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前後張學良的三個失誤，後悔一生

(張學良 圖片來源:環球時報)

「九一八」使張學良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罵名。為了洗脫這千夫所指、萬眾唾罵的恥辱，張學良發動了西安事變，促成了全國抗戰，千秋功罪，在這一刻有了定評。

回顧「九一八」，從當年到如今，人們更多地關注於「不抵抗主義」和誰是「不抵抗主義」的始作俑者，卻忽視了一些本不該被忽視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發生，卻與所謂的「不抵抗」沒有多大的關係。

「鑄劍為犁」讓社會產生錯覺

張學良骨子裡就厭惡戰爭，生在軍閥家庭的他更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名治病救人的醫生。然而，作為長子和繼承人，他是在極不情願的情況下按照父親的意願當了一名軍人。父親張作霖是地地道道的軍閥，卻很有政治頭腦。張作霖一直不滿足於已有的地盤和勢力，一心想統一中國，因此頻繁地用兵關里，參加各種軍閥混戰。這些內戰在張學良的眼裡被視為不義之戰。他認為，頻繁的內戰，除了造成民生凋敝，老百姓流離失所、痛苦不堪之外，又容易給日俄強盜侵略東北以可乘之機。他曾勸父親說，馮玉祥是中國人吧？閻錫山也是中國人吧？那吳佩孚、孫中山不都是中國人嗎？無論他們誰在掌權，中國不都還在中國人的手裡嗎？為什麼咱們要中國人打中國人呢？

張學良晚年回憶說:「我對我父親的事情很苦惱。因為我反對我父親進行的內戰……我希望中國統一。後來我父親不在了，我自己做事，我一直是擁護統一的……我不光是想讓東三省，而且想讓全國都好起來。」

因此，當張作霖被炸身亡、張學良主政東北之後，他開始有機會實現自己當初的政治思想。首先，他決定停止內戰，改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將奉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東北軍。這一決定結束了民國以來軍閥割據的長期分裂局面，中國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

大軍進京造成東北空虛

在中原大戰期間，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勢均力敵，居於中間地位的張學良和東北大軍有舉足輕重之勢。這是因為東北軍的整體實力不容小覷，拋開兵員、槍械等方面的對比，單就東北軍所擁有的飛機、艦隻數量，以及生產能力強大的軍工廠，就足以讓身處中央政府的蔣介石垂涎、畏懼。據1929年9月的一份統計資料顯示，以陸軍而論，東北軍與蔣介石的中央軍相比雖屈居第二，然以海空軍觀之，則東北軍較之蔣、馮、閻、桂之合，尤佔優勢。

1930年9月20日，張學良接受蔣介石的邀請，入關武裝「調停」中原大戰。此次入關之東北軍實力充實，可謂陣容空前。每個旅由3個團組成，旅直轄騎兵、衛隊、通信、重迫擊炮等4個連，每團3500人，每旅1萬數千人。而關內各軍每旅的人數大都只相當於東北軍的一個團。入關的東北軍不但軍容整齊，武器也最為先進，衛隊使用的是清一色的手提機關槍，普通戰鬥部隊士兵則一律為歐戰後德國造新式79步槍。

這樣的軍隊，這樣的裝備，這樣的戰鬥實力，不僅讓關內諸軍膽寒，就是日本人也不敢小視。

1931年4月1日，按照蔣介石的要求，張學良坐鎮北平，主持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張學良原想把副司令行營設在瀋陽，在北平設行轅。可是，南京方面的勢力暫時還達不到北方，需要有個信得過的人坐鎮北方。蔣介石第一次在北平會晤張學良時，就看中張學良年輕幹練，待人熱忱，不善權術，沒有政治野心。讓張學良坐鎮北方，可以使他放心，不會像閻錫山、馮玉祥那樣，在背後搞鬼。所以蔣介石要求張學良將行營設在北平，統轄河北、山西、察哈爾、綏遠、遼、黑、吉、熱八省，北平、天津、青島市也隸屬於副司令行營管轄。

初到北平時，張學良並不放心東北。他原想用2/3時間駐瀋陽，其餘1/3時間駐平津。然而，一個突發事件卻把他鎖在了華北，直到「九一八」事變爆發，一次也沒回東北。

這個突發事件是日本人策劃的，目的就是讓張學良遠離瀋陽，讓東北軍的精銳遠離瀋陽。

主帥不在，主力不在，後方空虛，日軍的侵略戰爭就選在了這一時期開始。

判斷失誤導致應對失誤

張學良晚年談及「九一八」，多次強調:「東北那麼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張學良將其失誤歸結為一點:判斷失誤，沒有看清形勢，沒有看明白日本人的真正用心。「九一八」事變絕非偶然。發動事變前，日本人進行了長期的準備，而要進行戰爭的準備，就不可能不露一點蛛絲馬跡。實際上，在「九一八」之前，田中奏摺(核心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東北)就已被偷出公開發表，張學良已經從各方面得到了大量的相關情報。1931年初，日本滿鐵公司與東北當局談判交涉鐵路問題，時任國民政府鐵道部長的孫科對日方的貪婪舉動甚為擔心，提請張學良注意。國民政府情報機構幾乎每周都向張學良提供關於駐東北日軍在大規模進行模擬進攻遼寧和吉林的演習情報(按照日本和東北方面的協議，這類演習應該事前通知東北方面，但是日本並沒有告知)，還有日本軍艦向旅順、大連秘密運送士兵和輜重的詳細情報。甚至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前半天，有兩個日本士兵剪斷了瀋陽北大營的電話線這樣重要的行為，都沒有引起張學良及其幕僚的重視。按一般常理說，軍事指揮官應該從日本人的這些行徑中看出其行動傾向，理應做出一些應對措施。但張學良為什麼沒有及時採取應對措施呢？

原因就在於，張學良根據以往的經驗，錯誤地判斷所有這些行為都是日軍的挑釁，目的是為了通過挑釁引發衝突，進而獲得新的特權和賠款。確實，當時在東北，此類挑釁事件不斷發生。尤其是1929年以後，國民政府宣布要收回日本在東北的特權，這種挑釁幾乎天天都有。張學良曾回憶說，當時關東軍士兵天天在街上找東北軍士兵挑釁。看到東北軍士兵扛著帶刺刀的步槍，日本兵就過去在刺刀上劃火柴點煙。而東北軍士兵也不含糊，你敢在老子刺刀上劃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所以，這種挑釁經常演變為數人甚至上百人的鬥毆，常常出人命。張學良說:「遇到這種事，我們就盡量低調處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到了後來，我就下命令，讓士兵一律不要理會日本人的挑釁。」

然而，挑釁事件卻在一步一步地升級。7月，發生了日本煽動朝鮮邊民與東北邊民械鬥的萬寶山事件。8月，又發生了日本間諜深入中國防區刺探情報的中村事件，中村被處死後，日本人在8月17日發表聲明，公然發出戰爭叫囂。一連串的挑釁，一連串的動作，應該使人嗅到戰爭的味道，但是，張學良還是認定日本人只不過就是想挑釁，沒有在軍事上做針對性的防備。調進關內的大軍仍然留在京津地區，留守瀋陽的軍隊也沒有進入備戰狀態，戰爭爆發的當夜，軍事主官應酬的應酬，度假的度假，完全被日本人打了個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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