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用生命書寫孤獨的顏色

19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梵高，他一生只賣出一張畫，三餐不繼。在他逝世127周年，卻有600萬人在阿姆斯特丹大排長隊等著看他的畫。

美學大師蔣勛一次次重訪梵高畫作現場，看見這位狂人用短短37年的生命，以熾熱純碎的性情，燃燒愛與美的終極救贖，數度熱淚盈眶，並寫下此文紀念。

梵高

大概還記得，中學時代，讀到余光中先生譯的《梵高傳》，心中激蕩的情緒。那時沒有看到梵高的原作，複製的畫作也多是黑白，印刷模糊，但還是很震撼。

讀到史東寫道：梵高在煤礦區為工人佈道，在礦災慘劇之後，梵高回到家，把自己僅有的衣物一份一份分好，全部舍給最需要的受難者，我仍那麼清晰記得，十幾歲的年齡，竟然掩卷難以卒讀，熱淚盈眶的記憶。

那是梵高，是余光中先生典雅譯筆下的梵高，是史東傳奇小說筆下的梵高。

那個梵高，陪伴著我通過青澀夢想的年代，夢想一個為人類救贖的心靈，這樣燃燒著自己，走進那麼孤獨純粹的世界，走進一個世人無法理解的「瘋子」的世界，走進絕望，走進死亡。

我不太分得清楚，我認識的是藝術上的梵高，或是生命實質上的梵高。

《播種者》

我分不清楚，是梵高哪一件作品打動了我，還是他整個生命燃燒的形式才是真正的作品。

大學的時候，我沒有讀美術系，但是整天跟美術系同學混在一起，有時候會央求他們：「讓我背一下畫架吧！」

我走向了文學，藝術，到了巴黎學習藝術史，那個梵高一直跟著我。

也許我在夢想梵高的某一種生命吧！

在巴黎有許多機會看到梵高的原作，看到他初到巴黎，受點描畫派影響的色彩的炫爛，但是，常常彷彿有一個聲音在耳邊輕聲說：那不是技巧！

「那是什麼？」

我想問，回頭卻沒有人。

《海景帆船》

我又去了荷蘭，從阿姆斯特丹到庫拉·穆勒，梵高早期線條粗重的筆觸，勾勒著重勞動下軀體變形的工人或農民，我彷彿聽到如牛馬一般沉重的喘息聲音。

回程經過海牙，想到他邂逅了西恩（Sien），一個拖著幾個孩子要養活的過了氣的老妓女。他們同居了，梵高負擔起了西恩一家老老小小的生活，這個故事一點也不像「戀愛」，難堪、卑微、邋遢可笑的生活。

沒有人能理解梵高為什麼把生活搞得一團糟！

西恩最後還是走到街頭去接客維生，彷彿重重嘲諷了梵高：你要救贖別人？你能救贖自己嗎？

梵高的故事是一個「失敗者」的故事。

我們要美化梵高嗎？

梵高自畫像

是的，他看到了世界上最美麗的事物，他看到了初春大片大片綻放的杏花，他看到了起伏的山巒與麥浪，他看到了夏夜天空星辰的流轉……

但是，那是他「發瘋」之後。

他被鄰居聯名控告，要求警局逮捕強迫治療。

站在聖·瑞米的精神病房前，我從梵高眺望風景的窗口看出去，我在問我自己：如果當時我也是鄰居，我會不會也是聯名簽署的人之一？

我愛梵高嗎？

我了解梵高嗎？

我知道梵高存在的意義嗎？

《麥田裡的絲柏樹》

但是，我隔壁的鄰人剖了耳朵，一臉血跡，我能夠接受包容嗎？

梵高丟給我們許多問題，在他自殺離開人世後，人們用一百多年的時間試圖回答，仍然無法有完滿解答。

梵高是精神病患，但是他看到了最純粹的美的事物。

我們很正常，但是我們看不見。

正常，意味著我們有太多妥協嗎？

我們不知道，一再妥協，我們已經流失了真正純粹的自我。

我們可能在一張《向日葵》前掩面而泣，我們可能在一張《自畫像》前驚叫起來，我們可能在一張《星空》之前熱淚盈眶。

《星空》

梵高揭發了所有「正常人」的妥協，他明確宣告：沒有某一種瘋狂，看不見美。

但是梵高的美太危險，我們只能面對他的畫，不敢面對他真實的生命。

二〇〇七年的五月，我帶著一疊稿紙，經由泰國到葡萄牙里斯本、卡斯卡伊斯，辛特拉，到倫敦，再到西班牙，在巴塞羅那，大約兩個月，寫完這本書。

其實不是「寫」，而是「整理」。

梵高的故事、畫作，太多儲存在腦海里，那些一本一本傳記里的細節，那些在他畫作現場前的記憶，都留在多年來的筆記本中。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是梵高逝世的那一天，我正在巴黎，H是畫家，提議要去奧維祭拜梵高的墓，她的日本丈夫，雖然不學美術，也非常愛梵高，便主動排出時間，親自開車，做一次向梵高致敬之旅。

《詩人花園裡的垂柳》

很熱的夏天，車子從巴黎出發，上了外環道，向北，大約兩小時可以到奧維。

奧維是個小鎮，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還沒有很多觀光客，寧靜，樸素。

我們到了奧維，因為小鎮不大，很快找到了教堂，夏天午後，湛藍發紫的天空，壓迫著教堂塔尖，很像梵高的畫。

空氣中有松柏沉重的樹木的香味，有遠處麥田隨風吹來濃郁的麥草氣味，有烏鴉飛起來呱呱的驚叫。

忽然間，炎熱的天空中捲起一陣狂風，我還沒弄清楚，一大片石子大的冰雹劈頭蓋臉擊打下來。

我跟H一家人趕忙躲進車子，冰雹打在車頂，乒乒乓乓，像是郁怒的孩子在發泄受不了的情緒。

那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一次祭奠梵高的奧維之旅。（文/蔣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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