和方國珍。朱元璋擔心，如果像以往那樣聽任民眾往來於海上，他們就有可能和方、張余部勾結，陰謀顛覆大明王朝。威脅之二，來自已經敗退到蒙古高原的元朝勢力。元朝皇帝雖然遠走漠北，但在相距數千里的南方沿海，仍有不少支持者，從南海到印度洋一線，還有相當勢力。禁止人民入海，可以消除因此帶來的負面影響。

其次是囿於見識。祖輩皆為農民的朱元璋，即使後來貴為天子，也從未擺脫過小農意識。在朱元璋看來，農業才是一個社會的根本，而商業不僅是末業，還是不穩定因素。他規定，農民可以穿細紗布，商人則不允；農民家中，哪怕有一人經商，也不能獲批准。在社會地位上，商人處於真正的底層，即使腰纏萬貫，仍是不受待見的末流。朱元璋設想的理想社會，是君王聖裁天下，兢兢業業，官員循規蹈矩，廉潔奉公，老百姓安心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社會。帝國最好如同一個自給自足的小村莊，物各有主，人各司其職，像機器上的一顆顆螺絲釘，不得擅自越位。

【畸形的朝貢貿易】

一方面，朱元璋為了鞏固政權和囿於見識，希望把人民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另一方面，天朝上國萬邦來朝的虛榮心，又使他渴望周邊小國把他當作主人尊崇，奉其正朔，受其冊封。這樣，嚴禁民間海外貿易的同時，大明帝國執行的是畸形的朝貢貿易。

所謂朝貢貿易，就是明朝的周邊國家，在政治上承認與大明之間是一種宗主和藩屬關係，在約定的周期里，向大明進貢。大明本著厚往薄來的原則，給予各藩屬國遠高於貢品價值的回報。顯然，這是一種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做法。

在民間海上貿易被禁止，而朝貢貿易又鐵定要大賺一筆的情況下，大明周邊各國都想方設法增加朝貢次數，擴大朝貢規模。嘉靖一朝時，終於因朝貢貿易鬧出事端，從而導致了嘉靖時代倭寇大爆發，而汪直就生逢其時。

嘉靖年間，正值日本諸侯鼎立的戰國時代。當時，實力較雄厚的幾個「大名」（即封建領主，可理解為諸侯）爭著代表日本向明朝派遣貢使。嘉靖二年（1523年），細川氏與大內氏各派一隊貢使到達寧波。接待這兩批貢使時，收受了細川氏賄賂的明朝官員處理不公，引起大內氏貢使的極度不滿，進而「大掠寧波」，使得「沿海震動」。這一「爭貢事件」惹得嘉靖龍顏大怒，下詔罷除市舶司。其中，廣州市舶司雖未罷除，但也停止了朝貢貿易，直到6年後才恢復。因此，嘉靖年間既是海禁最嚴厲的時期，也是倭患最激烈的時期。

為何在極為嚴厲的海禁政策下，仍然有人冒著殺頭的風險往來於海上，中央民族大學的陳梧桐教授這樣解釋：「儘管明朝實行海禁，但是東南沿海地區，經濟比較發達，人口又非常密集，這樣一個情況下，土地不敷耕作，這些人要找別的出路，來增加他的收入，維持他的生活。那麼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他就買船冒險出海，殺頭他也去。」

【大明的海禁政策破產】

汪直又稱王直，號五峰、五峰船主。1501年，他出生於以徽商著稱的徽州歙縣。徽商的產生，和當地貧瘠的土地不無關係。顧炎武曾說，徽州「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勢其然也」。

地薄民貧，又有經商傳統，汪直年輕時就投入到商海中。他為人富於膽略，輕財好義，有領導人氣質。史稱：「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以故人宗信之。」

早年，汪直與同鄉在廣東一帶從事海上貿易，把生硝、硫磺和絲棉之類的土產運往日本、泰國等地。不用說，這種生意是明政府嚴禁的。1543年，汪直第一次抵達日本種子島。日本史料記載，日本人看到這艘不知從何而來的大船，非常納悶。船上的人里，有一個叫五峰的大明儒生，通過筆談的方式告訴日本人，他是從西南來的外國商人。汪直的日本之行影響深遠：他將火槍傳入了日本。在汪直與日本人的貿易中，火槍是最搶手的商品，這些火槍，並非他親自製造，而是來自他和葡萄牙人的貿易。

16世紀時，葡萄牙人東航，他們最先注意到了舟山群島有利的地理條件，在中國海商與葡人的地下貿易中，漸漸把舟山群島所屬的雙嶼作為活動基地。由於雙嶼地處連接江南和日本的海路要衝，它開始成為中國、葡萄牙和日本等國海商彙集的國際性商業基地。當時掌控雙嶼的是福建海商李七，綽號李光頭。李光頭之後，是來自徽州的許棟。那時，汪直就在許棟手下任職。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一個叫朱紈的官員被朝廷任命為浙江巡撫兼提督浙閩兩省海防軍務。雙嶼繁華一時的好日子到頭了，而汪直卻意外地獲得了迅速崛起的機會。

朱紈為官清廉，也頗有手腕。他上任後，強力推行海禁。當時，在福建和浙江的海面上，不僅有像李光頭和許棟這樣的多股海商，一些官宦世家也在海商的貿易中參股，或是充當保護傘。至於一般民眾，也有許多人在海商走私中混飯吃。比如，向葡萄牙商人出售米、面、豬、雞之類的食品，葡萄牙人給出的價格是正常價的一倍以上，如果購買葡萄牙人的胡椒、蘇木和象牙的話，「其價尤平」。是故，當沿海地區上至上流社會，下至草根民眾，其利益都與海商走私緊密相關，這時要實行海禁，肯定要遭到極大阻力。其情其景，就像朱紈感嘆的那樣：三尺高的小孩子，都把海盜看作衣食父母，把政府軍隊看作世代仇人。

朱紈上任次年，在精心準備之下，他決派出軍隊攻打雙嶼。攻佔雙嶼後，朱紈下令用石頭將港口堵塞，把島上的住房和媽祖廟等建築付之一炬。混戰中，海商首領許棟落荒而逃，後來被明軍抓獲。群龍無首的海商，一致推舉了他們的新首領——後來名聲在外的汪直。

朱紈勇於任事，卻不免矯枉過正。他不僅下令「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甚至連原本與海商走私無涉、煮海為鹽的鹽戶也要編號定界，不能像過去那樣自由行動。可以想像，在海禁的大政之下，眾多底層民眾的生活無以為繼，是必然結果。

順理成章的，為了朝廷旨意而奪人衣食的朱紈，成了閩人和浙人最仇視的官員。兩省當地官員和在京官員紛紛上疏彈劾他，指斥他濫殺無辜。偏偏朱紈在打擊海商時，一向奉行「寧可錯殺三千，絕不放過一個」的政策，被他當作倭寇處死的人中，肯定有不少蒙冤者。於是，在官僚系統的勾心鬥角中，朱紈被撤職。獄中，他服毒自盡，自盡前感嘆道：「縱天子不死我，大臣且死我，即大臣不死我，閩浙人必死我。」

朱紈橫死，意味著大明海禁政策的破產，而汪直卻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期。

【汪直之死】

縱橫海上的海商們原本各自為政，但面對朝廷的嚴厲打擊，以及交易中常常出現的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他們迫切需要抱團取暖。

雙嶼既毀，被推舉為海商首領的汪直認識到，在沿海地區再尋找島嶼建立基地不太現實。這時，他想到了與他有貿易往來的日本。汪直與日本大名松浦隆信交好，於是在松浦隆信治下的五島建立了基地。至於他本人，卻長期住在平戶。短短几年間，尤其在吞併了另一海商頭目陳思盼後，汪直躍升為東南亞最強大的海上霸主。他製造的大船，一條船可容納兩千人，船有多層，其上可「馳馬往來」。他先是自稱「靖海王」，後又稱「徽王」，從後一個稱號可見，他對故鄉徽州懷有感情。

極盛時，汪直能號令十萬之眾，僅和他一起住在平戶的就有兩千餘人。汪直出行時，「緋袍玉帶，金頂五檐黃傘……侍衛五十人，皆金甲銀盔，出鞘明刀」。這時的汪直，早已不是躲著官軍的走私犯，而是以武裝力量作後盾的亦商亦盜的草頭王。作為商人，他的客戶既有西洋人，也有日本人和中國的其它海商；作為海盜，他時時侵襲明朝沿海城鎮。在用兵上，他「進退縱橫，皆按兵法」，加之他的手下多是些亡命之徒，明軍根本不是對手。

然而，儘管幾乎控制了東南亞與中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儘管過著帝王般的優渥生活，汪直卻懷揣心事。這心事，就是讓明政府放棄對自己的追剿，開放海禁，准許自由貿易，從而讓他成為一個清白的海商而不是漂泊異鄉的海盜。

和汪直同為徽州老鄉的一個封疆大吏胡宗憲，讀懂了汪直的心事。胡認識到，面對強勢的海商集團，一味剿殺不是辦法。一方面汪直作戰能力超強，明軍難以抵擋；另一方面，汪直的十萬之眾，不少是沿海地區違禁私出的底層百姓。他們在海禁政策下，「往往入海從盜，嘯聚亡命」。因此，沿海一帶，汪直「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饋時鮮，或饋酒米，或獻子女」。這一記載令人大跌眼鏡：一向被視為漢奸和海盜的汪直，竟受到底層百姓如此擁戴。

胡宗憲打算改剿為撫，他把汪直的母親和妻子從獄中釋放，給予細心照顧。汪直得悉，欣喜地表示，如果不計較他以前的罪過，並准許海上貿易，他願意投降並為朝廷效力。為了讓胡宗憲相信他的誠意，他令手下攻破了盤踞舟山的一股海盜，還把另一支海盜將要來犯的消息提前告知胡宗憲。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一月，在胡宗憲信誓旦旦的許諾下，汪直率部眾千餘人向明朝投降。不過，他仍然留了一手：要求胡宗憲派出人質。就胡宗憲本意，他是真心招降汪直的，希望利用汪直在海商和海盜中的影響為朝廷效勞。然而，不妙的是，究竟如何處置汪直，高級官員們的意見針鋒相對，是按汪直的意願開放海禁，還是誅殺以維護朝廷臉面？

不幸的是，後一種意見佔據了上風。次年春天，浙江巡按王本固誘捕汪直下獄。胡宗憲原本為汪直說話，但當有人指控他收受了汪直的巨額賄賂時，他害怕了，立即轉變立場。在獄中，汪直上了一道《自明疏》。他認為，自己覓利商海，賣貨浙、福，乃「與人同利，為國捍邊」，從來沒有勾引黨賊侵擾。他向嘉靖懇請，希望赦其罪過，開放浙江定海一帶港口互市，這樣不僅可以獲得關稅，還能恢復與日本之間久已中斷的朝貢貿易。那麼，紛擾天下的倭患就能得到根本解決。

站在今天立場看，汪直的建議是可行的。堵不如疏，越是嚴厲的海禁，激發的可能是越大規模的武裝走私。倘若自由互市，武裝走私就完全沒有必要。

然而，嘉靖無意採納汪直的建議，他下旨說：「（汪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命就彼梟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二月，汪直在杭州被斬首。臨刑前，汪直感嘆：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

汪直死後，其餘部繼而將人質肢解泄憤。群龍無首，倭患一度比之前更為嚴重。明末清初的史學家談遷感嘆：「胡宗憲許汪直以不死，其後議論紛紛，遂不敢堅請。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則岑港、柯梅之師可無經歲，而閩、廣、江北亦不至頓甲苦戰也。」

汪直死後八年，嘉靖去世，隆慶登基。繼位之初，隆慶宣布廢除實行了兩百年之久的海禁。敢於推翻祖宗成法，是因為隆慶及高級官員們不得不承認：倭寇為患乃海禁政策的副產品，海禁一日不廢，倭患一日不寧。當然，隆慶解除海禁，仍有不少限制，並非完全意義上的開海。不過，明朝政策的轉變，使中國人的海外貿易和向南洋各地的遷徙不再是犯罪，殘餘的倭寇活動也隨著海禁的中止漸行漸遠。

【結語】

明朝執行嚴格的海禁政策，把自己排除在藍色海洋之外時，正值歐洲的大航海時代。當下海打魚或沿海煮鹽都有可能觸犯王法時，歐洲的帆船正出沒於風波之中，一方面探索未知的土地，一方面收穫來自海外貿易的巨額財富。

肇始自朱元璋時代的海禁，幾乎縱貫大明王朝（隆慶開海距明朝滅亡，只有幾十年），也為後來的清朝所繼承。同明朝一樣，清廷也是一個內斂、封閉的朝代。當船堅炮利的西方在資本和市場的驅使下踏浪而來，閉關鎖國的古老王朝將遭遇千年未有之變局。其情其景，馬克思的論斷最為精準：「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

（作者系文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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