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帝雄心——乾隆帝乾綱獨斷滅準噶爾

大帝雄心——乾隆帝乾綱獨斷滅準噶爾

不久，清朝北路軍營陸續奏報說，達瓦齊和阿睦爾撒納兩個人又打起來了——原來，在乾隆十八年(1753 年) ，阿睦爾撤納公開向達瓦齊提出，要求與他平均劃分厄魯特諸部，平起平坐。達瓦齊非常生氣，馬上拒絕阿睦爾撒納的「請求「。至此，雙方翻臉，阿睦爾撒納被拒絕後，率部在準噶爾到處殺掠，準備自立為汗王。乾隆十九年(1754 年) ，達瓦齊親率大隊兵馬，在額爾齊斯河和阿睦爾撒納大戰一場。一場戰鬥下來，阿睦爾撒納戰敗。逃竄過程中，他不得不向清朝軍隊表示投降。

正是阿睦爾撒納歸順清朝的消息，才使得乾隆帝最終下決心儘快解決準噶爾問題！

廷議之時，大臣們意見不一。除了大學士傅恆贊同此議之外，絕大多數滿漢大臣都不主張勞師遠征準噶爾。確實，雍正九年清軍的和通泊大敗，喪師五萬，哀嚎之聲猶在耳際，如今再次冒險深入，肯定凶多吉少。

當時的準噶爾部落，人數只有60多萬，但這個部族向來崇尚勇武，剽悍善戰，在天山南北聲明素著，習於衝殺。因此，用兵於萬里之外，冒險遠征準噶爾，後勤補給困難，萬一有個閃失，誰也不敢承擔後果。更何況，五年以前，清朝還派出數萬大軍圍攻大小金川彈丸之地，竟然也勞師三載，傷亡將士數千，導致國庫費銀一千多萬兩，還使得兩位領軍大臣因敗被誅。前鑒不遠，如今再勞師動眾妄開邊釁，那麼老遠攻打準噶爾，大臣們皆心寒膽顫。

看到滿朝的大臣如此庸懦，乾隆帝大怒，於是，他乾綱獨斷，於乾隆十九年五月初四日下諭，做出遠征準噶爾的決定：

「……准夷素性猜疑，陰懷叵測，將未必至構釁滋事，不得不先為防範。況伊部落，數年以來，內亂相尋，又與哈薩克為難，此正可乘之機。若失此不圖，再閱數年，伊事勢稍定，必將故智復萌，然後倉卒備御，其勞費必且更倍於今。況伊之宗族車凌、車凌烏巴什等率眾投誠，至萬有餘人，亦當思所以安插之。朕意機不可失，明歲擬欲兩路進兵，直抵伊犁，即將車凌等分駐游牧，眾建以分其勢，此從前數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維，有不得不辦之勢！」（《清高宗實錄》卷464）

確實，準噶爾一直好戰，給清朝西北、北部地區以及喀爾喀蒙古等地一直帶來嚴重威脅。康熙帝、雍正帝兩朝，都因準噶爾的侵襲而惴惴不安，二帝殫精竭慮，已經耗費了巨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現在，準噶爾內部亂起，如果錯過當下這幾十年未遇的良好時機，數年以後，一旦達瓦齊控制住了準噶爾內部局勢，肯定會故態復萌，和清廷對抗，肯定還會襲擾清朝邊境與喀爾喀蒙古。那時，再要想征服準噶爾，顯然必定難上加難了。

如今，既然「三車凌」率眾萬餘來歸，清廷對準噶爾內部詳情盡悉，正可以讓他們引導大軍前行。所以，天時地利人和，都宜於乘機大舉發兵。

於是，乾隆帝諭告內扎薩克、喀爾喀眾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他以先前的歷史為依據，強調說準噶爾分離勢力不除，勢必會直接威脅到青海、西藏的安全。

為了進一步宣講攻打準噶爾部族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乾隆帝在當年的十月十三日親御太和殿，召見滿洲王公大臣，狠狠訓斥了那些「畏怯退縮」的大臣，並且表示醜話在先，如果日後用兵之時有人因怯懦失機而導致軍事行動半途而廢，必殺無赦！

經過乾隆帝的再三諭告和訓斥，大多數滿洲王公大臣才勉強從內心裡接受了乾隆帝遠征準噶爾部的主張，開始積極調兵遣將，賣力地備辦糧草、馬匹、器械，整個朝廷都全身心投入到大軍遠征的準備工作當中。

細察乾隆帝的派兵詳情，也可以發現，確實他是鐵下心來要一舉攻滅準噶爾部：

在軍機大臣奏准調派的五萬名兵士中，有乾隆帝認為戰鬥力最強的滿兵13000名，索倫、巴爾虎兵8000名，還有久隨征戰的察哈爾兵4000名，土默特兵1000名，共26000名；另外，還有阿拉善、哲里木、昭烏達、喀爾喀、和托輝特等蒙古兵11000名。滿兵、索倫兵、巴爾虎兵和蒙古兵共37000名，而其中的漢人綠旗兵才11000名——可見，這次征伐準噶爾的戰役，滿蒙士卒占出征軍隊總數的四分之三，這與雍正九年主要依靠綠旗兵（西路軍皆為漢軍綠旗兵）征伐相比，差距非常非常大。

最後，乾隆帝根據準噶爾降人提供的情況和群臣的建議，乾隆帝決定在乾隆二十年秋季用兵。軍機大臣傳諭各地，抽調士卒，指示諸部，一定要在乾隆二十年四月之前分別到達先前指定的西路軍和北路軍軍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