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毅論》舊拓本

《樂毅論》系王羲之小楷法帖，創作於永和四年(348年)。《》為三國時期所撰，是一篇論述戰國時期燕國名將征戰主事的文章。王羲之抄寫這篇書跡，是付給其子的。原跡久已不存，有《越州石氏帖》、《玉煙堂帖》、《快雪堂帖》等眾多刻本傳世。

《樂毅論》是王羲之楷書中頗負盛譽的名帖，歷代名家對此讚不絕口。隋智永在《題右軍{樂毅論)後》說：「《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唐褚遂良《拓本<樂毅論)記》指出：「(《樂毅論》)筆勢精妙，備盡楷則。」北宋黃庭堅有詩詠《樂毅論》為：「小字莫作痴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清人錢泳《書學》對《樂毅論》更是大為推崇：「昔人謂右軍《樂毅論》為千古楷法之祖，其言確有理據。蓋《黃庭》、《曹娥》、《像贊》非不妙，然各立面目，惟《樂毅》沖融大雅，方圓適中，實開後世館閣試策之端，斯為上乘。」

《樂毅論》外標沖藹之容，內含清剛之氣；遒勁之中不失婉媚，端莊之中不失姿態；精淳粹美，清雄雅正，意境高遠，靜氣迎人，所謂「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空靈淡盪，高懷絕俗，真大雅不群之作也。《樂毅論》是學習小楷的上乘法帖，從其學起，定能獲益匪淺。

《樂毅論》是三國時期魏夏侯玄（泰初）撰寫的一篇文章，文中論述的是戰國時代燕國名將樂毅及其征討各國之事。傳王羲之抄寫這篇文章，是書付其子宮奴的。有人考證說，官奴是王獻之。這一書跡，早在去東晉未遠的南朝曾被論及。梁武帝在與陶宏景討論內府所藏的這篇書跡時說：「逸少跡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真跡」，陶宏景表示贊同，曰：「《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那麼，梁朝內府的藏本，宜是摹本而非真跡。

儘管如此，陳、隋之際釋智永卻視《樂毅論》為王羲之正書第一。據他說：「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陳天嘉（650-565）中，人得以獻文帝，帝賜始興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見示。吾昔聞其妙，今睹其真，閱玩良久，匪朝伊夕。始興薨後，仍屬廢帝。廢帝既歿，又屬餘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恆加寶愛，陳世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統，四海同文，處處追尋，累載方得。」

唐朝初年，《樂毅論》入於內府，曾經褚遂良檢校鑒定，認定為真跡。褚氏著錄內府所收王羲之書跡，為《右軍書目》，列《樂毅論》為王氏正書第一，並註明「四十四行，書付官奴」。唐太宗最為寶重的書跡是《蘭亭序》與《樂毅論》。唐內府收藏的《樂毅論》，最初摹拓分賜大臣是在貞觀年間。褚遂良《榻本（樂毅論）記》曰：貞觀十三年（639）四月九日，命直弘文館馮承素摹榻，分賜長孫無忌、房玄齡、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楊師道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載：「至高宗又敕馮承素、諸葛貞榻《樂毅論》及雜帖數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在外方有。」摹本的傳布範圍，限於皇親國戚或近侍大臣而已，世人罕見其貌。

《樂毅論》墨跡本今已不傳，真跡則更不待言了。據唐韋述《敘書錄》稱，內府所藏的《樂毅論》，「長安、神龍之際，太平安樂公主奏借出外拓寫」，「因此遂失所在」。徐浩《古迹記》記載得更為具體一些，曰：後歸武則天女太平公主，其後為一咸陽老嫗竊去，縣吏尋覺,老嫗投之灶下，真跡遂永絕於世。宋朝程大昌肯定了這一說法，其所著《考古編》卷八謂：「開元五年（717）裒大王真跡為百五十八卷，以《黃庭經》為正書第一，無《蘭亭》、《樂毅》，則開元時真本不存明矣。今世傳本，必是摹拓，又未必正是當時傳本。按，褚遂良、武平一皆言貞觀中嘗敕馮承素等拓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人間遂有六本，其內本之經褚河南敘錄者，凡接縫及卷首、卷尾皆印『貞觀二年』以識。今傳本又皆無之，知是榻非原拓不疑也。」《宣和書譜》著錄的《樂毅論》，恐怕就是程大昌所指的非原拓的再拓本。

另外，宋沈括在《夢溪筆談》卷十七中還提出一新說，他認為「王羲之書，舊傳惟《樂毅論》乃羲之親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跡，惟《樂毅論》石本在。其後隨太宗人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曰『公主以偽本易之，元石曾入曠』。本朝高紳學士家，皇佑中紳之子高安世為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 『海』字者是也。其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為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雲『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絕，《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沈括此說實際上是把傳世的石刻拓本追認到王羲之那裡，以他所見的刻石為原石。權作一說存之。

越州石氏本 拓本。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傳為宋高紳任湖北轉運使時得《樂毅論》刻本殘石於秣陵，石存前半段二十餘行。沈括嘗親見，並認為是王羲之親書於石的刻石。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四亦有類似沈括之說的記載：「右《樂毅論》石，在故高紳學士家。紳死，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閱，或模傳其本，其家遂秘密之，漸為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現在傳世的《樂毅論》，皆摹刻本。著名者，南宋有越州石邦哲《越州石氏帖》本，明朝有文氏《停雲館帖》本、陳巗《玉煙堂帖》本、吳廷《余清齋帖》本、王肯堂《郁岡齋帖》本，清朝有馮銓《快雪堂帖》本。《越州石氏帖》本，僅存二十九行，帖首第一至五行下方缺一角，第一行「初」字，第二行「為劣是以敘而」六字，第四行「必迂迴」三字，第五行「其」字。第二十九行僅剩行末「海」字，亦稱「海字本」，與沈括所記相符，當是據高紳所藏殘石舊本摹刻。

余清齋帖本 拓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余清齋帖》乃吳廷摹刻於明朝萬曆二十四年（1596），摹刻皆精善，可惜刻於木板。但仍然是明朝叢帖名刻，楊守敬認為「出明代諸集帖之上。」今初拓本，比之《停雲館帖》等，尤為難得。其中《樂毅論》帖，未有「異僧權」三字，其下又增刻「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書付官奴」一行。《珊瑚網》卷一錄董其昌跋「梁摹《樂毅論》真跡」云：「余所見《樂毅論》宋榻本，及唐貞觀摹真跡，二本皆無"付官奴"三字，獨此有之。」董氏所見，可能是吳廷收刻《樂毅論》所據的原本。又，「異」為隋朝朱異的押署，「僧權」為梁朝徐僧權的押署，見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敘自古跋尾押署」條。

釋文：

世人多以樂毅不時拔營即墨（為劣是以敘而）論之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今樂氏之趣或者其未盡乎，而多劣之。是使前賢失指於將來不亦惜哉，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機，合乎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斯大業定矣。於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也，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跡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也。不屑苟得則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於天下矣；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方恢大綱，以縱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之施，然則求仁

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通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賢者托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不幸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則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間，侈殺傷之殘，示四國之人，是縱暴易亂，貪以成私，鄰國望之，其猶犲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虧齊十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廢，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覇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誅哉。其與鄰敵何以相頃。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豈不知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由是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