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邊陲之國，到虎狼之國，商鞅是如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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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鑒賞

?秦國，成也法家，敗也法家。

欲分析秦國滅亡，必先看清它的興盛。

一、秦帝國的興盛

對秦國而言，商鞅變法立軍功爵、設郡縣、壓制貴族勢力，加強君主集權。這些是六國變法都做之事，真正讓秦帝國搖身成為虎狼之國的，是背後體制背後的社會倫理——一個去私行，行公法的法家社會。

越是激烈的競爭，越是催發極端的體制。戰國時代，是個激進血性的年代，殺伐不斷，英雄疊出。縱如吳起、孫臏一類的軍事奇才，也不能以一己之力定乾坤。雄主想要一統天下，非變革一國體制不可。在體制變革方面，商鞅走得最為深刻，也最為功用。此後，雖然六國在軍事、外交上，有時能勝過秦國，但在長久國運氣數方面，已遠遠落後。

從邊陲之國，到虎狼之國，商鞅是如何做到的?

1、商鞅法家的三大政治原則

在構建法家社會關係之前，要先了解商鞅的政治哲學：鐵律制人;舉國體制;利出一孔。基於這三大哲學觀點，商鞅的一切政治變革，都是理所應當，水到渠成。

鐵律制人：是法家的道德律。在看待人與人關係方面，儒家提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銀律)，君子要忠恕仁義，甚至以德行感化眾生(金律)。以仁義道德約束百姓，境界高遠，但在戰國時代，卻十分不切實際。法家因此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完全拋棄仁義，從人性最惡的角度，來構建整個價值體系。君王不擔心臣子不忠，而讓他不得不忠;不怕萬民作亂，而讓其無法作亂。教化方面，選擇暴力威懾而不是禮義教化，輕罪重罰，刑罰於將過。

舉國體制：極端的競爭，需要極權體制。秦要爭霸，那爭霸必須成為舉國目標。君王的理想，必須徹底貫徹在每一位國民之上。國民可能有他獨有的理想：做個手藝人，演說家……但在秦國霸國夢之下，都被無情碾壓。舉國耕戰，圖強爭霸，是國民不二的理想。六國之中，戰爭固然是常態，但能達到秦如此徹底的舉國體制，或許只有趙武靈王時期的趙國吧。

利出一孔：舉國體制，能調動巨大的體制力量，但力量如果分散使用，也是徒勞無功。在這一點，商鞅極富有政治遠見，把舉國力量，集中在耕戰二事上。正所謂，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對工商業極度打壓，對儒生說客極盡驅趕，對詩書禮樂極數廢棄，對農業和戰爭極端追求!

於是，造就了一個虎狼之國。

2、法家倫理是實踐

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商君書·賞刑》

(法家社會倫理關係)

商鞅法家的倫理實踐，體現在如下五各方面。

於國：以一統六國為終極目標，舉國耕戰為基本國策。六國呢?有幾國能做到舉國體制，又能做到代有雄主，為霸業孜孜以求?

於君：王之所以成為王，不是因為仁義道德，而是君王依仗的地位權勢。君王駕馭臣下，靠的是刑賞兩大權柄。賞有功，誅有過。但僅做到執法賢明，還不夠。春秋戰國數不盡的子弒君，臣犯上。君王必須以極端的利益關係，來看待君臣、家庭關係。而法術勢，就是其中的手段。

於臣：法家從來不幻想臣子會絕對效忠，它深刻地看到了臣子君王利益的不一致。臣子都有私心，只是君王把私慾控制住罷了。所以，秦國體制下，從來都是不遺餘力重用人才，同時又不遺餘力制衡權臣。

於民：秦國對待民眾，是極為粗暴的驅使。秦國的目的，從來不是經世濟民，而是王霸之業。為了提高百姓之間的行政效率，商鞅強行改變秦國風俗，讓兄弟分家，增加生產;讓鄉鄰連坐，相互監督。對於百姓而言，帝國只留有一個上升空間，就是軍功爵。無功不封爵，帝國的社會等級，全然和戰爭關聯了起來。

於法：法律方面，秦國是有名的嚴苛繁重。輕罪要重罰，不求公正平等，只是為了法律的震懾;有犯罪動機，縱然無罪也罰，那樣就沒人再敢作亂。亂世用重典，亂世中的嚴刑峻法，雖然無情，但卻是極為功用實效。

於教：秦國教化，冷漠粗暴，一切以耕戰為導向，道德僅僅成了點綴。商君書中，明確聲明儒士、縱橫家、商人等，是社會的蛀蟲。如果他們在秦國得到重用，那百姓就會爭先效仿，而不是從事辛苦的耕戰。

由此可見，商鞅變革後的秦帝國，已然是一個極權主義的軍國體制。深刻強大、強大得讓人恐懼。

由此可見，商鞅變革後的秦帝國，已然是一個極權主義的軍國體制。深刻強大、強大得讓人恐懼。

二、六國的法家實踐

問題來了，戰國時期，並非只有秦一國變法。魏李悝、楚吳起、齊田忌、韓申不害，都奉行法家變革。秦為何獨強?

商鞅變法和管仲變法的思想，分別代表了春秋和戰國時代變法的最高水平;而吳起李悝身處同一時代，變法多有類似，是戰國變法中除商鞅變法外最好的案例。

國之基石：三家變法差異，源自於價值律不同。

北京大學哲學系趙敦華將古代價值律分為金律、銀律、銅律和鐵律。金律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銀律是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指的是自己不希望不願意的事情，也不強加給別人;金律銀律以儒家思想為代表;銅律依據的是行為對等原則，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以德報德，以怨報怨，輕罪輕罰，重罪重罰。

現階段之法制思想，也是基於銅律演變而來;鐵律推崇「己所不欲，先施於人」，以商鞅、韓非為代表。鐵律不考慮道德，以人性惡為基礎，設定他人利益無法完全和自己一致，以暴力震懾，讓別人服法。

各國變法多以銅律，唯獨秦變法以徹底的鐵律。

在君和臣兩大要素中，三家的思想屬於正常法家思想範疇，比較相同。強調君王要依仗權勢，臣子要遵法守法。但是在針對人民方面，商鞅和管仲產生了巨大的分歧。管仲政治思想，把民心放在了極高的位置，順應民心，以民為本，提倡禮義廉恥四類道德。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所以孔子盛讚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商鞅對外人民，完全是驅使的態度。

國之體制：在外交方面，管仲時代是盟主外交，號召中原諸國，尊王攘夷，地域南蠻楚國。所以外交要有盟主范，救濟別國，獎勵禮義之邦，懲戒不義之國。只有這樣，齊才能成為中原諸國的盟主，號令天下(外交論述見《管子·大匡篇》)。

在軍事和經濟方面，李悝吳起和管仲是思想是較為一致的，強調練強兵，發展農業商業。但商鞅在這方面有兩點比六國更徹底：

一是勛爵必須只以軍功為考量。秦的爵位，甚至是高於法律的一套社會體系。爵位可以抵罪，高爵位有權審判低爵位之人。反觀山東六國，軍功必然可以受爵，但善言辭、通詩書、能諂媚，都能獲得爵位。雙方國民之戰力，由此可見高下。

二是斬首計功。戰爭中最有效削弱敵國的方式，就是殺敵。所以，就有了斬首計功勛。這一點，沒有史料記載六國也同樣斬首計功。六國一直視秦為虎狼之軀，為何?不是秦法度嚴苛，這些事與六國國民無關，而正是秦斬首計功勛，交戰太兇殘。

在治國方面，商鞅和六國一樣，同樣推動郡縣制、戶籍制、阡陌制等。但商鞅在此之上，還對秦移風易俗，實行分家制，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規定凡一戶之中有兩個以上兒子到立戶年齡而不分居的，加倍徵收戶口稅，目的就是提高勞動力數量，增加稅收。

在國家的對外目標和最高願景方面，秦和六國大體相同。在此不贅述。

三、亢龍有悔：法家體制的崩塌

有多大的破壞，就得有多大的剋制。在我們看到秦帝國強盛的時候，必須看到這個體制背後的巨大風險。法家思想，為了追求效率，讓君臣關係、君民關係，走向了絕對的利益面。君王既然無義，臣子何必有情?這樣的體制，猶如快速運轉的機器，極富力量，也極難駕馭。

但始皇不怕，他是千古雄主，大權獨攬，剛毅明斷。趙高縱然有私心，不敢亂為;陳勝、吳廣就算那時起義，必然被迅速鎮壓;始皇時期，六國反抗勢力不強烈嗎?遠比秦二世時還要兇猛：荊軻、高漸離刺殺，博浪沙襲擊……始皇雄霸，能穩穩把控住動蕩的時局。

在平和穩固的體制下，萬曆皇帝可以袋政三十年，帝國安穩如常。但對於秦而言，一個飛奔的法家社會，任何差池，都講以百倍的後果呈現。秦孝公之後，秦惠王、秦昭襄王，秦始皇，個個雄才大略。持有國之利器，能不被利器所傷。

再者，戰爭時期內部壓迫矛盾可以轉化為外部殺伐;然而，秦二世，已然太平世，而他太年輕，太庸弱，卻急欲效仿秦始皇的功業。寵幸宦官、誅殺大臣、將士離心、不理朝政……他把庸主，演繹出了一流水準。關於秦國滅亡的原因紛繁複雜，有說貨幣問題、軍隊離心、農民起義……歸根到底，在於體制和君臣。法家體制社會，矛盾劇烈，對外表現為起義反叛;君臣昏庸，對外表現為誅殺良將，軍將離心。

法家社會的如上優劣，都被後世人，看在眼裡。

四、漢朝對秦法的延續與變革

漢朝開國後，如何吸取秦國教訓，重建社會，就成了漢代思想家縈繞於胸的宏大命題。 肉體和土地的征服，是容易的。但思想的征服，卻異常艱難。

1、外儒內法的波折歷程

(外儒內法的歷程)

歷史總是在正反合的波折中緩慢前進，競爭鑄就了極端的法家社會，劉邦並非不知道法家社會在行政方面的巨大執行力，但對於久經戰亂的百姓而言，休養生息才是最渴望的啊!漢朝開國初期，便在這樣的背景下，奉行黃老哲學，無為而治。

所謂的無為而治，並非無所作為，而是息兵生聚，緩和吏治。對外和匈奴和親，對內重用厚重長者治理鄉民。道家追崇小國寡民的政治理想，希望擯棄仁義道德，回到返璞歸真的社會。這樣政治理念，雖然有些理想不切實際，但是在西漢初期，卻是那個時代最好的政治理念。

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道德經》

然而物極必反，經過六十餘年的積累，百姓已從戰亂中走出。漢帝國開始遇到新的危機，對內財富累積，貪腐滋生;對外匈奴強盛，大軍壓境。一代有為雄主漢武帝，於是奮然振興，加強中央集權，連年作戰，開疆拓土。名義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武帝一朝本質上就是法家社會的典範，只是相比秦而言，披上了一層儒家薄薄的外衣。司馬遷評論其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可謂精闢。

武帝一朝，重用武將、酷吏，儒生雖然在意識形態上漸漸佔據主流，但依然沒有實現儒家社會的政治理想。這樣的非理性慾望，在王莽時期達到了巔峰。王莽被當世儒生寄予了重大的政治期望。在新朝，奉天法古，希望實現烏托邦式的儒家社會。他和秦國一樣，走了極端。經歷了此般大躍進式的跌宕，儒法兩條橫流開始真正融合。儒生開始研習法律，文吏開始研讀經文，兩者的界限變得模糊，深諳儒家思想的士人，不再僅僅是博士、學者，漸漸成為掌握政事的士大夫階層。

2、儒家對社會倫理的重建

(儒家社會倫理關係)

儒家對法家社會的倫理關係進行了幾乎全盤的否定。從法制轉向德治，並由此重構了君臣、君民、家庭鄰里之間的倫理關係。這樣的轉變，是有社會背景的。商周從宗族社會走來，那個時期的君王、諸侯本是一家，君王諸侯各以嫡長子繼承地位。宗法就是國法，君權就是父權。基於這樣的血緣親情產生的禮儀規範，和現在的法律有同樣的效用。

春秋戰國，經濟逐步發展，小家庭代替了宗族經濟;同時，士卿士祿逐步瓦解，平民之人也能身居高位。在這樣的禮崩樂壞大背景下，法家選擇了對禮制的極端否定，事實證明，全然不顧禮儀親情，對當時社會而言過於激進。與法家相對的儒家，並不愚蠢。他們知道全然復古，推行宗族式『親親』必然違逆潮流。士大夫和君王之間，根本沒有血緣關係。如何建立臣子對君王的效忠?

如何在理論上，承認君王地位的合法性?這成為漢代儒生孜孜以求的宏大命題。西漢鴻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東漢白虎觀會議所成的《白虎通》，極為精妙地解答了如上兩大問題。並藉由三綱六紀，構建起的儒家倫理，實行千年。

何為三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君為臣綱。君王之上，是天。君王作為天子，撫育萬民。君王替天履行養育萬民的義務，進而享有合理化的帝王權利。君臣關係，在這裡，可以理解成一種擬化的父子關係。子隨父，妻隨夫之間的孝道，可以推演到臣隨君。

這在後人看來愚拙的推論，在當時，卻奉為圭臬。漢帝國在百姓群臣中，大行孝道，唯孝是舉。舉薦到帝國中央的能人，必是謹遵三綱六紀之人。百姓之間，不再是督察檢舉的緊張，而是由來已久的親情鄉俗;君臣之間，不再是赤裸裸的利益，而是忠孝道德。可以說，此般變革，雖然降低了法制效率，卻給帝國體制更大的適應性。

在治理民眾方面，儒家並不是完全摒棄法制，而是德主刑輔。主要體現在春秋決獄。在處理案件方面，用孔子的思想來對犯罪事實進行分析、定罪。藉此提倡孝道，緩和社會矛盾。罪犯如果動機是好的，可以減輕罪行;親屬之間可以相互隱匿罪行;准許私人為父報仇……這些在法家看來，極其荒謬的決斷，在那個時代，未必合理，卻是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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