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虞洽卿，半部民國史

闖蕩上海灘

虞洽卿，原名虞和德，字洽卿，1867年6月19日出生於浙江寧波府鎮海縣龍山鄉山下村（現屬慈溪市）。父親虞萬峰以裁縫營生，養家糊口。虞洽卿7歲喪父，靠寡母方氏做農田和針線活養育他和弟妹3個。因家境貧寒，老大虞洽卿自小便跟隨大人到海灘上撿拾退潮時遺留的蚌蛤、泥螺等貝類海產以補貼家用。途經村裡的私塾門口時，他經常在門邊聽先生上課。塾師虞名世先生為族中飽學秀才，見他雖家貧無力上學，但聰明上進，便允他在雨天不下海時進去免費聽課。如是幾年「雨課」聽下來，聰慧的虞洽卿已經初通文墨。

1882年，15歲的虞洽卿循著寧波幫前輩的足跡，闖蕩上海灘，經族親介紹到滬上一家寧波同鄉開的瑞康顏料行當學徒。瑞康顏料行是一家經銷進口染料、資金僅有800兩銀子的小店，正是從這裡起步，虞洽卿發現了進出口貿易的巨大商機。工作之餘，他每天晚上到青年會夜校學習外語、算盤和書法，幾年下來，居然能左右手打算盤，還寫得一手柳公權楷書。為提高口語能力，他利用節假日到城隍廟、張園等熱鬧場所為外國遊客導遊購物，用外語同洋人交流，時稱「露天翻譯」。他因經常為德商魯麟洋行的大班當翻譯，兩人結為友好。由此，他很快就升任了瑞康顏料行的跑街。

有一年年底，虞洽卿在拍賣行低價拍進了一大批德國鵝牌染料，這批染料因洋鐵桶生鏽，賣相難看而滯銷。奚老闆看到賬單時，見數額之巨，不禁大吃一驚，忙責問阿德：「這批貨洋鐵桶外面全生了銹，一點沒有賣相，其他同行都勿要，儂為啥統統吃進？」虞洽卿答道：「我從小在海邊長大，看到過貨船失事後被海潮卷到岸邊的洋鐵桶，雖因海水腐蝕生鏽，但裡面並沒有進水。我心裡有數，這批貨價格便宜，保儂賺銅鈿。」然老闆不信，臉有怒色，說他人小心大，自作主張，以致店裡銀根緊缺，弄不好要關門大吉。虞洽卿見狀，只得告假返鄉。其實他對老闆並沒有把話說透，進這批貨前，他從魯麟洋行大班處獲悉，因歐洲局勢變化，海運不暢，供應中國的染料將有一段較長時間的斷貨。果然不出所料，上海市場進口染料價格因缺貨而瘋長，瑞康囤積的那批低價貨奇貨可居，結果賣了大價錢。奚老闆大喜過望，親自回鄉將阿德恭迎回滬，並許以店內股份。

虞洽卿以工作勤快、應對敏捷、善於招攬生意而在同業中引人矚目。雖然同行高薪競聘，店主贈股加薪，他還是感到難以施展抱負，於是在1892年跳槽到魯麟洋行，以後又服務於華俄道勝銀行、荷蘭銀行，從跑街升至買辦。30多年浸潤於3家洋行的買辦生涯，使他諳熟契約、稅收、報關、公債、商貿、倉儲、碼頭、貨運等一切與內外經貿有關的路數，同時也積蓄了相當的資本和可觀的人脈，列身於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華董，為其在實業上大展宏圖打下了堅實基礎，一躍成為浙江財團後起之秀。1930年代，上海《字林西報》在報道中稱虞為「上海工部局首席華董」「租界華人社區領袖」，《密勒氏評論報》編輯出版的《中國名人錄》則稱虞為「商業領袖」和「公益活動家」。

「民氣壓倒洋氣」

寧波人以善於經商聞名遐邇，所謂「無寧不成市」。五口通商後，由於上海港的崛起和經濟迅速發展，一代又一代的寧波人云集上海，開創金融、工業、商貿、文教等各項事業，將十里洋場視為魚躍天空的平台，逐漸形成實力雄厚、名揚四海的寧波幫。虞洽卿在寧波幫中嶄露頭角，則緣於1898年的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

四明公所創建於1797年，原系寧波同鄉議事和聚會的場所，也是寧波旅滬同鄉殯葬和寄柩之地，在1862年被強行劃入法租界內，當時法國駐華公使曾做出不侵犯四明公所利益的承諾。1874年，租界當局卻推翻前議，以修路為名，企圖武力徵用以迫使四明公所遷出租界。經由寧波同鄉的流血抗爭，最終迫使租界當局放棄築路計劃，簽約不再佔用，是為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事隔24年後，1898年5月，法租界撕毀協議，故技重施，以修建醫院學校為名，又欲強行徵收四明公所地產，派法兵強拆圍牆，武裝鎮壓抗議民眾，再次與寧波同鄉發生激烈衝突。7月16日，法國總領事白藻泰命令水兵和巡捕武力佔領四明公所，限令四明公所必須在6個月內全部遷走。滬上寧波人為保護公所義冢，發起大規模抗議遊行。17日早晨，白藻泰悍然下令鎮壓，法國水兵槍擊示威者，釀成打死17人、傷20多人的血案，引發旅滬寧波人全體停工罷業抗議。32歲的虞洽卿血氣方剛，自告奮勇地出面與白藻泰交涉。因其久涉洋行，深知洋人的軟肋，便巧妙地利用英、德、日、法諸國列強的在華矛盾，鼓動上海洗衣業領袖、寧波同鄉沈洪賚，帶領全市洗衣業工人拒絕為法國人服務，並由此推動組織在法租界謀生的全體華人罷工、罷市。租界內洗衣業、車夫、廚子、女傭、雜役等都拒絕上崗。時值酷暑，租界法國人的衣食住行均受到嚴重影響，苦不堪言，只得服軟。在虞洽卿等人的全力調解下，最終中法雙方達成協議，迫使法國領事撤兵讓步並撫恤傷亡華人。上海道台蔡鈞答應划出八仙橋西首空地給法人造醫院，四明公所地產則仍歸上海甬人所有，法租界當局聲明不再征地，並劃定四明公所地界，立碑刊石於四明公所角上。

此次事件維護了滬上寧波同鄉的利益，也大長了國人的志氣，使「阿德哥」在寧波同鄉中有口皆碑。事後，虞洽卿在論及此次同洋人鬥爭成功的原因時說道：「四明公所皆短打朋友，忠厚多義。這次成功不是運氣，乃是民氣壓倒洋氣！」正是虞洽卿強烈的民族意識和過人的處事能力，使他獲得滬上寧波幫耆宿們的一致讚賞，不久即全票當選為四明公所會董。

與太古輪較量

虞洽卿出道後，其經濟活動涉及面極廣，先後經營過錢莊、銀行、證券、進出口、房地產、礦山、造船、航運、公用事業等，其中他最鍾情的事業還數航運業。他從航運業起家，乃源於一場同洋輪太古號的較量。

身為在上海的寧波人，他很早就發覺寧波到上海這條航線的巨大商機。但是由於歷史原因，英國太古外輪公司長期以來基本壟斷了滬甬航線，並經常任意抬高客運票價，船長、大副、稽查等無不以洋人充任，他們態度惡劣，查票時在擁擠不堪的統艙里橫衝直撞，仗勢欺侮打罵乘客是常事。對此，虞洽卿早年因經常返甬探母，深有體會。

1909年，太古輪宣布將底層窮人乘坐的統艙票價由5角提高到1元大洋，而當時的1石米價僅4到5元，船票如此漲價，實為貧民乘客難以負擔。為此，虞洽卿曾以寧波同鄉名義要求將船票降回原價並改善服務，但對方不僅置之不理，還與法輪東方號互訂密約，拒不讓步。虞洽卿乃邀集寧波、紹興兩幫商人，並發動同鄉集資，成立由他任總經理的寧紹商輪公司。公司從馬尾船廠購入寧紹輪，在船上掛牌統艙票價「立永洋5角」，以示永不漲價。該輪員工均操寧、紹鄉音，專跑滬甬線，且服務態度好，結果天天客滿，使票價高、態度差的外輪無客可載。不久，寧紹公司又先後增添甬興輪和新寧輪，運力大增。

洋輪不惜血本，忍痛將票價直降至2角，每客還隨贈肥皂、毛巾等禮品，企圖以此招攬乘客，擠垮寧紹公司。誰知民氣不可侮。虞洽卿在其親戚、旅日僑領吳錦堂的支持下，發起成立寧紹航業維持會，每張票由維持會補貼2角，實收票價3角。寧紹航業維持會總計貼出十幾萬元，而滬上華商各業又約同將滬浙貨運都交寧紹公司承攬，眾多寧紹同鄉也寧願多付出1角錢坐寧紹輪，也拒坐洋輪。最終，太古公司不得不低頭與虞洽卿協談，雙方都將票價恢復至5角。在寧紹同鄉和國人的支持下，寧紹公司大獲全勝。

虞洽卿抓住港口航運這個契機，劈波斬浪，乘勝前進，在上海創辦三北輪埠股份有限公司，復又擴展為三北航運集團，擁有輪船30餘艘，航線遍及長江與南、北洋。到1925年，三北的分公司遍及江蘇、浙江、安徽、重慶、湖北等地，在各埠之海員及職員不下萬人，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華資商辦航業集團，終於在被洋人壟斷的中國航運界殺開一條血路，發展成為民營航運業巨頭。虞洽卿本人也當選為上海航業公會理事長。

締造民國不落人後

20世紀初，上海成為革命黨人活動的中心地區。辛亥革命前後，上海寧波人仗義疏財、義無反顧地投入革命，為中華民國的締造作出了重要貢獻。虞洽卿出錢出力，不落人後，積極支持並參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活動。當他獲悉陳其美主持的同盟會中部總會缺乏活動經費時，當場傾囊取出手頭8000元現款以解燃眉之急。他還與朱葆三等甬商聯合發起，在英租界六馬路成立寧商總會，經由港英政府註冊，以此取得「護身符」，掩護革命黨人作安全集會場所。他又與鎮海籍巨富方樵苓發起募捐，所得悉數購置槍炮，支持革命。

1911年11月3日，上海發動起義。原先由虞洽卿、朱葆三等商界人士發起成立的上海商團武裝，在攻佔上海道署和江南製造局的戰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1月4日上海光復，當晚，虞洽卿即籌款100萬兩，會同上海地方自治公所總董李平書，親自攜往蘇州，成功策動江蘇巡撫程德全起義易幟。11月6日成立滬軍都督府，陳其美任都督，委任虞洽卿為首席顧問，後又出任閘北民政總長。為解決新政府財政困難，由虞洽卿經手向荷蘭銀行借銀100萬兩。

儘管江蘇巡撫程德全在虞洽卿勸說下於蘇州宣告獨立，但是駐南京的兩江總督張人駿仍舉棋不定，首鼠兩端。虞洽卿親到南京見張，「謂蘇、滬相繼失陷，金陵孤守難，請宣布獨立免戰」。張人駿心有所動，但屬下保皇派將領張勳首表抗議，反對「不戰而屈」。於是滬軍都督府決定組建江浙聯軍會攻南京。聯軍總司令徐紹楨親赴上海虞洽卿宅中求援，虞一口答應「暫借10萬元以充軍費」。為進一步充實軍需，朱葆三、虞洽卿等14人聯名登報發布啟事，號召勸募。11月30日，虞洽卿還與李平書將從吳淞炮台拆卸下來的2門大炮，及募購的武器彈藥糧餉，親自押送至南京前線天堡城下勞軍。此時鎮海同鄉李徵五捐出百萬私財，募兵五千組織光復軍，自任統領，亦在南京城下配合江浙聯軍攻城。12月2日發起總攻，53發炮彈怒發城中，守軍大嘩，非逃即降，次日南京遂告光復。虞洽卿與同盟會領袖在南京決推程德全以江蘇都督名義移駐江寧，並願意承擔軍需財政。12月6日，虞洽卿率商團武裝陪同程德全從上海乘專車抵南京就任都督，時局乃定。

「唯獨秦檜不可做」

在日本侵華問題上，虞洽卿的抗日立場十分鮮明。1931年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虞洽卿即宣布與日本經濟斷交。在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中，他贊曰：「戚繼光打倭寇，十九路軍打日寇；蔡廷鍇是當代戚繼光。」寧波旅滬同鄉會除發動會員捐款捐物，還設立傷兵醫院以救護國軍傷兵。為響應「航空救國」號召，虞洽卿發動全市寧波幫成立募捐隊，並出任募捐總隊長和反日援僑委員會主席，募捐購置「寧波號」飛機以資抗日。

在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中，從前線撤下大批傷兵。虞洽卿發起救濟傷兵運動，自認負責籌款25萬元，又將上海各界為紀念其旅滬55周年時捐贈「洽卿醫院」的3萬元存款撥借傷兵醫院，還主動以自己公司的輪船轉運傷兵到後方。他還增調海輪，將因避戰難的16萬同鄉難民運回寧波。租界淪為孤島後，大批難民湧進租界。1938年10月18日，在重慶國民政府授意下，虞洽卿發起成立上海難民救濟會，自任會長，下設收容所，內有學校、工廠、醫療等設施。該會一直維持到日軍佔領租界，4年中捐款收入達千萬，共救濟難胞十餘萬人。

由於難民陡增，遂致食米緊張，不法米商乘機哄抬米價，造成民眾空前未有之恐慌。為此，虞洽卿通過重慶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申請外匯並特准免稅進口，用以到西貢、仰光購買東南亞大米，並發起成立由他任主席的民食調節協會和平糶委員會，設立公倉儲備糧食，還向重慶政府和滬上各業爭取和勸募購米基金。當時從上海到廣州的海路已全為日本海軍控制，為保證運輸安全，虞洽卿先是購進挪威華倫洋行兩艘遠洋貨輪，又與義大利富商泰來那齊合辦「中意輪船公司」，這樣就可在運米的貨輪掛上該兩國的國旗。經虞洽卿的精心籌劃，一船船的大米從仰光和西貢運回上海，以市價的五至七折銷售，從而暫時遏制了米價的瘋漲。當然，在此過程中，虞洽卿通過賺取貨輪的水腳運費以及搭購壓艙米的銷售，也為個人贏得了不少利潤，以致引起輿論的質疑和不法米商的攻擊。但是就事論事，進口洋米，平糶濟民，總是一件有利廣大難民的好事；而這樣的事，也只有虞洽卿才想得出，做得到。

孤島時期，虞洽卿的政治立場十分鮮明。1938年，日本海軍服務部逼迫要與虞合辦航運，他在報章公開答覆，以「蓋在這次中日不幸事件中，實難共同經營海運」為由拒絕。為抵禦日艦入川，他義無反顧地將獨資的三北輪埠公司旗下12條輪船沉入長江。他堅決抵制出任日方主導的偽上海特別市長，對人說：「人生在世，百樣事可做，唯獨秦檜不可做。」不失國格人格，民族氣節令人欽佩。虞洽卿不僅拒不附逆，還支持參加中共地下黨員茅麗英發起的支援新四軍的募捐活動，並多次暗中幫助「軍統」地下組織，甚至在租界公開祭奠被日汪暗殺的郁曼陀、邵虛白、曹炳生等反日誌士。1940年12月5日，戴笠從重慶致電虞洽卿，稱讚他「在敵偽勢力重重壓迫之下」，應付環境煞費苦心」，並感謝虞對「軍統」在滬工作的「暗中臂助」。

1941年3月下旬，汪偽76號特工總部放言，要對拒不配合的虞洽卿採取行動。迫於日汪壓力，虞洽卿放棄在滬上的龐大實業，在蔣介石的親自關照下，於4月12日經香港飛抵陪都重慶，立即受到蔣介石接見和宴請。經過深思熟慮和實地考察，根據大後方各類物資奇缺的實際，他決定棄海登陸，開發滇緬公路貨運，雄心勃勃地開始第二次創業。

虞洽卿先是在重慶與王曉籟、朱聯馥共同出資100萬元，購買300輛道奇卡車，組建三民貿易公司；後又在昆明與繆雲台合作，成立三北運輸公司，向財政部申請貸款，購進120輛福特卡車。車隊來往於滇緬和川滇道上，向國內搶運戰略稀缺物資和五金、西藥等生活必需品。為此，蔣介石特地頒發手諭一道：「虞洽卿先生在滇緬公路搶運物資，為抗戰需要，沿途軍警不得留難。」虞以76歲望八之年，謝絕家人的勸阻，飛到仰光，直接同洋商談價進貨，再親自押運裝滿貨物的卡車結隊返回昆明。滇緬公路全長1146公里，有大小橋樑529座，涵洞1443道。為躲避日機轟炸，車隊晝伏夜行，櫛風沐雨，一路勞頓，歷盡艱險，逾半月方回。

1945年4月，因操勞過度，虞洽卿不幸罹病。重病之中，他仍不忘抗日，對子女遺言：「銅鈿銀子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捐黃金1000兩，用於抗戰。」

虞洽卿與蔣介石

毋庸諱言，虞洽卿與蔣介石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兩人從辛亥革命就開始交集。辛亥革命前夕，蔣介石從日本返滬，因其有在日本接受專業軍事教育的背景，出任敢死隊的總指揮官，率敢死隊突襲浙江巡撫衙門，最終攻佔撫署。杭州光復後，蔣介石奉命返滬。虞洽卿在上海商團籌措4萬元經費，支持蔣介石成立滬軍第5團，由蔣出任團長，積極訓練部隊，準備北伐。

1920年7月1日，在虞洽卿、聞蘭亭等人的運作下，中國第一家綜合性交易所——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正式開鑼。蔣介石、陳果夫在該所佔有第54號一席之地，系恆泰經紀號的經紀人，而交易所的理事長正是虞洽卿。1923年，蔣介石在交易所投機失敗，瀕臨破產，向虞洽卿求助。是虞洽卿指點迷津，讓其拜在滬上青幫大佬黃金榮門下，才得以擺脫債主追債的困境。虞洽卿還雪中送炭，資助8萬元，幫蔣介石遠走廣東追隨孫中山。

1925年10月，直系軍閥孫傳芳進佔上海，立即免除虞洽卿由段祺瑞「執政府」任命的淞滬商埠會辦，並在次年上海市總商會改選時扶持親孫的傅筱庵出任會長。虞洽卿以成立上海市商業聯合會與之對抗，並聯絡上海市總工會、學生聯合會等社會團體，成為中共上海區委領導的3次武裝起義的同盟者。當時，虞洽卿被認為是「左傾資產階級」而成為中共計劃建立「自治政府」的爭取對象和合作夥伴。上海市總工會負責人汪壽華一度頻繁出入虞宅。然而，當蔣介石與共產國際、中共及武漢政府的矛盾公開化，以虞洽卿為首的浙江財團的立場便迅速轉向。

蔣介石揮師北伐攻下南昌後，滬上浙江籍資本家推促虞洽卿秘密赴南昌行營拜謁蔣介石。此時的蔣介石已搖身成為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欲實行清黨、反共與北伐，需要以虞洽卿為首的浙江財團的奧援；浙江財團也需要蔣介石這個同鄉新軍閥作保護傘。1927年3月26日，蔣介石甫進上海，當天即召見虞洽卿商議籌餉，意欲委任虞為南京政府財政部部長，虞以「以商言商」婉辭。次日，虞洽卿、王曉籟等滬上巨賈又結隊赴龍華見蔣介石。蔣介石致答詞曰：「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淺鮮，此後仍以協助為期。至於勞資問題，在南昌時擬有辦法，所有保商惠工的各種條例，不日當可公布，決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漢的態度。」給上海資本家吃了定心丸。3月31日，虞洽卿以上海市商業聯合會會長的名義，支持官方「江蘇省兼上海市財政委員會」，積極為蔣介石出謀劃策，籌集經費，認銷債券。以虞洽卿為首的浙江財團從經濟上的輸誠，確是重要因素之一。

蔣介石抵滬後，特地贈送虞洽卿一幀全身戎裝的大幅相片，上書「洽卿先生正存，蔣中正贈」的題字。虞洽卿將這幀相片配上鏡框，懸掛在三北公司寫字間的牆上，以示他與北伐軍總司令的特殊關係。此時的虞洽卿已成為蔣控制上海的重要助手之一，也成為上海工商界與蔣及其未來新政權聯繫的重要通道。1927年7月，為幫助蔣介石募集軍餉，江蘇省財政廳要求上海所有的房東必須捐出兩個月的房租作為軍餉來支持北伐。因此事涉及面大，蔣介石特地致電虞洽卿，要其出來主持成立「愛國捐勸募委員會」，以推動房租濟餉一事的進行。虞洽卿儘管自己在上海閘北擁有不少房地產，仍然積極配合房租濟餉的實施。虞洽卿支持蔣介石，反過來蔣介石也投桃報李，讓虞洽卿獲取可觀的政商利潤。北伐戰爭中，國民軍曾多次徵用三北航運的船隻，蔣介石支付350萬元的航業公債抵償，由財政部擔保發行，三北航運所享受的優惠政策，竟然比輪船招商局還要多，令世人瞠目結舌。

1936年適逢蔣介石五秩壽辰，虞洽卿以「委員長之壽，即我中華民國之壽，而購飛機以固國防，實為我國家祈年永命唯一要著」，主動出任寧波旅滬同鄉購機祝壽委員會委員長，經過在同鄉中層層發動，最終集資購得飛機一架。

虞洽卿認為，商人不問政治，無以把握商業之船的航向，但是，倘若陷得太深，則會被時政所害。他與蔣介石交往的目的，只是為了維護浙江財團的利益和個人經商的便利，從不貪圖一官半職。南京政府時期，虞洽卿接受的唯一正式政府職務，便是由蔣介石親自圈定的中央銀行監事。他只是熱衷於擔當政府與商界、商界與商界之間的調停者，並不依仗蔣介石的權勢欺壓同道，為非作歹。1945年4月26日，虞洽卿因急性淋巴腺炎病逝重慶。在追悼會上蔣介石送來大花圈，親書「虞洽卿先生千古」7個大字。國民政府送了「輸財報國」匾額一方。中共中央南方局也派代表參加弔唁，《新華日報》發了「商界巨子虞洽卿病逝」的報道。1946年11月，虞洽卿靈柩由三北輪埠公司派出瑞泰號專輪運回上海，24日在四明公所舉行了規模盛大的追悼公祭儀式。國民政府發出明令褒揚，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身份手書「鄉國儀型」挽額，表示悼念之情。不久，虞洽卿的靈柩歸葬於故鄉伏龍山。

綜觀虞洽卿大節不虧的一生，其鍥而不捨的創業精神、同仇敵愾的民族意識、愛國愛鄉的博大胸懷、熱心公益的無私奉獻，確實令人敬佩。他的功績遠勝於錯誤。

作者系文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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