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漢奸」這個詞，只有中國人才知道其中的妙處。

知識 04-18

我想，「漢奸」這個詞，只有中國人才知道其中的妙處。只要一個人被冠以漢奸的名稱，那麼此人的一生就徹底完蛋，並且會遺臭百年。《新漢德詞典》將這個詞翻譯成「(chinesischer) Landesverr?ter」，從而使「漢奸」變為了「賣國賊」。魏斐德的英文翻譯成「Traitor」，儘管也有「賣國者」的意思，卻也很難傳達「漢奸」一詞的微妙含義。現今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 1954—）由於其推行的難民政策而被德國東部的媒體稱作「Landesverr?terin」，顯然不能翻譯成「德奸」，而只是「賣國者」或「賣國賊」而已。

《漢語大詞典》給「漢奸」的定義為：「原指漢族的敗類。後泛指投靠外族或外國侵略者、甘心受其驅使、出賣祖國民族利益的人。」儘管這一名稱的來源並非自鴉片戰爭開始，但在此之前並不流行，也未成為一個現代民族主義的話語。正是魏斐德所研究的這一段歷史，使得「漢奸」一詞重新活躍起來。因此，倫敦會（LMS）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的《英華詞典》（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15—1823）並沒有收錄「漢奸」一詞。在雙語詞典中，1892年翟里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在上海出版的《華英字典》第一次收錄了「漢奸」，並作了解釋：漢奸，a traitorous Chinaman, a spy。

據魏斐德的考證，早在19世紀初，嘉慶皇帝（1796—1820在位）就曾稱呼那些充當暹羅人貢使的中國商人為「漢奸」。至少到1823年，偷賣鴉片者也被稱作「漢奸」。甚至僅同洋人在商業或外交上有來往的人，也會受到這樣的譴責。對於儒家來說，文化就是一種技術，掌握了它們，包括文字，就意味著可以統治野蠻無知的弱者。因此，最大的叛徒是那些通過教蠻夷中文或替他們寫文件來「出賣」中國文化的人。1759年，替洪任翻譯稟文的人，就被作為一名「漢奸」處死。馬禮遜的弟子梁阿發（Liang A—fah, 1789—1855），曾借廣州府試之機將基督教的小冊子發給考生，當局指責他為英國人寫布告，是「漢奸」。

當鴉片戰爭爆發時，「漢奸」一詞的意義變得更加混亂，連在廣州的所有商業機構都被歸於「漢奸」之列。作為傳統士大夫中的一員，林則徐完全看不起那些廣東商人。1839年12月，在清政府宣布禁止同英國通商後，林則徐經常斥責那些繼續從事貿易的商人，把他們稱作「奸商」。他當年發出的《密拿漢奸札》中稱：「照得本部堂恭膺簡命來粵查辦海口事件，首在嚴拿漢奸。緣外夷鴉片之得以私售，皆由內地奸民多方勾串，以致蔓延日廣，流毒日深。」據魏斐德的研究，林則徐已經在1840年春季的奏摺中表明，他認為最壞的敵人不是英國人，而是那無數同英國人來往的商人、水手、苦力等等。也就是說，跟入侵者英國人相比，這位欽差大臣更痛恨所謂的「漢奸」。

林則徐在廣州所建立的一套複雜嚴密的禁煙制度，也包括對告密者給予重賞。曾任英屬東印度公司翻譯的新教傳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在追述這一段的歷史時寫道：「監獄中擠滿了遭難者，大部分都是無辜的，許多人死去。告密者發了財。為了攫取有錢人的錢財而有意地把他們捲入犯罪。所有合法的貿易都中斷了。」林則徐接受鄧廷楨的建議，給予地方名流以組織鄉勇的權力，並可以依據他本人的命令，逮捕並處死「漢奸」及鴉片販子。

實際上，不論對於英國商人還是廣州商人來講，最重要的是通過貿易獲利。魏斐德認為，中英商人之間是有著共同利益的。當時任英國商務總監督的義律（Charles Elliot, 1801—1875）甚至聽說公行已經正式稟明林則徐，請求不要開戰，以免影響本省的貿易。他對卧烏古（Viscount Hugh Gough, 1779—1869）將軍將大英帝國的國家榮譽看得比眼前的商業重要的觀點置之不顧：「我相信，使這座偉大而富裕的城市免於破壞，或是免受任何災禍的行為，是軍事史上最值得紀念的紀律嚴明、高度容忍的典範之一。」可見，對義律而言，更為重要的是與中國的商人做生意，而不是打仗。但林則徐卻確信，行商們為了商業利益而出賣國家。並且在廣州的滿族統治者們確信，成千上萬的漢人是潛在的——即使尚未成為事實——外國人的合作者。「除業為漢奸者更無庸議外，其餘亦華夷雜處，習見為常，且率多與夷浹洽。」之後，「突然間，到處是向蠻夷打開中國大門的『漢奸』。」

當英國人進入珠江流域之後，「漢奸」被擴大化。魏斐德將這一部分的題目定為「我們中的漢奸」（Traitor in Our Midst），讓人感到漢奸無處不在：「官府一方，欽差大臣把罪責加在無處不在的『漢奸』頭上，說他們破壞了他的水上防線，以轉移對他本人的指責。民眾一方，廣州人民則開始了一場瘋狂的圍捕。忽然間，鄉勇們像殺英國人一樣，也開始屠殺『漢奸』。僅在三元里一地，就有一千兩百餘名不幸的所謂『漢奸』被殺害。旗兵胡亂指責農民叛國，並以此作為恣意搶掠的借口。」

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漢奸」一詞從鴉片戰爭開始就成為了一個民族主義的概念。魏斐德對「漢奸」一詞泛濫的原因做了分析，指出對於官府層面來講：「官府需要一個替罪羊，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就把敵人說成是模糊不清又無處不在的『漢奸』。英國人離得太遠，作用不大。積累起來的失望、恐懼，可以在更近一些的靶子上得到發泄。」對於士紳來講：「失敗必須從道德上尋找原因。於是，一些人長時間與蠻夷混居，這本身就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精神上的墮落。」而對於一般民眾來講：「『漢奸』一詞凝聚了所有以上所描述的反對城市、反對商人、反對洋人的感情。」

對於很多在與西方相遇的過程中才顯現出來的問題，魏斐德都會從中國文化的深層，特別是儒家思想中尋找根源。他認為，「漢奸」的產生與傳統儒家士大夫將蠻夷看成野獸有關，他們是危險的、居心叵測的。這樣的一個民族優越性的認識並非從清代才開始，魏斐德指出：「南宋以降，民族優越論就一直是秘密社會的理論要素之一。南宋時，統治者始終堅持中原統治外夷的權利。不論是女真、契丹、蒙古還是滿族人，蠻夷都是純正的漢人憎恨的目標，在廣東尤其是這樣。」到了近代，處於帝國邊緣地區，與洋人可以直接接觸的廣東，當地人「非常注重始原和『純潔』」，「那些最直率的民族主義者往往來自這些區域，似乎他們能更敏銳地感覺到同過去的歷史聯繫起來的必要性。??廣東人中間的這種『始原』意識，甚至是殘酷的土客戰爭的部分原因。」魏斐德最後指出：「內部的一體只有當它面對另一個外部集團時，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所以，當廣東人的政治一體的安全感被英國人打破時，排外就是一種自然的反應。」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所謂「純潔」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強調，從官府到民間，人們不僅痛恨洋人，也痛恨那些與洋人打交道的民族敗類——漢奸。

「漢奸」這一概念不僅為宮廷、官府所使用，也在士紳與民眾層面廣為接受。而鴉片戰爭之後，「漢奸」一詞成為了國家和民眾抵禦外來侵略的愛國主義的符號。之後每次在與外國的交涉中，「漢奸」都會成為凝聚「民族心」的敵對形象。這同時也是近代民族主義將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歸結為「漢」的最好寫照。

——摘自《大門口的陌生人》

我想，「漢奸」這個詞，只有中國人才知道其中的妙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