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第二代華裔自述：「白人的」食物對我們意味著什麼？

「漢堡，」我叔叔在新澤西唯一一家像樣的中國餐館內隔著桌子指著我說道。「莉薩喜歡漢堡。對吧，莉薩？」

我回答是或是不，都無關緊要。我是這個家族中出生在美國的第一個成員，所以這個決定老早就有人替我做了。他們料想我會背棄中國飲食而喜好美國食品：皇堡(Whoppers)丶加乳酪的4盎司牛肉堡(Quarter Pounders)和帶洋蔥的白城堡漢堡(White Castle)。我後來的確這樣。

對我的親戚——來自菲律賓的華人移民——而言，這是我被同化而他們沒有這樣的證明。「你們不知道自己錯過了什麼，」當我和表兄弟/姐妹央求著要吃大力水手(Popeyes)炸雞而非鹹魚時，父親會搖著頭這樣說。

那是1986年，我當時10歲，我們家正奔跑在成為十足的美國人的快車道上。我們是街區里第一個擁有微波爐的家庭，我母親說我們可以在裡面「照射」和「微爆」我們的食物。早餐是一大塊微波加熱的「薩拉-李牌」(Sara Lee)冷凍磅蛋糕。我們撕掉斯旺森(Swanson)的餓漢(Hungry-Man)電視便餐的塑料包裝，享用玉米粒丶土豆泥和奶油朱古力塊。我會用微波爐加熱法式麵包披薩，當作放學後的零食，會吃奇多(Cheetos)膨化食品丶品客(Pringles)薯片，還會直接從罐子取雀巢檸檬茶粉吃。

在《1965年移民與國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允許更多非歐洲人移民到美國之前，我的父母經歷了戰爭和獨裁統治。因為在童年嘗盡艱辛，他們出於過度補償的心理——同時伴隨一種負罪感——任由我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我被鼓勵同化，卻也因此被指責。

由於父母是在曾為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出生和長大，他們對美國食物和文化並不陌生。我母親很會做飯，但能負擔得起和享用美國方便食品，即美式富足，是能讓我們感覺自己躋身中產階級的方式。

對我的父母來說，「美國的」往往等同於「白人的」，但我的白人朋友們吃的根本不是電視廣告中的食物。他們在家裡吃無糖蘋果醬丶烤雞胸肉和芹菜。偶爾才會從真正的餅乾罐里拿一塊燕麥餅乾。我想不通怎麼有人能滿足於僅僅吃一塊。在我的中學食堂里，其他孩子吃花生果醬三明治和蘋果的時候，我在盡情享用塞滿了美國乾酪的熱狗。遇到餐廳菜單上有中餐的時候，端上來的往往是一份我都不知道是什麼的濕乎乎的麵條狀東西。

我的白人朋友家裡甚至沒有有線電視——他們的父母聽AM廣播，看PBS——但我父母說服了安裝有線電視的人，不僅給我們連上了Showtime和MTV，還有HBO丶Cinemax和電影頻道(Movie Channel)。全都免費。

我沒時間看所有我想看的電視節目，哪怕是第五次看《炮彈飛車2》(Cannonball Run II)或《國家諷刺》(National Lampoon)雜誌的《歐洲假期》(European Vacation)——我看這部影片時，正忙著把Combos Baked Snacks外面的麵餅啃掉，取出裡面的一塊塊披薩味乳酪，把它們揉成一大團。我十分渴望我們家會被選中，成為尼爾森家庭(Nielsen family)，還痴想著保留一份電視觀看日記，好讓我的觀看習慣對收視率產生影響，但父母說我們永遠不會接到這樣的要求。

那是伊朗門事件曝光的年份，是「挑戰者」號(Challenger)爆炸和菲律賓發生「人民力量」革命的年份——這場革命推翻了在位20年的費迪南德·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美國政府將他飛到了夏威夷避難。（我和父母的確在電視上觀看了最後這個事件，至少看到了美國新聞媒體惠准播出的一些片段。）但是在當時的黃金時段，播出的是《科斯比秀》(The Cosby Show)丶《家族風雲》(Dallas)和《錦繡豪門》(Dynasty)；還有整天不斷的遊戲節目。我一直盤算著怎麼才能在《價格猜猜猜》(The Price Is Right)節目中轉個轉盤或在《強棒出擊》(Press Your Luck)中按個按鈕，就贏到一輛新車丶一套客廳傢具或一趟瑞士游。

我想在《銷售的世紀》(Sale of the Century)節目中贏得現金大獎，在彩色氣球的環繞下接過一個裝滿現金的手提箱。就像父親每周帶回家的紐約樂透彩票和我在《紐約郵報》最後幾頁填寫的溫戈(Wingo)遊戲卡一樣，遊戲有獎賽節目就是一種純粹的可能性。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贏家；每個人都有可能一夜暴富。

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曾經寫道，美國媒體的「主旨不是帶來困擾，而是安撫」。美國電影和電視節目會幫助維持一種天真的幻想，它可以掩蓋我們國家的暴力。希瑪曼達·恩戈齊· 阿迪奇(Chimamanda Ngozi Adichie)提到過美國的「對慰藉的迷戀」；朱諾·迪亞斯(Junot Díaz)說我們一心追求「令人安慰的敘述」。要維持美國例外論撫慰人心的神話，就必須保持其慰藉和天真的屬性，不管它有多麼虛假。或許我的童年也是如此。畢竟，我的家人擁有在表面上置身於政治之外的條件，可以試圖將自己從精神和地理上與里根年代造成的破壞拉開距離。

通過調高電視的音量，大吃特吃Velveeta乳酪和Steak-umms牛肉切片，我們在竭力掩蓋自己的恐懼丶對留在菲律賓的親戚們的內疚感，以及我們的經濟隱憂和內心的不確定性。還有什麼比這種絕望的拒絕更美國的？我們不需要證明我們是美國人；我們早就是了。

美國屬性和消費之間的關係十分複雜。我的朋友洛麗(Lori)過去經常在我們家吃午飯，她要求我母親做Spam午餐肉湯麵丶Spam午餐肉米飯，或加大塊Spam午餐肉的卡夫(Kraft)芝士通心粉。「我喜歡Spam，」她會說。「它太好吃了。」

有天下午，她不願意再吃這種東西。「我媽媽說Spam讓人倒胃口，」她一邊看著我母親放在她面前的碗一邊說道。她把碗拉近了一點，然後又推開。「我媽說她永遠不會用它做飯，也不會吃它。」

洛麗回家之後，我母親翻著白眼說，「美國人一直都吃熱狗，熱狗跟Spam是一樣的東西。」

「Spam怎麼啦？」我父親說。「Spam是美國食品。」

這話有幾分真。在各個戰時佔領期，美國軍隊曾把Spam帶到關島丶韓國丶日本和菲律賓去，它們成了世界上食用Spam最多的一些地方。在菲律賓，吃Spam沒什麼好丟人的。但我們家把這種美國食品又帶回了美國，現在我們被告知，這種東西不能吃。

有關移民的一種佔據主導地位的敘事描繪了兩種文化通過食物相融合的美好景象，就好比我母親會往我們的感恩節火雞里塞糯米。但是在現實中，同化來得更暴烈，歷史更複雜，文化則沒有那麼截然不同。我曾大口吞下在我眼中屬於美國常態的食物，但我依然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國人。或許根本就沒有美國常態這種東西；或許美國常態本身只是一種表演。

最終，我大吃特吃的有著鮮艷喜氣包裝的東西，破壞了我的健康，令我出現食物過敏和慢性自身免疫問題。如今，吃一小塊披薩或一小把Doritos玉米片，就會讓我出數周的蕁麻疹。

然而每過一段時間，我就會深深地羨慕那些想吃什麼就能吃什麼且不會有不良後果的人，儘管我羨慕的可能只是1986年的天真，一種從未真正存在過的天真，是羨慕我以前那樣直奔商場美食廣場上賣漢堡的攤位。多加乳酪。加洋蔥圈。就著一杯奶昔一起吃下。或者是吃一份微波一熱就可食用的方便晚餐——這種食物在聲音開得很大的電視機前，一邊目不轉睛地看著一邊吃的時候，永遠不像它盒子上亮眼的包裝圖看起來那麼美味。

來源: 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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