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草書《醉翁亭記》明代拓印本

蘇軾草書《醉翁亭記》（劉九庵考為趙秉文書，趙跋也是贗品，作者是詹僖。）

公元1091年，蘇軾知潁州時，受請寫了兩體《醉翁亭記》。一是應開封府劉季孫求書，於十一月乙未，以真、行、草間用字體寫成長卷，世稱草書《醉翁亭記》；一是應滁州太守王詔求書，於十一月乙巳，以大字楷書寫成，世稱大字楷書《醉翁亭記》。

蘇軾在同年同月時間裡寫成的兩體《醉翁亭記》，除字體不同外，另有兩點區別。一是開頭不同。草書體開頭篇名前有作者姓名，即「歐陽永叔醉翁亭記」；而大字楷書體開頭則為「醉翁亭記」。二是後跋不一樣。草書體是「開封府劉君季孫以滁人之意，求書於軾」；而楷書體則為：「開封府劉君季孫自高郵來，過滁，滁守河南王君詔請以滁人之意，求書於軾」。由此可見，草書《醉翁亭記》是開封府劉季孫親自到潁州求書得到的；而大字楷書是滁州太守王詔請開封府劉季孫代為求書的，而王詔本人沒有到過潁州。

草書《醉翁亭記》寫成之後，未經刻石即被人秘藏，得之者不輕易示人，因而長期不知去向。直到元朝元貞二年（公元1296年）四月，才有趙子昂見之並作跋。從跋文中得知，此長卷曾經趙子固鑒定為真品。趙作跋時，長卷歸馮伯田所有。此後，又湮沒多年。到明代露世，宋廣、沈周、吳寬均有跋文。後來，長卷為文淵閣大學士高拱所有，並命其門婿劉巡為之刻石。之後，劉巡攜石返鄉，立於鄢陵劉氏家祠。高拱所得長卷，後為首輔張居正所有。張氏敗落後，此卷落入宮中，後因火毀。

康熙壬申年（公元1692年），河南新鄭高有聞（高拱族孫），因鄢石磨損不清，便將家藏原拓本重刻，這套石刻共用長60厘米-90厘米、寬40厘米的青石24塊，立於新鄭高拱祠堂，因刻工精美，較原刻石有過之而無不及。現刻石由鄭州市博物館藏。

河南鄢陵縣檔案館珍藏的蘇東坡草書《醉翁亭記》碑帖石刻拓片,為絹面、冊頁裝淡墨精拓本,硬板紙,前是碑文後為跋,該拓片形成於明萬曆年間。蘇東坡草書《醉翁亭記》碑帖石刻歷經四百多年滄桑,屢遭浩劫,至今下落不明。蘇東坡草書《醉翁亭記》碑帖拓片的存世,不僅使蘇軾草書之原貌得以傳承,並為後人研究蘇東坡的書法藝術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

《醉翁亭記》作於宋仁宗慶曆六年，作者歐陽修是我國北宋時的著名散文家和詩人，文章描寫了滁州一帶自然景物的幽深秀美，滁州百姓和平寧靜的生活，特別是作者在山林中游賞宴飲的樂趣。

《醉翁亭記》作於宋仁宗慶曆六年（公元1046年），當時歐陽修正任滁州太守。歐陽修是從慶曆五年被貶官到滁州來的。被貶前曾任太常丞知諫院、右正言知制誥、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等職。被貶官的原因是由於他一向支持韓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參與推行新政的北宋革新運動，而反對保守的呂夷簡、夏竦之流。韓范諸人早在慶曆五年一月之前就已經被先後貶官，到這年的八月，歐陽修又被加了一個親戚中有人犯罪，事情與之有牽連的罪名，落去朝職，貶放滁州。

歐陽修在滁州實行寬簡政治，發展生產，使當地人過上了一種和平安定的生活，年豐物阜，而且又有一片令人陶醉的山水，這是使歐陽修感到無比快慰的。但是當時整個的北宋王朝卻是政治昏暗，姦邪當道，一些有志改革圖強的人紛紛受到打擊，眼睜睜地看著國家的積弊不能消除，衰亡的景象日益增長，這又不能不使他感到沉重的憂慮和痛苦。這是他寫作《醉翁亭記》時的心情，悲傷又與一份歡喜。這兩方面是糅合一起、表現在他的作品裡的。

《醉翁亭記》原文：

環滁（chú）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hè)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láng yá）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chán）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迴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zhé)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fú）日出而林霏(fēi)開，雲歸而岩穴（xué）暝（míng），晦（huì）明變化者，山間之朝（zhāo）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至於負者歌於途，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yǔ）僂（lǚ）提攜（xié)，往來而不絕者，滁（chú）人游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liè），山餚(yao)野蔌（sù），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hān）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yì）者勝，觥（gōng）籌（chóu）交錯，起坐而喧嘩者，眾賓歡也。蒼顏白髮，頹（tuí）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yì），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醉翁亭記》今譯：

環繞滁州城的都是山。它西南方向的眾多山峰，樹林和山谷尤其秀麗，遠望那樹木繁茂，又幽深又秀美的地方，那就是琅琊山。沿著山路走六七里，漸漸聽到潺潺的水聲，從兩座山峰之間傾瀉出來的，是釀泉。山勢迴環，路也跟著轉彎，有一座亭子四角翹起，像鳥張開翅膀一樣，高踞於泉水之上，那就是醉翁亭。建造亭子的人是誰?是山裡一個名叫智仙的和尚。給它取名的人是誰?是太守用自己的別號（醉翁）來命名的。太守同賓客來到這裡飲酒，喝很少的酒就醉了，而年紀又最大，所以給自己取了個別號叫「醉翁」。醉翁的情趣不在酒上，而在秀麗的山水之間。欣賞山水的樂趣，領會在心裡，寄托在喝酒上。

太陽一出來樹林中的霧氣就消散，煙雲聚攏來，山岩就顯得昏暗了，陰暗明朗（交替）變化，（這就是）山間的早晨和傍晚。野花開了，飄來一股清幽的香氣，樹木清秀挺拔枝葉繁茂，形成濃郁綠陰，秋高氣爽，霜色潔白，水位落的時候就顯出了水裡的石頭，這是山裡的四季的景色。早晨上山，傍晚返回，四季的景色不同，因而樂趣也無窮無盡。

至於背著東西的人在路上唱歌，走路的人在樹下休息，前面的人呼喚，後面的人答應，老老少少來來往往不間斷的，這是滁州人出遊。到溪水邊捕魚，溪水深，魚兒肥，用釀泉的水釀酒，泉水香甜而酒色清凈，山中野味野菜，雜亂地在前面擺開，這是太守舉行的酒宴。酒宴上暢飲的樂趣，不在於音樂，投壺的人投中了，下棋的人得勝了，酒杯和酒籌交互錯雜，人們有時站立，有時坐著，大聲喧嚷，賓客們（盡情）歡樂。臉色蒼老，頭髮花白，醉醺醺地在賓客們中間，那就是太守喝醉了。

不久夕陽落山，人影縱橫散亂，太守返回，賓客跟隨。這時樹林里濃蔭遮蔽，鳥兒到處鳴叫，遊人離開後禽鳥在快樂了。然而禽鳥只知道山林中的快樂，卻不知道人的快樂，人們只知道跟隨太守遊玩的樂趣，卻不知道太守以遊人的快樂為快樂。喝醉了能夠和大家一起享受快樂，酒醒了能夠用文章記述的人，就是太守。太守是誰？是廬陵人歐陽修。

蘇軾一生坎坷，多次被貶官放逐。他在宋神宗時曾受重用，然因新舊黨爭，屢遭貶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又因作詩「訕謗朝政」，被人構陷入獄。出獄後貶黃州。此後幾經起落，再貶惠州、瓊州，一直遠放到儋州（今海南儋縣），從此隨緣自適，過著讀書作畫的晚年生活。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歸。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七月死於常州。蘇軾為人正直、性曠達，才華橫溢，詩詞文賦而外，對書畫也很擅長，同蔡襄、黃庭堅、米芾並稱「宋四家」。他講自己書法創作過程時說：「作字之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我則心目手俱得之矣。」他又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他重在寫「意」，寄情於「信手」所書之點畫。蘇軾的字看似平實、樸素，但有一股汪洋浩蕩的氣息，就像他淵厚的學問一樣，神龍變化不可測。他長於行書、楷書，筆法肉豐骨勁，跌宕自然，給人以「大海風濤之氣」、「古槎怪石之形」的藝術美感。蘇軾的書法，後人讚譽頗高。黃庭堅他在《山谷集》里說：「其書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蘇）為第一」。明董其昌盛讚他「全用正鋒，是坡公之蘭亭也」。

蘇軾擅長行、楷書，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宋四家」。他曾遍學晉、唐、五代名家，得力於王僧虔、李邕、徐浩、顏真卿、楊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創新意。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自云：「我書造意本無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踐古人。」 黃庭堅說他：「早年用筆精到，不及老大漸近自然」；又云：「到黃州後掣筆極有力。」晚年又挾有海外風濤之勢，加之學問、胸襟、識見處處過人，而一生又屢經坎坷，其書法風格豐腴跌宕，天真浩瀚，觀其書法即可想像其為人。人書並尊，在當時其弟兄子侄子由、邁、過，友人王定國、趙令畤均向他學習；其後歷史名人如李綱、韓世忠、陸遊，以及的吳寬，清代的張之洞，亦均向他學習，可見影響之大。黃庭堅在《山谷集》里說：「本朝善書者，自當推(蘇)為第一。」

公元1065年5月，蘇軾妻子撒手人寰；公元1066年4月，父親魂歸地府。按當時慣例，蘇軾扶送靈柩回鄉，居家兩年後。公元1068年，蘇軾回返京城，那一年，他32歲。從此，他再也沒有還鄉，從此，家鄉的山山水水，在翰海漂泊的歲月中，都成了鏡花水月。但是他的文字，仍是不見半點波瀾：「臨桌亭下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水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聞范子豐新第園地，與此孰勝？所以不如君者，無兩稅及助役錢爾。」又蘇詩中有「是處青山可埋骨」句，蘇詞中有「此心安處是吾鄉」句，其豁達也可知。而唐人柳宗元貶謫廣西柳州時，卻是萬般悲傷：「海畔尖山似劍芒，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

這就是風流無雙的蘇學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貧窮叫人志短，而他偏不志短；不遇叫人思鄉，而他偏不思鄉。他是中國文人中罕有的一個異數，溫和而倔強地反抗著人世的荒謬。中國的文人，往往都知道人生如寄，剎那芳華，但之後呢？不是試圖及時行樂，就是躲在某個偏僻無人的角落裡向隅而泣。放縱與自閉，兩位一體。而蘇軾，卻說今天雖然夕貶潮州路八千，可誰知我明天就不會重又一封朝奏九重天呢？離合循環，憂喜相攻，塞翁失馬，焉知禍福。人生是一場具有無限可能性的戲劇，不到閉幕，誰也不知道結局是什麼。換句話說，人生的問題只有一個：死亡。死亡意味著所有可能性的終結，意味著一世掙扎的徹底結束。逍遙如蘇軾，死神面前，又將是怎樣一副面孔呢？

還是烏台詩案期間，蘇軾不幸身陷囹圄。其時他和兒子蘇邁約好，如一切正常，只送蔬菜肉食；如風向不對，方可送魚。誰知有幾天蘇邁離京借錢，乃把此事託付朋友，卻忘了告知那天知地知父知子知的暗號。果不其然，這位不知情的朋友有一次就誤送了熏魚，駭得蘇軾以為末日已到，明年今天就是自己的周年忌日，於是寫了一首詩給弟弟蘇轍，是蘇詩中少有的凄涼之作：「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悲哀凄惻，不忍卒讀。看穿人生萬物如蘇軾，還是邁不過這道檻，一樣在死神面前膽戰心驚。

不久，蘇軾終知自己不過虛驚一場，但是這段經歷，一定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傷痕。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死，其鳴也哀。雖說人生三大事，立德立功立言，三事既成，則可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但是，修之於身，未必能施之於事；修之於身，施之於事，未必能見之於言；就是能見之於言，老師歐陽修也說了，「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既然如此，世間又有什麼能夠永恆？除了虛無，這個世界可還有別的底色？能參透這些，方得佛法三昧。這就是蘇軾在《東坡志林》中深有感觸寫下的一段話：「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之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當於此證阿羅漢果。」這是的確的，能明了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也就夠資格成阿羅漢了。多年以後，當他又一次來到奈何橋邊時，他已不再恐懼，而是心如枯井，身若磐石：「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寂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細故爾，無足道者。」

這時的蘇軾，已經不再是泯然眾人的境界，而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了。多年來的念經學佛，終讓他無我無相，物我兩忘，有若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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