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義》中的姓蔣還是姓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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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宏宇

（一組《沙家浜》圖片）

【作者簡介】劉宏宇，常用筆名：毛穎、荊泓。1969年11月生於北京。資深編劇、實力派小說家、北京作協會員。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往事如煙》《大秦帝國》等，劇本驚險諜戰電視連續劇《九死一生》（2014年6～7月在CCTV-8「黃金強檔」播出30集版本，以「毛穎」署名第二編劇）等。

【本文由作者授權發布】

反腐大劇《人民的名義》熱播，山水莊園祁同偉廳長為學弟侯亮平「接風」的宴席上，祁同偉、侯亮平、高小琴合唱一段《智斗》，不僅逗起大把50後、60後、70後的「樣板戲」情懷，還很巧妙地把戲文、唱段寓意，融入了劇情的懸疑，「阿慶嫂」一句「他們到底是姓蔣還是姓汪」，更似成了後面劇中諸多人物的隱喻性台詞。

不知是編劇刻意要引用，還是出於什麼其他情懷之類的心理需求；表面看，「姓蔣還是姓汪」這話，好像跟劇中人物「敵我」或說「敵友」懸疑的思謀有些「對景」，但其實，同樣作為編劇，多少覺得，這個招兒，放得並不算太「漂亮」。

《智斗》，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樣板戲《沙家浜》中的精彩一折。時過數十年的今天，把這個段子引到電視劇中，對於基本沒接觸過樣板戲的年輕觀眾，大概很難說會有什麼觸動，更毋論「共鳴」；針對「懂」樣板戲的長者，倒是能撩撥出「親切」的感受，可至少，「姓蔣還是姓汪」的唱詞，跟劇情的對應，顯得有那麼點兒「怪怪的」。

先說《人民的名義》——

劇情中，唱《智斗》，是祁同偉、侯亮平、高小琴三人合作，侯亮平是劇中正面第一角色，祁同偉、高小琴都是反面角色，而且劇中還是「地下情人」關係，跟侯亮平應屬「對壘」姿態。唱戲的時候，雙方還處於相互探查階段；高小琴扮演的阿慶嫂所唱的「姓蔣還是姓汪」，後來成了判別「敵我」或「敵友」的隱喻；不知道的觀眾，或許會籠統地「買入」，結合後面諸如「要是他姓汪」之類的台詞，稍再想想，還可能理解成「汪」是「敵」，「蔣」是「友」甚至是「我」。這至少跟《沙家浜》劇情想要表達的不相符。

再說說《沙家浜》及其《智斗》——

戲中，阿慶嫂肩負掩護新四軍小分隊、偵查敵情的任務；胡傳魁本是當地土匪頭子，早期有一些自發的對抗日軍做為，並在期間承蒙了阿慶嫂的掩護，後被「忠義救國軍」收編，成了穿軍裝、稱「司令」的「正牌軍」；刁德一是沙家浜當地「豪門」之子（在《沙家浜》樣板戲誕生的年代，這種出身，本身就是「敵」的「標籤」），後離家闖蕩（參加「國民革命」），成了國民黨的軍官，被派到胡傳魁隊伍中任「參謀長」。阿慶嫂、胡傳魁、刁德一這三個人，是比較熟絡的同鄉，但「階級」不同，立場和訴求也各自不同。戲中，無論是「蔣」還是「汪」，其實都是敵人，阿慶嫂才是「我」方，非要拿「姓蔣還是姓汪」對應說的話，正面角色阿慶嫂，應該「姓共」。所以說，《人民的名義》中以「姓蔣還是姓汪」來隱喻「敵我」或「敵友」，不那麼合適。

《沙家浜》有其時代背景。「姓蔣還是姓汪」的問題，放在今時看，或許跟樣板戲產生年代的認識稍有不同，但本質上，並無重大出入。

也許，有人會問：蔣不是抗日的么？進而會覺得，單就抗日還是親日來講，「姓蔣還是姓汪」，似乎有「敵我」或者「敵友」之別啊。

如果細看抗戰史，從「中」、「日」角度，客觀點兒說，「蔣」的確以抗日為主要態度，這點上，跟親日乃至附日的「汪」，是有立場上的區別的。

但是，「蔣」也好，「汪」也罷，在「反共」問題上，立場至少很接近；只不過，在某些階段，「蔣」即蔣介石所代表的「民國政府」，迫於戰爭形勢或出於政治利益的考量，變「反共」為「抑共」、「限共」。《沙家浜》樣板戲所講故事，應該在歷史上正處於「蔣」方面「反共」還是「抑共」的微妙變化階段，故而，阿慶嫂需要就「姓蔣還是姓汪」做判斷。

簡單梳理相關歷史：

1936年12月12日，統領「東北軍」的「國民革命軍副總司令」張學良上將和主要由「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構成的「西北軍」的實際統帥楊虎城上將，在西安對當時的「中華民國國民國民軍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發動「兵諫」，迫使其同意中共提出的聯合抗日主張，原則上停止旨在剿滅中共武裝「中國工農紅軍」的內戰及對中共組織的政治迫害。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全面進攻華北，並大肆調集海軍，兵鋒直指當時東半球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7月中，蔣介石作為國家最高軍事統帥，代表中華民國正式對日宣戰；隨即，按之前國共雙方多輪「談判」達成的共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正式接受「改編」，歸入「國民革命軍」建制，組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八路軍），以陝北為根據地，以山西和臨近的華北地區為主戰場，全力投入抗戰。

1937年8月13日，日本海軍向上海發起強大進攻（《沙家浜》樣板戲中有提到）；11月，經頑強抵抗，上海淪陷；12月，中華民國首都南京淪陷。至此，包括上海在內的江南大片國土，也是當時中國最發達最富庶的地區，落入日軍魔爪。1938年，國民革命軍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集結力量，在蘇北魯南的台兒庄，大勝日軍；但終因軍需、戰鬥力、武器裝備等多方面原因，放棄守備。之後，蘇北及至魯南的大片國土，也成為淪陷區。

為堅持淪陷區鬥爭，中國共產黨留守南方的武裝力量（基本力量為長征時留下的遊記隊伍），本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接受「國民政府」改編，成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即「新四軍」，進軍日軍守備比較薄弱的江北地區（蘇北、皖南、魯西南），展開敵後鬥爭。幾乎同期，「國民革命軍軍事情報統計調查局」（即「軍統」），受蔣介石直接指令，在以江南為主的淪陷地，展開「明」、「暗」兩方面敵後鬥爭。所謂「明」的方面，就是由「軍統」牽頭，組建旨在成規模軍事行動的「忠義救國軍」；「暗」的方面，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以諜報和暗殺活動為主，其中有些組織，也歸在「忠義救國軍」旗下。

國民黨軍隊本身就固有諸多弊病，加上蔣介石及其決策集體對淪陷區敵後鬥爭決心不足、策略失當，再加上「軍統」特務機關的「內部問題」（說來話長，不在主題，不贅述），「忠義救國軍」雖在短時間內規模大成，卻魚龍混雜，收納了很多流氓幫會和土匪武裝，《沙家浜》樣板戲中胡傳魁的「隊伍」，就是匪幫「收編」的。這些「雜牌軍」大多唯利是圖、紀律渙散、胡作非為、戰鬥力低下。為使其更堪「大用」，以「軍統」為代表的「上峰」，派駐「幹員」到這些武裝中任要職，以便操縱。《沙家浜》里的刁德一，就當屬這類角色。

這種基於「特務政治」的「監督」、「輔弼」，對於成分複雜的「忠義救國軍」，其實並不能起到什麼積極作用，反倒加劇形成「地方」和「中央」的「矛盾」。《沙家浜》樣板戲中，胡傳魁和刁德一的貌合神離，就是這種矛盾的典型代表；而作為共產黨一方代表人物的阿慶嫂，則敏銳洞察到了他們之間的矛盾，並加以引導、利用。

1938年，國民黨元老級人物汪精衛，秘密出逃境外，通電公開宣揚對日投降的政治立場（《艷電》）；被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政府定為叛黨叛國的漢奸。

1939年，汪精衛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打起「和平建國」旗號，在南京組建史稱「汪偽」的「國民政府」；同年，在日軍扶持下，組建旨在消滅一切抗日力量的「特工總部」和「保安軍」（「汪偽政府」的「特工總部」核心職能機關設於上海「吉斯菲爾路」76號院，就是很多影視作品裡提到的「76號」）。至此，「姓汪」軍事力量，與淪陷區「姓蔣」的抗日力量及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形成軍事對抗。

對抗中，「蔣」方面，顧及所謂「國際形勢」（主要指日本軍國主義的「盟友」法西斯德國對歐洲及蘇聯的武裝入侵及暫時得逞），抗日態度暗地動搖；「蔣」、「汪」又同出國民黨，兩邊從上至下，都難免藕斷絲連——舉例：蔣介石最信任的「軍統」局長戴笠，一直跟汪方面的一些人甚至汪精衛本人有勾連；汪偽特務機關幹將李世群，曾屬「中統」體系；再下面各級人員間，也都或多或少存在關聯、糾葛。歷史上，「蔣」、「汪」在政治利益上有矛盾甚至有對立，但在「反共」一節上，卻「合流」。抗戰艱苦的「相持階段」中，「蔣」屢屢動搖，更不能容共產黨武裝建功、壯大。如此情勢下，「軍統」頻繁指使「忠義救國軍」與共產黨武裝搞「摩擦」；同期，「汪偽」制下的「保安軍」乃至日軍，也在不斷滲透「忠義救國軍」。最大規模時多達十幾萬人的「忠義救國軍」，本就亂七八糟，這樣一來，有一部分就成了打著抗戰旗號實際助日、助偽的漢奸武裝，亦即，由「姓蔣」變成了「姓汪」，給淪陷區抗日鬥爭，帶來極大禍患，更成為抗戰中戕害共產黨抗日力量的敵對勢力！

後來，隨著戰爭形勢的變化，「汪偽」政權窮途末路，摻和進了太多漢奸的「忠義救國軍」，也終究難逃七零八落的結局……

大抵，「姓蔣還是姓汪」的「命題」，就是這麼個背景。

對應回《人民的名義》，比較「對」的說法，更該是——反腐倡廉的正面一派，在《智斗》，擔當的是「共」的角色；而腐敗的那些傢伙，可能派系、利益基點不同，但都是「反派」，不是「姓蔣」就是「姓汪」！

（《人民的名義》中的姓蔣還是姓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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