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在中國歷史上如此出名竟是因為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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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陳雨露

導讀：本文摘選自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先生寫的《中國是部金融史》第二部之天下之財。俗話說文如其人，各位讀者究竟能從中得到什麼啟發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雖然我是一個奧地利學派的擁躉，對凱恩斯及其理論持強烈反對意見，不過這不妨礙我們進入有趣的中國歷史，以一種不一樣的視角去解讀那段歷史。

《易經》里的凱恩斯主義

一個人的生命基本不會超過一百年，去掉天真爛漫的孩提時代、耳聾眼花的耄耋之年，能建功立業的時間不過四五十年。短短四五十年的生命，無論名垂青史或者遺臭萬年，任何人想在史書上留下一筆都是一件難度極大的事情，皇帝也不例外。

無疑，宋徽宗趙佶實現了這個目標。

趙佶在中國歷史上之所以有名，不僅僅是因為他和李師師的風流艷史，甚至不僅是因為他冠絕古今的瘦金體，更是由於徽宗朝經濟金融政策的起伏跌宕。宋徽宗長於書法，卻不擅於經濟金融，徽宗朝所有經濟政策的背後都有另一位書畫天才的影子，就是北宋末年「六賊」之首的蔡京。

蔡京，王安石門生（王安石的門生、朋友基本都被《宋史》列入奸臣傳），熙寧三年進士。神宗、哲宗兩朝，蔡京在新舊兩黨之間遊刃有餘，無論新黨、舊黨都認可他的能力，對他的人品也沒什麼惡感。蔡京是王安石的學生，王安石曾在神宗面前推薦他為自己的繼承人；如此新黨，司馬光對他的評價是：如人人都能像蔡京一樣盡心儘力，何愁天下不治？

崇寧元年（1102年）蔡京拜相可謂是眾望所歸，人們認為蔡京一旦登上相位，所作所為將讓天下人拭目，就連宋徽宗自己也這麼想（庶幾成一代之業，以詔萬世）。

徽宗朝，這位政治智慧與藝術天賦齊飛的人先後四度為相，二十年間所作所為足以名標史冊（惡名）。王安石、蔡京師徒相承，只是蔡京結局比王安石更為凄慘，不僅父子、兄弟反目成仇，自己也身敗名裂、客死街頭。《宋史》對他的評價是「卒致宗社之禍，雖譴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

殺了你，都不解恨！

如果讓我評價蔡京，可以這樣說：此人是一個天才，不僅是書畫天才，也是一個經濟學天才、一個錯位的經濟學天才！當代，人們將凱恩斯譽為「當代經濟學之父」。在中國，這套東西古已有之，其締造者和實踐者之一就是這位臭名昭著的蔡京，據蔡京本人說，他的經濟學思想淵源來自《易經》。

《易經》中有這樣的卦辭：「豐亨，王假之；豫大有得，志大行也。」人們這樣解釋「豐、亨、豫、大」：王者在最盛之時，應當一切都崇尚盛大，不必過分憂慮財貨不豐，應當順天理而動，王德自然如日行中天般地普照天下。

根據「豐、亨、豫、大」卦辭，蔡京獨創出一套前無古人、後有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大家只有盡量花錢，才能迅速生產財富，天下如果有一個人捨不得花錢，就會有很多人沒錢賺，如果所有人都捨不得花錢，天下人就都沒錢賺。一千年後，凱恩斯重複了蔡京的理論：經濟蕭條的時候，政府要擴大財政赤字，以國家的力量擴建工程、完善公共設施，讓人們賺到錢，這樣就能刺激經濟儘快繁榮！否則，沒人消費，生產者就賺不到錢；賺不到錢，生產者就會壓縮生產；壓縮生產，就會產生更多失業；更多人失業，就會進一步壓縮消費，然後就是經濟危機。

根據「豐、亨、豫、大」理論，蔡京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綱領，看起來跟後來凱恩斯的財政擴張政策也差不多：作為皇帝，宋徽宗要第一個帶頭捨得花錢，皇室和各級官衙要修造官衙、水渠、宮室、園囿，流民有錢賺就不會是流氓、流民有飯吃也不會去無事生非，天下承府庫就會越來越充盈，此所謂「豐、亨」；皇帝宮室、百官官衙、百姓住房才會越來越寬闊，所謂「豫、大」！

如此，天下可定！

蔡京這套理論聽起來還是挺靠譜的，跟凱恩斯一樣，兩者都在闡述一個邏輯：刺激消費、拉動經濟。

然而，史實告訴我們，在「豐、亨、豫、大」指導下，北宋最終走上了亡國之路。

蔡京錯在哪兒了呢？

西方經濟學告訴我們，在沒有達到潛在的增長速度之前，政府可以加大投資、刺激消費，以促進經濟增長；西方經濟學沒告訴我們，所謂「凱恩斯主義」是有前提的：以投資刺激經濟，所有市場參與者必須身處規範的市場，有明確的交易規範、有效的法律制度，並且不能存在一個壟斷一切資源的強勢主體。

一句話：投資和消費都是對的，關鍵要看誰投資、誰消費，在什麼時候投資、又在什麼時候消費。

我們說過，經歷了熙豐變法、元祐更化、紹述之爭，北宋王朝官家豪強勢力早已長成，對資源的控制能力已經滲透到社會方方面面。所謂「豐亨豫大」是在完全缺乏契約、產權、法律約束的前提下推行投資、消費政策，從經濟理性角度考慮，封建官僚將按照權力大小分配資源：投資的是皇室、花錢的是封建官僚，而賺錢的只有官商。

於是，我們看到了一位縱情山水、畫工、書法、妓館的皇帝，還有《水滸傳》里的生辰綱、花石綱！

在《中國古代漢語詞典》中，「綱」指代成批運送的貨物，所謂「生辰綱」就是各地封建官吏借皇帝生日之際成批向宋徽宗行賄；這位藝術天才還喜歡奇石，於是又有了「花石綱」。

太湖之上曾有一塊奇石，長四百餘丈、寬兩丈，石材玲瓏剔透、宛若天成，中唐年間白居易曾親手在石上栽下一棵樹苗。四百年後，樹苗已成參天巨木，地方官居然忽發奇想，要將巨石連同大樹一起獻給宋徽宗！巨石運抵京城汴梁的時候，總計花費了八千萬緡錢，相當於一戶中產之家二百年的收入！

這只是一塊石頭，一戶中產之家二百年收入也斷送不了北宋王朝。可怕的是那些出主意的封建官僚。

從廣大北宋人民住房情況來看，富裕人家一般會住獨門獨院，院子里偶爾也會有些石頭、假山……只要這家人稍微富裕點，封建官吏就會在人家的樹上、石頭上、房梁甚至大門貼上皇家標記，表示要取走這個物件送給皇帝。

這些物件不一定很值錢，但是，封建官僚會讓主人掏出來很多錢；我看上了，就等於皇帝看上了；主人不但要貢獻出這些物件，還要負擔運往汴京的費用；更離譜的，主人要早晚向物件磕頭，像對待皇帝一樣對待這些物件，否則，就是對皇帝不敬——「大不敬」，這可是要殺頭的罪名！

誰又能天天對著自家大門或者家裡一塊破石頭磕頭呢？有門路的托關係，拆牆破屋把這些物件恭恭敬敬請走；沒門路的，為此「破家者不可勝數」。

這才是「豐、亨、豫、大」錯誤所在：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二人之天下，極少數封建官僚的揮霍無度，又焉能真的通過這種投資和消費刺激經濟增長？難怪脫脫在著《宋史》時曾擲筆慨嘆：宋徽宗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一般不愛，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爾！

一個社會，如果作惡者得不到應有的懲罰，反而可以心安理得享受搶奪來的財富，那麼，社會馬上就會喪失財富創造機制——既然創造不能擁有財富，又有誰肯去辛苦創造呢？一旦人們以毫無節制的消費為榮，社會風氣立刻就會變壞，《宋史》這樣描述徽宗朝的社會風氣：錢是所有人都喜歡的東西，骨肉至親可以因為錢離散，公卿大夫可以為錢殞命，市井之人可以為錢鬥毆致死……

當然，宋徽宗是感受不到這些問題的，他只是知道自己的錢越來越不夠花。神、哲兩位雖然摟了很多錢，大部分都被這兩位志大才疏的帝王在西夏邊事上用光了，靠沒收幾塊破石頭是遠遠實現不了「豐、亨、豫、大」的。

那麼，錢從哪裡來呢？

答：想要錢，找蔡京！

蔡京的貨幣改革

崇寧元年，蔡京剛剛為相，就拿出了第一個斂財手段——幣制改革！

神宗朝、哲宗朝是北宋鑄幣最多的年代，新黨撈錢無論如何驍勇都沒對貨幣下手，也沒有禁絕私鑄，市面上流行貨幣被稱為「小平錢」，重量在三克左右，與隋五銖類似。

崇寧元年，蔡京剛剛拜相就在陝西路鑄行「當五大錢」，意指這枚銅錢可以當做五枚小平錢用。

從當時情況來看，推行「當五大錢」確實有情可原。陝西路歷來是與西夏交兵的戰場，在這裡做生意的基本都是西夏人和北宋官府。「當五大錢」發行區域就是宋夏邊境，主要目標是去西夏收購物資。對党項人，用點貨幣手段無可厚非，況且，「當五大錢」發行量很小，偶有流通進內地即被收藏起來，並沒有出現貶值。

崇寧二年（1103年），事情就不靠譜了。

十一月，蔡京下令，仿「當五大錢」在全國範圍內鑄行「當十大錢」，並在官鑄小平錢重中加入錫（這個時代的小平錢也被稱為「加錫錢」）；同時，下令全國範圍內禁止私鑄貨幣，一年之內廢黜此前所有非官方貨幣。

靠鑄大錢斂財的朝代並不鮮見，蔡京「當十大錢」的奇特之處在於，同樣一種貨幣，在不同地區卻規定了不同的標準：陝西路、河北路、河東路等朝廷控制力最強的五路，「當十大錢」當十枚小平錢使用；淮南、荊湖路等四路當五枚小平錢使用；在兩浙路等商人勢力較強的地區則只能「當三」，實際上恢復了「當十大錢」的本來價值。全國還有一個地方不允許流通當十大錢，那就是蔡京的老家！看起來，蔡京還挺照顧老鄉。

這種極其離譜的貨幣制度立刻在全國範圍內造成了貨幣混亂，所有人都不敢再賣東西，所有人都急著買東西，因為手裡的貨幣隨時可能成為一堆廢銅爛鐵。當時的筆記小說有這樣的描寫：有錢人家紛紛修葺房屋，並提前買好所有材料，沒想到工人卻要求按日結算工錢，任何人都生怕錢砸在手裡；很多買賣人直接關閉了店鋪，生怕賺到錢（留下貨物還可以接著賣，錢就不行了），大白天來到市鎮上，卻買不到一束柴薪、一斗白米……

兩年後，蔡京非常鬱悶，因為，「當十大錢」並沒有帶來多少收益，無論皇帝、官家豪強還是升斗小民，對蔡京的幣值改革都極為不滿。更讓蔡京鬱悶的是，崇寧五年（1106年）二月天空中有一顆彗星，說什麼也趕不走。

民怨沸騰，天現異象，是一定要有人出來背黑鍋的！

當月，監察御史沈疇以「當十大錢」為由上疏彈劾蔡京：朝廷鑄造當十大錢已經幾年了，不但國庫未能因此充盈，反而導致物價騰貴；靠「當十大錢」發財的只有官家豪強，這些人盜鑄，販運有數倍之益，賺到錢後就瘋狂兼并土地，現在已經是盜賊烽起，萬民嗷然；結論：必須罷免蔡京！

市場之魂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五月，蔡京第三次出任北宋參知政事，這一次，他在相位上足足待了八年。八年間，蔡京推行了很多在當時看來匪夷所思的財經政策，終於把北宋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可以用一個不太精準的辭彙概括蔡京的第二招斂財政策——市場化，手段則是北宋另一種紙幣，錢引。

從漢武帝起，鹽鐵專營就是皇家撈錢的不二法門，只要壟斷了生產生活的必需品，天下人都得乖乖把錢交出來。熙寧年間以來，新舊之爭幾經反覆，不知多少人為青苗法廢立打破頭，惟獨沒人對鹽鐵酒茶專營說三道四！

蔡京為相的時候，北宋已經形成了相當完備的鹽、鐵、酒、茶專營制度，即「禁榷」。在古文中，「禁榷」是一個很形象的辭彙，「禁」為禁止、「榷」的本意則是獨木橋，《史記》這樣解釋禁榷：「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

當然，從西漢《鹽鐵論》開始，賢良文學就開始不遺餘力地攻擊鹽鐵專營，認為鹽鐵專營的本質是搜刮天下黎庶錢財。不僅如此，鹽鐵專營在各個方面都非常缺乏效率，創新自是不用提及。這些人是官商，官商、官商，官在前、商在後，借替朝廷斂財之機把更多錢裝進自己的腰包，除了他們自己先富起來，天下再沒有別人能後富起來。

熙豐年間的情況有點特殊，北宋朝廷為了調動各地的斂財積極性，禁榷收入大頭歸各路、府，朝廷只是不定期按一定比例徵調各地禁榷收入。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所有州、道、府、縣都相當認真地對外地鹽鐵酒茶等各種專營產品進行了查禁——也相當不負責任地放任、甚至鼓勵本地專營產品流入其他地區！

儘管禁榷制度非常嚴格，但由於不同地區之間存在極強的競爭，鹽鐵專營執行下來也就大打折扣，北宋王朝所謂「鹽鐵之利」主要還是靠商稅。

在蔡京看來，這實在是太愚蠢了。

蔡京能從《易經》中悟到凱恩斯主義，當然也能在鹽鐵專營實踐中進行前無古人的創新：政和二年，剛剛回到相位的蔡京就開始「大變鹽法」、「大變茶法」……所謂「大變」，核心只有一個，那就是放開鹽、鐵、酒、茶專營，將生產、運輸、銷售環節全都留給民間！即，市場化！

對，您沒看錯，就是位居北宋「六賊」之首的蔡京放棄了鹽鐵專營，就是《水滸傳》中臭名昭著的蔡京在努力推行市場化。

政和二年，蔡京下令廢黜所有官營手工業工場、鹽場、茶場、酒場，所有禁榷制度下的產品，其生產、運輸、銷售都可由民間自定，只需在中樞朝堂領取特種行業營業許可證——錢引。

蔡京恢復了范仲淹的「錢引」制度。

「錢引」為宋仁宗年間范仲淹首創，雖然也是一種壟斷式的配額制度，相比王安石的官府壟斷鹽鐵經營畢竟還是好了很多。多少年來，錢引作為官方特許憑證一直有著良好的信譽，私商獲得錢引之後就可以自行組織生產、運輸、銷售專營商品，後期錢引甚至已經成為帝國通行的紙幣。

所謂「以錢請鈔，以鈔請鹽」。

當代，有人這樣評價蔡京廢黜禁榷，說他「轉變了官府在專賣領域的職能」、「恢復了市場定價職能」、「通過向商人徵收專賣引錢實現了稅收公平」。

僅以表面形式而論，以上這三條，條條站得住腳。買到錢引後，如何生產、如何運輸、又如何定價，商人自己說了算；專賣之利被隱藏在錢引里。所以，有人對蔡京「大變鹽法」的定論是：中國古代專賣制度的根本性演變，通過市場實現了交易公平。

真的是這樣嗎？

在論述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澄清一個問題，所謂「市場經濟」並不是今天獨有，更不是幾個發達國家的專利。人類剛走出洪荒的原始時代，我們的祖先就已經開始了物物交換，這就是最初的市場。自漢代起，我們的貨幣經濟就已經高度發展，此後歷朝歷代都有大量貨幣存在，沒有市場、沒有商品經濟，要貨幣幹嘛？

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會有交易，有交易就有市場，人就是市場，市場永遠不可能被廢黜。

不過，市場有很多種，不是每一個市場都能有效配置資源，更不是每一個市場都能建立公平的財富分配機制。正如我們今天的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奉行市場經濟，可是，一百多個國家中，能真正通過市場促進經濟的不過也就是西方老牌發達國家、金磚四國這麼幾個。

市場經濟的關鍵，不是市鎮里有多少地攤、多少門店，也不是價格管制、實物配給，誰來生產、誰來交換、誰來定價，那些都只是市場的表象！市場之魂是建立一個人人都能遵守的規則，包括最為強勢的托拉斯，也包括市場最後的仲裁者——帝國朝堂，大家都必須臣服在市場規則之下。

市場規則其實也很簡單：等價交換，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來描述，就是交換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一定要相等！

理論上，這個規則非常簡單，簡單到是一種人所共知的常理；實際上，這個規則執行起來又幾乎不可能。只要有交易者不具備同樣的起點，那麼，就一定會有人利用自己的優勢破壞遊戲規則，使得交換不再等價。比如，在地攤上討價還價，是因為買者不知道商品的真實信息，所以，賣東西的小販試圖利用信息優勢賣一個高價。

與街邊小販相比，市場上的強者更有可能藉助自身實力不斷違反規則，反而忽悠別人遵守規則，把利益讓渡給他們。國家永遠是市場中的最強者，也是市場最後的保護神，面對市場自身永遠無法解決的問題，國家會通過種種手段限制強者，使得市場回歸本源。

如果國家反其道而行之、率先違反規則，那麼，市場就會蛻變為最犀利的財富掠奪武器，所謂「規則」也就只是強者掠奪弱者的規則。

天下之財，以商奪之，摧之無形！

在廢黜官營專賣、推行市場化的同時，蔡京又想到了一個餿主意，跟《易經》里悟出的凱恩斯主義一樣，這個餿主意也非常有當代經濟學韻味：合同場法。私商在獲得錢引的同時必須按合同場法跟官府簽訂合同，核心只有一點：承認錢引流通時限根本不確定，沒人知道何時上一期「錢引」作廢，也不能以舊換新。

過期作廢、費用自理！

自此，天下富人好像變成了童話中的灰姑娘，都穿著傳說中的水晶鞋，別看舞會上衣著光鮮，一過午夜十二點就現出原形：很多人早晨起來還是富翁，晚上睡覺時卻發現自己變成了流丐，因為自己手中的錢引作廢了。

蔡京終於創造了世界貨幣史上的一個奇蹟：在不減少貨幣儲備（鹽鐵酒茶）的情況下，通過擅自更迭紙幣斂財！

過去，老師王安石雖然搞的雞飛狗跳，好歹還培養了一大批官商、天下還有一大批富人（先姑且不論這些人的錢是否合法）；現在，學生蔡京專撿有錢有勢的下手（沒錢沒勢當不了鹽鐵商），州道府縣的鹽鐵專營之利也大部分被朝廷拿走，財富開始急劇向最強勢的封建官僚集中。

這不是市場，這是一場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天下人都隨時有可能被剝奪財富乃至生命。

中國古代史中，私人土地接連州縣的時代只有兩個，一個是東漢末年的塢堡時代，另一個就是宋徽宗時代。同時，《宋書》也這樣為我們記載了蔡京的功績：朝廷再無錢財匱乏之虞，無論是宋徽宗私庫、國庫還是戶部，錢財都多得數不勝數，不知多少錢財被流水般花了出去。

天下盡為天子私財、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上溢下漏，而民重困！

——宣和四年（1122年）四月，童貫（與蔡京齊名的北宋六賊之一）率軍北征，在今河北高陽徵調廂軍，由於沒錢，地方州府早就不練兵了，「軍須之用，百無一有」、「城戍守御之物，悉皆無備」……此時，距女真入侵僅剩三年。

——政和七年（1117年），宋徽宗開始建私家園林——「艮岳」，十年後，艮岳建成，方圓十里，山高林深，飛禽走獸更是應有盡有。《水滸傳》中所謂的「花石綱」就是為了建艮岳在江南搜集奇花異石，不知多少人為此傾家蕩產。

——政和七年，洶湧的黃河在河北路決口（今河北滄州一帶），這個地區一半以上的人口被洪水吞沒；次年，江淮一帶大旱，水鄉變為人間鬼蜮。方臘這樣號召麾下流民：天下之財乃人人之財，現在，官家把貧人僅有的一點粟帛都拿走揮霍了，花石綱更是讓富人都無所歸依；諸君與其眼睜睜看著妻子兒女被餓死，不若隨我仗義而起，旬日間江南可定！

靖康元年，蔡京死於發配路上，遵從本人遺囑，門人在他的墓碑上只刻了這樣一句話：「開元之末，姚宋何罪」。

蔡京，你真的以為自己無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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