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元升旗：南京臨時政府新國家外觀的確立與反響

1911年，新政、立憲、民變、革命各種歷史現象產生複雜交集，最終引發政治鼎革。南京臨時政府在致各國電文中稱，「中華以革命之艱辛，重產為新國，因得推展其睦誼及福利於寰球，敬敢布告吾文明諸友邦，承認吾中華為共和國」，「吾人之所以欲求列強承認者，蓋若是則吾人身世上之新氣象可以發展，外交上之新睦誼可以聯結」。國家新氣象首先體現在新的國家外觀上，南京臨時政府迅速頒布新的國旗、國歌和紀元方式，引發了一系列饒有趣味、意味深長的歷史現象。

陳旭麓先生在1980年代論述到辛亥革命後的新國歌、新國旗，使中國第一次具備了一個近代國家應有的外觀。關於民初國旗和紀元問題的研究論著，李學指、曲野、冷靜、秦秀娟、王小孚、左玉河、中村聰等學者也從各方面進行論述。朱文哲將晚清民初的紀元問題置於近代時間觀念變化與國家建構的關係中加以考察，相關論述從事實敘述深入到更宏大背景的思考。本文擬考察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不同政治立場和派別的人士，以及民間不同政治趨向的人們，針對「改元」、「升旗」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和行動。這些現象及其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國家建立之初複雜的政治趨附和心理變遷。

一、改元的分歧與妥協

1911年12月31日，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派黃興到南京參加各省都督府代表會議，議決改用陽曆，並以中華民國紀年。當日各省代表會向各省都督府、諮議局和各報館發電稱，「明日即為中華民國元年正月一日，臨時大總統於是日到寧發表臨時政府之組織，請即公布」。各省都督府代表會議的電文以一等電發出，《時報》次日晚上十時接到電文，尚稱「乃由代表會自議自行，不知果有效力否」。但是，形勢發展之快、各方反應之速出人意料。上海電政總局致電其他各局：「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希速宣布各局號數及冊款均結至本日為止。」1月1日，各地接到改元通告後，紛紛發表賀電。

改元關乎曆法變更，是孫中山和革命黨人高度重視的一個政治問題。1911年12月27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迎孫代表在上海拜訪孫中山，討論建國重要問題之一就是改用陽曆。孫中山主動向代表提出：「本月十三日為陽曆一月一日，如諸君舉我為大總統，我就打算在那天就職，同時宣布中國改用陽曆，是日為中華民國元旦，諸君以為如何？」歡迎代表回答：「此問題關係甚大，因中國用陰曆已有數千年的歷史習慣，如毫無準備驟然改用，必多窒礙，似宜慎重。」孫中山強調：「從前換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現在推倒專制政體，改建共和，與從前換朝代不同，必須學習西洋，與世界文明各國從同，改用陽曆一事，即為我們革命成功第一件最重大的改革，必須辦到。」孫中山透露新曆法的兩個作用：一是關係「政治」，即革命的「正朔」問題；三是關係「文明」，即與世界各先進國一致問題。在革命領袖的心目中，「改元」是代表革命性質與革命成敗的一種重要象徵。

自南京臨時政府建立至清帝退位、南北統一，各方對待「改元」的態度可視為他們對待革命的態度。黎元洪接到改用陽曆的電報後，「極表贊同，並電賀孫大總統就職之典禮」；伍廷芳《共和關鍵錄》和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均在孫中山就職之日後改用陽曆記事。革命勢力控制下的南方各省，行政機構和官立學校踴躍遵行。1月15日，廣東法政學堂重新開學，並將舊曆年假取消。(11)廣東省教育部要求新曆元旦前後學校放年假十四天，舊曆元旦之前放假者以違背部令議罰。主持廣東教育的鐘榮光派員巡視城內各校，「有公立小學數所，學生放假過半，乃將校長記過。更有一校，教員學生，全不上課，乃罰校長俸薪半月。及開校員會議時，教育司長當眾宣布，學界稍知新曆之重」。(12)

南京臨時政府「改元」行動，使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變成「元旦」(1912年1月1日)。《申報》認為，「此乃空前絕後、亞東出現共和國紀念之元旦」，可與美國7月4日獨立紀念日相提並論。(13)《民立報》社論說：「今孫中山赴寧就大總統職，臨時政府之組織亦將即日發表，則中華開國四千六百零九年中，惟此日為最足紀念。同胞其負共和國民之責任，以努力進行乎！」(14)新曆的使用、新元旦的確立，代表著革命黨和趨新人士對於嶄新時代的一種期望。《申報》「自由談」欄目發表《新祝詞》，作者興奮地寫道：「今日為新中華民國新元旦，孫大總統新即位，我四萬萬同胞如新嬰兒之新出於母胎，從今日起為新國民，道德一新，學術一新，冠裳一新，前途種種新事業，胥吾新國民之新責任也。」(15)

革命家著眼於政治進步和國家文明的象徵，在「改元」政策頒行上態度鮮明，雷厲風行。但在中國民間社會，「改元」一事牽涉頗多，推行遇到阻力，「商界中人咸以往來賬款，例於年底歸束，今驟改正朔急難清理，莫不倉皇失措。即民間一應習慣亦不及驟然改變，咸有難色」。(16)商界人士要求，「中華民國紀元改用陽曆，業經宣布。惟念各商業向例於陰曆年終結賬，設驟改章，實於商務大有妨礙。故擬請即通電各都督轉飭商會曉諭商戶，以新紀元二月十七(即陰曆除夕)作為結賬之期，嗣後即照陽曆通行」。(17)共和建設會等團體致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也要求「商界收賬暫照舊曆，以安市面」。(18)傾向革命的趨新人士試圖扭轉這一傳統習慣，但效果有限。為此，新政府作出妥協。滬軍都督府告示稱：所有商業賬務，仍以陰曆十二月三十日(陽曆1912年2月17日)「暫照舊章，分別結算」。(19)

南方各省紛紛改用陽曆，北方各省堅持使用陰曆，這導致各地拍發電報韻母代字中同一代字指代日期有陰陽之別。例如，1912年2月9日，各地發給孫中山的電報中，革命黨領導人伍廷芳、蔡鍔、江北民政長何鋒鈺使用「佳」、「青」，段祺瑞使用「禡」，蒙古王公聯合會使用「養」。(20)南北統一之後，袁世凱繼承南方政府改用陽曆的政策。他規定，「自壬子年正月初一起，所有內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陽曆」。(21)至此，北方各省紛紛改用陽曆的電報韻母代字。袁世凱政府對於民間改歷的困難作出妥協，命令官署改用陽曆的同時，規定「仍附陰曆，以便核對，民間習慣用陰曆者，不強改」。(22)其後，各地均據此有所調整，如湖北黎元洪為順民意，在舊曆年前命警察沿途鳴鑼傳諭，「准民間依舊曆祝歲，惟商店不得關門停貿」。(23)辛亥革命後新曆使用並不徹底，一段時期內是公曆、農曆同時使用，官方和上層機構使用公曆，民間和商業機構使用農曆，出現因曆法問題的分歧而產生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並立的「二元社會」現象。(24)

二、新國旗的象徵意義與實際功能

新國旗的頒布是1912年1月10日作出的決定。但是，早在武昌起義、各省光復時旗幟改換已經成為一個引人矚目的問題。國旗究竟應當體現怎樣的意義，所有革命者和關注中國革命的人士都為此花費了不少心思。1911年10月11日，武昌起義成功發動後，湖北軍政府謀略處幾項重要決議中包括宣布以鐵血旗為革命軍的旗幟。10月28日，《申報》以「中華民國國旗」的標題刊登了鐵血旗的圖式，圖下文字說明為：「紅地，由中心外射之線九，色藍，線之兩端各綴一小星，其數十八，或雲以表示十八省焉。」(25)

東南各省光復後大多使用五色旗，廣東使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12月4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的部分留滬代表與江、浙、滬都督等人在上海開會，研究籌組中央政府事宜。討論國旗之時，湖北代表提議用鐵血旗，福建代表提議用青天白日旗，江浙方面提議用五色旗。最後達成以五色旗為國旗、鐵血旗為陸軍旗、青天白日旗為海軍旗的折中方案。12月8日，《申報》將三旗圖案公佈於眾。(26)1912年1月10日，南京臨時參議院通過專項決議，使用五色共和旗(即五色旗)作為國旗，「以紅黃藍白黑代表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27)但是，五色旗並不符合孫中山對於國旗的理想。(28)孫中山提出，「夫國旗之頒用，所重有三：一旗之歷史，二旗之取義，三旗之美觀也」。他心中屬意的國旗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致臨時參議會的復函中說：

天日之旗，則為漢族共和黨人用之南方起義者十餘年。自乙未年陸皓東身殉此旗後，如黃岡、防城、鎮南河口，最近如民國紀元前二年廣東新軍之反正，倪映典等流血，前一年廣東城之起義，七十二人之流血，皆以此旗，南洋、美洲各埠華僑，同情於共和者亦已多年升用，外人總認為民國之旗。至於取義，則武漢多有極正大之主張；而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中國為遠東大國，日出東方，為恆星之最者。且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義，著於赤幟，亦為三色。(29)

一些國際友人出於對中國革命的關心和對孫中山的友善，也曾提出各種有趣的建議。有一位外國友人通過夢中的一個小女孩之口，闡述了自己對於新中國的認識。他向孫中山建議：「有個小女孩找到我的辦公室，要我畫張中國國旗的設計圖，接著她就說出設計圖的樣子，並告訴我太陽代表東方，火焰代表自由，太陽的光芒代表各省，國旗的紅色代表中國人民為自由所拋灑的熱血。瞧，多麼有趣的夢啊。」(30)另一位友人、美國北方長老會傳教團查爾斯·里曼向孫中山提出，新國旗的五色條紋來代表五族共和的話，比例似乎不當。僅僅一條紅色條紋，並不能充分代表漢族的18個省份，而且將來省份數目增多，就更無法反映。他綜合美國星條旗和中國五色旗的特徵，提出的修改意見是：18個漢族省份由紅色條紋中的18顆星代表，黃色條紋中兩顆星代表關東兩省，藍色條紋中的一顆星代表蒙古，白色條紋中的一顆星代表新疆，而無星的黑色條紋則代表西藏，因為西藏當時尚待劃為一個省份。查爾斯·里曼所追求的，不僅國旗要美觀，而且要涵義豐富，他所寄託的含義是「希望貴國在諸多方面，比如國旗、政府、經濟、權利、公正等等與我們美國盡量相似，人人遵守法紀，從善如流」。(31)

但是，五色旗實際上已經被各地各界作為新國旗使用。為舉行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典禮，各省聯合會通電各地「一律懸掛國旗，以誌慶賀」。(32)國旗意味著統一和對革命的歸附。新國旗確定之初，袁世凱尚未反正，對新旗不以為然，向他的外國顧問莫理循說：五色未必然成，恐遇風雨，變成糊塗也。(33)後來得到反清後得舉為臨時大總統的承諾，轉而接受了民國國旗。在南北對峙期間，兩方面軍隊衝突不斷。清帝退位後，負責議和的伍廷芳和唐紹儀立即要求袁世凱「通飭各處軍隊一律改懸中華民國五色旗以示劃一，此後見同一國旗之軍隊，不可挑釁。如見從前清國軍隊尚未改懸國旗者，應即通告，囑其遵照袁君電命，改懸民國旗。如果始終甘為民國之敵，則必為兩方所共棄」。(34)北伐海軍總司令湯薌銘上書孫中山，要求「大總統電諭魯、燕各港口，暨在港各軍隊。自清帝退位之日起，升掛民國五色旗一月。銘當率各艦親往查視。其有不遵命令，不懸國旗者，當照伍代表之處辦理」。(35)

革命後的升旗活動，因各地情形不同，大略出現三次高潮：一是臨時政府成立時的元旦前後，各地「遵電改元，並升旗慶賀」。(36)二是陽曆1月15日，因許多地方元旦時沒有來得及開展慶賀活動，因而在15日補行慶祝。上海「工商全體休息一天，升旗懸燈，公賀總統履任，補祝紀元」(37)，「南北商務總會、商務總公所及各商家謹於十五日舉行慶祝禮，一律懸旗點燈，共伸誠意」。(38)安徽「補行慶祝元旦大典，國旗煥采，百度維新」。(39)三是清帝退位，北方實現共和後，北方各地和原來未承認新政府的由外國人控制的機關更換新旗。在遼寧綏中，「本邑人士凡稍有國民之程度者，無不手舞足蹈，歡呼中華萬歲。近日間竟有鄉人不憚數十里之遙來城以睹五色旗者」。(40)3月19日、20日，東北的《盛京時報》專文介紹國旗歷史，「自今而後，或即用五色旗，或改更定他種之旗式，要皆足以照耀大地，為吾漢旗增無限之光榮。世有侮辱吾國徽者，誓與吾同胞共擊之」。(41)

民國旗幟成為政治上正當性、正義性的標誌，在南北統一的過程中，有個別地區南軍與北軍的紛爭並未完全停止，此時民國旗幟更成為爭奪正統性的工具。樹立民國旗幟，在政治上意味著掌握了優勢。清帝退位後，東北趙爾巽、張作霖在鐵嶺、開原等處，仍以兵力攻擊服從於革命黨人藍天蔚的吳鵬翮、劉永和部民軍，劉永和部不僅力不能當，而且向孫中山、黃興痛訴「待以五色旗懸，有礙進行，不啻明季燕王炮擊濟南城，鐵鉉懸明太祖神主以退敵，致使我軍公憤私仇，均無所泄，對旗痛哭，可謂傷心」。(42)顯示了理與勢雙重受制的困境。國旗對於爭取外交承認，也有重要作用。在列強尚未承認南京臨時政府時，廣東都督府得到消息，美國南支那艦隊曾受政府命令，倘遇中華民國軍艦下馳施禮時，應一體回禮。美國駐廣州總領事將信息告知廣東外交部員，請約定期日，以一軍艦對美軍艦施禮，俾得回禮，並暗示美海軍認中華民國國旗後，法、德、日、葡等國必隨之。廣東都督陳炯明意識到「此事關係甚大」，立刻向孫中山請示進行。(43)

革命的過程也是民國五色旗戰勝清廷龍旗的過程。撤換龍旗，是表示轉向或附和革命的必要前提。上海江海新關本由稅務司管理，上海光復後將龍旗偃卷，卻不肯張掛民國新旗。海關這一舉動，顯示出他們是以極其謹慎的態度表示對革命的服從。直至清廷宣布遜位後，海關高揭五色國旗，態度從謹慎服從轉為肯定支持。(44)舊曆新年這一天，民軍代表與東北公主嶺的各官衙和商務分會交涉，一致贊成共和，撤去龍旗改為五色民國旗。(45)對龍旗的戀戀不捨，被認為是對革命的抵觸和敵對，在輿論中往往與死硬的「宗社黨」聯繫在一起。1912年3月，天津《民約報》反映，「宗社黨到處煽惑，已查有私制龍旗等據」，提醒「南方軍隊，無論如何，一時切勿解散」。(46)1912年4月，南京發生兵變時，南京留守處搜獲龍旗二面，認定是「宗社黨從中煽惑」。(47)新、舊國旗變成了政治上劃分進步與反動的標誌物，一直成為不同政治立場的評論對象。

三、政治鼎革的外觀與實際

紀元和國旗是國家外觀中最具政治標誌性的元素，也與人民日常生活關係最為密切。舊曆辛亥年結束之際，清宣統帝宣告遜位。當人民迎接壬子新年到來之時，身份已經由帝制時代的「臣民」變為民國時代的「國民」。《時報》評論稱：「辛亥中國之尾聲，乃為清帝退位詔書。夫清帝既退位，則中華國者乃真我五族人民之中華，非一姓滿洲之清國矣，中華民國之主權乃始完全而無缺。」(48)啟蒙的任務雖然艱巨，名義上的民國主人總比實際上的皇朝奴隸要好得多。(49)胡繩武、金沖及先生指出，對於辛亥革命在思想解放方面的意義不應評價過低。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鼓吹民主革命的同時，對那些禁錮著人們頭腦的以王權為中心的封建專制主義的舊制度、舊思想、舊觀念、舊習俗也進行了猛烈的衝擊，開展了一場有聲有色的思想解放運動。新的國家外觀確立，使人們不自覺地被推入到一個與舊朝廷總有那麼一點差異的新政治時代了。

辛亥革命最大成果是建立新的共和國，但「中華民國」並不意味著共和制度真正確立起來。南京臨時政府建立之初，有論者看到形式上的共和並不代表共和的真正實現，「精神共和」更需要致力——「精神上共和者，其全國內一切立法、司法、行政之活動，及改革一政治，施行一政策，無不順乎大多數國民之趨向與社會之心理。其發表於外部而見諸實行者，恰與輿論相符合，此精神上共和也。……即如中國今日，十九信條如果完全實行，永久遵守，是亦守君主形式，而共和其精神也。若根據少數人民之意見，公推一大統領，而美其名曰共和，共和國體國若是之易臻乎哉？其不流為共和之專制，蓋亦僅耳。」(50)

如果說上述的擔憂過於籠統抽象，一些敏銳人士對革命後的當權者早有一種不祥的預感。1911年12月，容閎在寫給謝纘泰的信中，提醒革命者注意列強支持袁世凱等人控制新政府的動向。他寫道：「新中國應該由地道的中國人管理，而不應當由騎牆派和賣國賊掌管，因為他們讓歐洲掠奪者干預我國的內政。」他鼓勵革命派順應民意，「中國人民正處於自己主權的最高峰，他們一直呼籲成立一個共和國，而你們，他們的領導者，也一向支持這個呼聲。民聲即天聲，聽從這種聲音，他們就對了。」容閎特別提及，革命派要加強團結，不要陷入相互糾紛和內部爭執，「自相殘殺的戰爭肯定會導致外國干涉，這就意味著瓜分這個美好的國家」。(51)遺憾的是，革命黨人沒有實現容閎所期望的「團結」，也根本沒有力量掌握全國政權。

東北《盛京時報》的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共和制度雖然建立，民國前途堪憂。評論說：「革命成功，共和始立，蓋革命者共和之代價，共和者革命之效果，二者相依，前後相符，絕不容有種類不同者孱雜於其間，致為共和政體之蠹。而今日共和政體之新舞台正在開幕，其角色果為革命黨員乎？抑為舊政界之蟊賊乎？」評論指出，新的國家必賴革命黨人持革命主義，才能實現共和政治——「自革命蹶起於武昌，響應於全國，清朝退位，不過已達其推翻舊政府之目的耳。將來新政府之組織、舊積弊之剷除，仍賴革命主義相為始終，始克見共和完全成立之結果。今觀臨時政府之人物，仍以舊政界之最腐敗者當其沖，而革黨亦即漠然相視，反生樂觀。若謂革命大功已經告成，共和政體已經成立者，是耶非耶？真耶假耶？語云：一失足成千古恨。革命大功成泡影亦易事耳。記者每為吾國之前途懼。」(52)《盛京時報》的這種擔憂，後來不幸成為事實。1922年《共進》雜誌一篇評論對民初歷史時作了一個有意思的比喻：民國十餘年來，「國民把政權委託給他們(指『亡清的文武士大夫』)，無異左手把政權從他們手裡拿來，右手又恭恭敬敬地給他們送去。這一件滑稽的事情，不幸在我們中國近世史上看見」。(53)

新國家外觀的確立，對於推動國家政治進步、人民思想啟蒙具有重要的引導作用。但是，民國建立後接踵而至的並非一片坦途，而是波折不斷。民元初年的政治實踐表明，形式上的民主是建立在一個虛幻的社會基礎上面，不僅未能實現真正的民主，甚至連民主的形式也不斷遭到專制的蠶食。辛亥革命沒有能夠完成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國的任務，正如新國家的外觀特別引人注目一樣，革命的實際成果基本被局限在這種「外觀」上。後世有人觀察到，「有的外國電影表現中國這一歷史的變革，沒有任何激烈的場面，只是一面杏黃色旗幟卸下來了，一面五色旗升了上去而已」。(54)這說明，實質的社會進步仍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公元紀年、改旗易幟，是新國家外觀的重要表現形式。民國元年的改元升旗活動，體現了「近代化」和「革命性」，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革命高潮來臨時，活躍在政治舞台的各個階層、各個派系以及各色人等，對於新紀元和新國旗表現出一定的趨附性，在形式上使民國的新國家外觀得以確立。但是，這種趨附並非沒有障礙，其中不少是基於「勢」所必然，民主的觀念意識尚十分淡薄。儘管我們對於這種寄託現代性的象徵物，仍應給予積極的評價。但是，新國家外觀的確立，並不意味著革命目標的完成。新國家制度的受損和社會基礎的缺乏，促使革命繼續向前，並具有全新的走向。在新一輪革命浪潮中，紀元和旗幟之爭朝著更加代表勝利者意志的方向不妥協地發展。1928年國民黨南京建政後，通過政治強力廢除舊曆。國民黨將廢除陰曆的運動視作民國初年「革命」的繼續，其政策思路延續辛亥革命時期的做法——將新曆使用與「革命」正朔聯繫起來。當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成為新政權的符號，取代民國元年的五色旗，中國再次掀起新一輪的「易幟」高潮。

注釋：

《文牘·伍廷芳請各友邦承認中華共和國電文》，時事新報館編輯：《中國革命記》第6冊，上海自由社，1912年，第9、11頁。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1－343頁。

李學指：《民元國旗之爭》，《史學月刊》，1998年第1期；曲野、冷靜、秦秀娟：《略述清末以來我國國旗的變化》，《蘭台世界》，1996年第1期；王小孚：《辛亥革命旗幟談》，《總統府展覽研究》，2011年第1期；左玉河：《評民初曆法上的二元社會》，《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中村聰：《中國近代的紀年問題》，《東方論壇》，2010年第3期等。

朱文哲：《清末民初的「紀年」變革與國家建構》，《貴州文史叢刊》，2011年第2期。

《中國革命消息·南京公電》，《時報》，1912年1月2日。

《來件·南京總統府電信匯紀·陳炯明致孫中山電》，《時報》，1912年1月9日。

《公電》，《申報》，1912年1月3日；《恭賀孫大總統電報》，《民立報》，1912年1月3日。

王有蘭：《迎孫中山先生選舉總統、副總統親歷記》，尚明軒、王學庄、陳崧編：《孫中山生平事業追憶錄》，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80頁。

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下)，上海書店出版社，1982年，第533頁。

觀渡廬編：《共和關鍵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86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上海書店出版社，1982年。

(11)《廣東新聞：法政學堂不放舊曆年假》，《香港華字日報》，1912年1月27日。

(12)鍾榮光：《廣東人之廣東》，林家有主編：《孫中山研究》第3輯，中山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10頁。

(13)《自由談：恭賀新年》，《申報》，1912年2月21日。

(14)血兒：《社論：民國唯一之紀念日》，《民立報》，1912年1月1日。

(15)鈍根：《自由談·遊戲文章·新祝詞》，《申報》，1912年1月1日。

(16)《本埠新聞：商民暫准沿用舊曆》，《申報》，1912年1月3日。

(17)《本埠新聞：宣布除夕結賬之電文》，《申報》，1912年1月9日。

(18)《本埠新聞：共和建設會上大總統電》，《申報》，1912年1月3日。

(19)《本埠新聞：滬軍都督陳示諭》，《申報》，1912年1月3日。

(20)《要聞：關於優待條件之要電》，《申報》，1912年2月11日；《蔡鍔致孫中山、黎元洪等電》，《天南電光集》第73電，謝本書等編：《雲南辛亥革命資料》，雲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公電：江北民政長電》，《申報》，1912年2月10日；《保定來電》，《南京臨時政府公報·附錄·電報》第十五號，1912年2月14日；《蒙古王公聯合會致孫中山及各省通電》，《臨時公報》(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1)《公電：北京袁總統電》，《申報》，1912年2月21日。

(22)《要聞：帝國與民國過渡之條件》，《申報》，1912年2月21日。

(23)《要聞：共和樂與新年樂歟》，《時報》，1912年2月25日。

(25)《專電：中華民國國旗》，《申報》，1912年10月28日。

(26)《專電：確定中華民國旗式》，《申報》，1912年12月8日。

(27)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下)，上海書店出版社，1982年，第533頁。

(28)關於民元圍繞國旗問題的討論，參見李學指：《民元國旗之爭》，《史學月刊》，1998年第1期。

(29)《大總統復參議會論國旗函》，《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6號，1912年2月3日。

(30)《海外友人致孫中山信札選(一)》，《民國檔案》，2003年第1期。

(31)《海外友人致孫中山信札選(四)》，《民國檔案》，2003年第4期。

(32)《中國光復史·孫大總統今日履任》，《申報》，1912年1月1日。

(33)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下)，上海書店出版社，1982年，第533頁。

(34)《南京臨時政府公報·附錄·電報》第17號，1912年2月20日。

(35)《南京臨時政府公報·附錄》第21號，1912年2月24日。

(36)《公電：宿遷各界電》，《申報》，1912年1月3日。

(37)《賀電：上海去電》，《民立報》，1912年1月15日。

(38)《本埠新聞；舉行大祝典之盛況》，《申報》，1912年1月16日。

(39)《公電：安慶孫都督電》，《申報》，1912年1月17日。

(40)《東三省新聞：五色旗翻萬民志遂》，《盛京時報》，1912年3月3日。

(41)《共和肇國記·中華民國旗之歷史(續)》，《盛京時報》，1912年3月20日。

(42)《南京臨時政府公報·附錄·電報》第49號，1912年3月27日。

(43)《南京臨時政府公報·電報》第6號，1912年2月3日。

(44)《本埠新聞：新關懸掛新旗》，《申報》，1912年2月21日。

(45)《要聞二：北滿民黨之舉動》，《申報》，1912年2月29日。

(46)《天津電報：民約報致民立報轉孫中山等電》，《民立報》，1912年3月24日。

(47)《要聞一·南京兵變三記·黃留守通電》，《申報》，1912年4月15日。

(48)《時評一：辛亥年之中國(三)》，《時報》，1912年2月13日。

(49)胡繩武、金沖及：《辛亥革命時期的思想解放》，《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陝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27頁。

(50)《代論：形式共和與精神共和》，《盛京時報》，1912年1月14日。

(51)謝纘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章開沅、羅福惠、嚴昌洪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9－181頁。

(52)《時評：五色旗下之革黨》，《盛京時報》，1912年3月1日。

(53)楊鍾健：《國慶日》，《共進》第23號，1922年10月10日。

(54)秦牧：《從皇朝到人民的世紀——雜談辛亥革命》，《中學生》，1945年第91、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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