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美國人撬開國門的日本是如何實現現代化轉型的？

許多非西方國家被動挨打、忍受屈辱，在經過漫長的掙扎之後，終於實現了民族獨立，最後走上了現代化之路。這條現代化之路是被動而痛苦的。只有少數非西方國家主動學習、銳意變革，主動轉型為現代國家，作為東方國家的日本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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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畢競悅，神華研究院戰略研究人員

編輯 | 繽繽

日本是第一個趕上西方世界的發展步伐的亞洲國家，一度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的趕超是如何起步的呢？

對外開放

17-19世紀，日本處於閉關鎖國的狀態，政府對於國際貿易和交往施加了嚴格限制，只有來自中國、朝鮮和荷蘭的船隻被允許進入日本，並且荷蘭人被限於在長崎的一小塊範圍內活動。

在講述日本向現代社會轉型時，人們常常會提到美國佩里船長到達東京灣的事件。1853年，美國船隊造訪日本，要求日本實行開國政策。日本迫於壓力，於1854年3月3日在今天的神奈川縣橫濱市與美國簽署了12條的《日美和親條約》，也稱《神奈川條約》。隨後，又在5月25日，對條約進行了最後的修正，最終確定了13條的《下田條約》。條約規定：日本開放下田港和函館港給美國，用於做生意、停靠補給等事務，並且在兩地建立領事館和美國人居住區；美國人可以在日本的規定區域內自由活動不受限制；美國享受和日本單方面的貿易最惠國待遇，等等。

1853年，佩里率軍艦來到日本，黑船事件使當時閉關鎖國的日本人第一次見識到了近代國家的軍事力。伊藤博文考察歐美時發出的「始驚、次醉、終狂」感慨同樣適用於此時。19世紀50年代，日美修訂了《日美和親條約》以及《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等，兩國一度關係十分友好。圖為《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簽訂》(1951年)。

繼美國之後，英國、法國、俄國紛紛來日本簽訂類似的親善條約。日本實行了200多年的閉關鎖國政策終於被打破了。主動開國使日本避免了戰爭之苦，並且獲得了與國際接軌的機會。

實際上，日本能夠主動開國有一定的社會環境基礎。早在佩里出現的幾十年前，日本的改革開放就已經開始了。在一所1838年開辦的具有影響力的學校中，荷蘭人培養了數以千計的日本貴族。在1839-1842年中國鴉片戰爭期間，德川幕府意識到了西方力量的強大。鴉片戰爭後，魏源編撰了《海國圖志》，系統介紹了世界歷史地理，然而此書出版後在中國幾乎無人問津，其中對西方「蠻夷」的讚美之詞被視為離經叛道。但是《海國圖志》在日本卻成為暢銷書，一共印刷了15版，許多日本人通過此書了解了世界，開闊了視野。因而隨著佩里的到來，日本與美國簽訂通商條約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185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海國圖志》傳到了日本。此時的日本還處在鎖國狀態,但魏源這部書卻讓日本人如獲至寶,在此後五年間,《海國圖志》的日文版本竟然出了二十幾個,深刻啟發了日本人的近代意識。

廢除封建

對外開放是日本現代轉型的必要條件，卻不是充分條件。當時，日本被分成幾百個領地，由被稱為「大名」的地方諸侯治理。歐洲高度封建社會的糟粕在日本體現的最為明顯。日本處於封建割據狀態，缺少一個有力的中央政府。

1867年，明治天皇登基。改革派發動了政變，末代德川將軍被迫放棄權力。明治維新中的主導力量是下級武士。下級武士雖然也是武士，但在日益嚴格的等級制度之下，下級武士處於上級武士的壓迫之中，而且理論上下級武士永遠不可能成為上級武士。擁有一定的地位，但又處於壓迫之中，藩鎮制度日益腐朽，無法滿足日本成為一個強大國家的需要，正當此時，西方列強的「黑船」造訪日本，讓懷有一些抱負的下級武士感受到了國家的危機，在這種背景下，下級武士主導了一次次的「尊王攘夷」運動。今天看來，「攘夷」太過保守，不符合「改革開放」的歷史潮流；但「尊王」卻具有必要性，正是因為「尊王」運動，日本才迅速地且較為和平地結束了封建割據的狀態，在名譽元首——天皇和統一國家的旗幟下邁入了現代國家的行列。實際上，在近代史上成功建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都與重塑中央政權的合法性、結束封建割據密切相關。日本天皇原為加強中央集權，但由於歷史上的虛君傳統，這樣的集權過程必然伴隨著各種約束和限制，需要與不同階層達成妥協，使得立憲成為可能。

日本明治維新，之前的武士制度被廢除，圖為1860年代的日本武士。

明治維新後，日本沒有走回頭路閉關鎖國，而是繼續了幕府的開國國策，通過借鑒歐美經驗取得了經濟上的成功。日本通過廢除領地間的關稅，建立起全國性市場，並且修建鐵路網。所有封建領地都交給天皇，隨後對農民的土地所有權進行了確認，現代產權形式得以創立。明治維新最主要的成就之一便是構建國民，使國家建立在個人之上，廢除封建割據以及人民對於藩鎮的依附性，由此建立起一個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隨著身份制的廢除，許多下級武士甚或平民出身的人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成為大臣，或進入新式軍隊，成為高級軍官。通過構建現代國家制度，日本形成了一種正向淘汰機制，使得有能力的人能夠脫穎而出，這些反過來又增強了整個國家的凝聚力。

圖為維新三傑，從左至右：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

日本制度上的成功轉型增強了國家的汲取能力。在以前，只有武士階層才能參軍，明治維新後，平民也可以參軍，日本的軍事力量大大加強。為了支撐巨大的軍費開支，日本人民更是勒緊褲腰帶省吃儉用，因為他們省下的每分錢都可以用於增加自己家人所在軍隊的補給，日本軍人也感受到了這份來自於家人的期望而不惜以肉身充當炮灰。正因如此，他們雖然很弱小、很貧窮，但卻建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強的海軍艦隊之一。可以說，戰爭的環境也在倒逼著日本的變革。

應該看到，在當時軍國主義的大背景下，國家利益、集體利益超越於個人利益之上是流行的觀念。民族主義雖然能夠凝聚共識，卻並不必然帶來現代性政治。直至二戰結束後，日本才由現代化走向了現代性，政制更加成熟，民眾獲得了更多的政治權利，日本轉向專註於經濟發展，實現了和平崛起。二戰後，隨著日本的國策由「強軍」轉向「富國」，1950-1990年，日本的人均收入保持5.9%的增速，1953-1973年期間更是達到了年均8%的高速增長。

科教興國

日本具有重視科教的傳統。德川時期的日本就在科技方面取得了進步。但由於日本人多地少，當時日本的技術主要著眼於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僱用更多的勞動力，提高土地、資本和材料的生產效率。這類似於中國的情形。唯一例外的是日本米酒，建立起了資本密集型產業。因為政府限制米酒生產，規定了釀酒廠的工作時間，這一限制導致工廠在設計時不得不選用高產量模式。

就農業社會而言，日本具有非常高的入學率。1868年，有43%的男孩和10%的女孩入學就讀，學習閱讀和算術。超過一半的成人具備讀寫能力。以求知和消遣為目的的閱讀行為十分普遍。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買不起昂貴的書籍，但是可以從書店租借圖書。1808年，僅江戶一地就有656家租書店，為大約10萬戶居民提供圖書。教育普及率較高，很可能是因為日本經濟的商業化程度較高，德川幕府時期，大約15%的日本人住在城市裡，江戶（即現在的東京）的人口達到100萬，大阪和京都各有40萬人，位居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列，其城市化率高於同時期的中國。這些為日本後來的騰飛打下了基礎。

東京，日本樓市神話從這裡開始，也從這裡破滅。

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開始推行義務制小學教育。到1900年，90%的學齡兒童入學就讀。政府還創辦了一些中學和大學。但由於數量有限，競爭非常激烈，成千上萬的日本人前往國外學習。相比其他後發國家，日本發展教育的時間要早得多。大眾教育是日本成功採用現代技術的重要原因。

更為重要的是，日本具有一種虛心學習的心態。現代化很大程度上也是西化的過程。許多非西方國家被動挨打、忍受屈辱，在經過漫長的掙扎之後，終於實現了民族獨立，最後走上了現代化之路。這條現代化之路是被動而痛苦的。只有少數非西方國家主動學習、銳意變革，主動轉型為現代國家，作為東方國家的日本便是一例。日本對於西方的學習是真誠的，正如他們曾經以及現在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一樣。危機意識激發他們自強，他們以一個小國的姿態去學習其他大國，吸收他國文化的精華，卻未曾失去本民族的精神。

作為後發國家，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視。日本政府側重於服務、支持和協調，內務省和通產省的產業政策在日本經濟發展初期扮演了重要角色。

19世紀七八十年代，通產省就建立起了日本的鐵路網和電報通信體系。

1903年，日本出於戰略目的建立了八幡鋼鐵廠。鋼鐵廠歸屬國有，在最終贏利之前一直接受政府補貼。

日本還通過政府採購促進一些重點工業（比如汽車、卡車和飛機）的發展。直至今天，日本人以開日本車為主仍是一種習慣。

経済産業省（けいざいさんぎょうしょう），日本經濟產業省隸屬日本中央省廳。前身是通商產業省。它負責提高民間經濟活力，使對外經濟關係順利發展，確保經濟與產業得到發展，使礦物資源及能源的供應穩定而且保持效率。

通商產業省在日本戰後的工業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主要關注兩大類問題。一是對銀行體系的控制和調撥外匯的權力。二是生產規模。重工業尤其需要規模化生產，這有利於提高產業競爭力，降低成本浪費，避免過度競爭。日本的鋼鐵產業取得了巨大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通過大規模、資本密集型生產，做到成本最小化。在1950年左右，鋼鐵有效生產的最小規模是100萬噸-250萬噸。大多數美國工廠的規模都超過了這個標準，但只有一家日本工廠（八幡鋼鐵廠，生產能力為180萬噸）在這一範圍之內。日本其餘的鋼鐵廠產量都沒有超過50萬噸。這導致日本的鋼鐵價格比美國或歐洲的至少貴了50%。為此，通商產業省開始重組日本的鋼鐵產業。到1960年，日本的現代化、大規模鋼鐵廠的生產能力提高到2200萬噸。到了1970年代，雖然日本的工資大幅提高，但日本依然是世界上成本最低的鋼材生產商。1975年，日本的鋼產量超過1億噸。

作為東方國家，日本體現出了自身的發展特色，那就是對於某種集體精神的重視。除了政府幫扶企業之外，日本的大企業雖然多為私有，但其運轉卻像個國企。企業內部，大企業的終身僱傭制給上班族保證了一輩子的鐵飯碗。日本是大家一同富起來的，而不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日本最繁榮的時期，失業率幾乎等於零。日本和中國一樣，是儲蓄率較高的國家，這保證了充足的流動性，可以抵禦突發的經濟危機。

財團在日本經濟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財團通常是以橫向聯合的方式、由三個核心部分組成：主力銀行、綜合商社、大型製造企業。以三井財團為例，櫻花銀行是其主力銀行，三井物產是綜合商社，而索尼、東芝等是具有代表性的縱向發展的製造企業集團，通常稱為企業系列。財團最大的意義就是能建立龐大的生產體系，分工合作，避免競爭，力求共贏。

藏富於民

政府主導的模式有利有弊。1990年代，日本的經濟直逼美國。當時美國一些報紙的社論和評論員文章紛紛表達了憂慮：事實證明，美國的經濟模式比不上日本的管制型模式。然而，這些評論墨跡未乾，日本經濟就出現了停頓，日本經濟經歷了「失去的二十年」。近些年來，日本在政策上逐漸向小企業傾斜，控制壟斷，以促使經濟復甦。

其實日本經濟增速的放緩也是一種必然，因為之前處於趕超階段，經濟增速快，當日本的經濟水平已經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後，自然增速就放緩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失去的二十年」，日本依然保持了一個富裕社會。日本依然是平均壽命最長的國家，是使用iPhone手機比率最高的國家，日本電視台全面進入數字時代，以高速公路、鐵路、新幹線和航空運輸構成的交通網路幾乎覆蓋了日本的每一個角落，基礎設施毫無破敗的痕迹。

日本GDP增速，1990年後，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實際上，對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界定是以GDP增長率為基礎的，從1991-2000年，日本GDP的平均實際年增長率是1.4%，低於所有發達國家。在2001-2010年，日本GDP平均實際年增長率進一步下滑到1%以下。但日本的勞動生產率在「失去的二十年」卻出現了大幅提高。日本勞動力人均GDP在2000-2015年間累積增長了20%，遠超過美國的11%。與之相對應，在「失去的二十年」，日本人平均工作時間出現了大幅下降。1990年日本人平均每月工作171小時，到2013年，日本人平均每月的工作時間是149小時。這意味著閑暇時間的增多，生活品質的提高。

今天，日本依然保持著經濟上的強大實力，究其根源在藏富於民。上世紀80年代股市泡沫和房產泡沫，使日本許多家庭失去了一大筆紙上財富，但是日本家庭不包括房產在內的金融資產的積累並沒有停滯，而是出現了顯著的增長。1990年日本家庭平均金融資產是1350萬日元，2015年是1810萬日元。日本家庭2015年金融資產的中值是1050萬日元，這一數據意味著日本一半以上的家庭擁有1050萬日元的金融資產，財富分化不嚴重。

對於日本，許多國人都自然不會喜歡，但同是東方國家的日本的現代轉型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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