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談《人民的名義》：這次我們讓文學回到了現場

4月18日下午，作家周梅森長篇小說《人民的名義》文學分享會於十月文學院舉行。周梅森與文學評論家賀紹俊、白燁、胡平、解璽璋、劉瓊等分享了本書的創作故事與文學特質。

2017年1月初出版的《人民的名義》是周梅森潛心八年六易其稿的作品，也是在反腐題材作品沉寂多年之後的再次發聲。截至4月18日，該書先後七印，以10天突破100萬冊的速度，累計發行達138.3萬冊。

《人民的名義》講述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總局偵查處處長侯亮平臨危受命，調任H省檢察院審查某貪腐案件，與腐敗分子進行殊死較量，最終將以前省委書記趙立春為核心的貪腐集團繩之以法的故事。

3月8日，根據該書改編而成的同名話劇於北京保利劇院成功首演。3月28日，根據本書改編的同名電視劇登上熒屏，《人民的名義》電視劇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金盾影視中心等單位聯合出品，周梅森擔綱編劇，李路執導，陸毅、張豐毅、吳剛、張志堅、許亞軍等四十餘位實力派演員聯袂出演。

作為國內首部反映副國級「大老虎」貪腐問題的長篇小說，本書藝術再現了新時代、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反腐征程的驚心動魄，深情謳歌了反腐鬥士的堅定信仰和無畏勇氣，並最終揭示出黨的領導幹部應如何樹立正確的權力觀這一宏大的政治主題，其格局之宏大、思想之深刻、情節之動人，均罕見於同類作品。

座談會上，周梅森說：「《人民的名義》這個書名，很多人都說這個名字很空、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其實書中我有點題，就是侯亮平說高育良，在高育良的嘴裡，人民早就失去了內涵，而只是一個名義。歷史上很多時期，文學是一直在場的，文學能夠參與歷史進程，文學總是第一個喊出人民想說的話，但是西風東漸以後，文學和生活漸漸隔開了，這次我們一洗文學之恥，文學回到了現場。」

採訪中，周梅森也談到：「文學要引領世道人心。一個作家必須是一個思想家，甚至某種程度上需要是政治家，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我們需要真實有力的、有思想性的文學表達。」

談及創作體會，周梅森說：「我是一個文學在場主義者，三十多年來我隨著中國社會的變化，不斷地追隨著這種變化的過程。三十多年來，隨著我人生經歷的不斷積累、豐富，我對這個社會的看法也在不斷變化。一個偉大的時代，需要有一部分作家站在社會的前面。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在它崛起的過程中，文學總不在場，文學總是站在圈子外面，那它會與人民越來越遠。起碼我不願意做這樣的作家。我盡我所能，希望可以記錄一個偉大國家，一個偉大民族的艱難崛起的過程。我想講述一個大中國的故事，從官場的高層到底層的弱勢群體都有涉及，同時借人物、故事把自己對中國十幾年來巨大的社會思索量容納進去。」

周梅森

周梅森寫作的是政治生態小說

座談會上，評論家白燁說：「周梅森的作品，並不糾結於腐敗事件本身，也不只寫』打虎』的英雄人物，而是察觀『人民』名義的虛與實，拷問人性深處的惡與善。」

白燁認為，《人民的名義》能夠直面政壇現實，直擊官場生態，塑造官員形象，是名副其實的政治小說。《人民的名義》由貪腐事件和『帶病』官員為標本，來深入探析政治生態現狀，發掘其中的痼疾所在，並對不同政治選擇背後的人生理念進行辨析，讓人們在認識現實政治的同時，反觀人生、人性，反求諸己，這應該是它的真正價值所在。正是在寫出當下官場領域的政治生態，以及官場人物各自心態的意義上，這部作品有力地超越了一般的反腐題材作品。」

座談會上，瀋陽師範大學教授賀紹俊說：「周梅森從1990年代開始就從過去的新歷史小說轉到了新政治小說，他的政治小說可以看作是中國政治白皮書，即政治熱點在哪裡，他關注的點就在哪裡。寫反腐故事的小說有很多，但是《人民的名義》不是純粹寫反腐，周梅森的可貴之處在於以政治官員的視角來關照問題，以作家的政治意識來寫作，並對絕對的政治正義的嚮往。」

「周梅森有清醒的政治意識，當然這種政治意識也表現了一個作家的人文情懷，一種從文人的視角建立起來的政治理想。這種理想與政治家的政治理想有重疊之處，但又提供了一些更新的政治視角，實際上這也是一個作家對今天的反腐鬥爭的一種政治認識。」賀紹俊說。

「典型人物的重提」

座談會上，評論家胡平說：「現在反腐的力度已經超過普通人的想像。書中塑造的人物作為一種文化符號是現實人物不能替代的。比如書中侯亮平作為正義的化身，他對於大家的感召，他身上的特質和力量，不是一個現實人物所能具備的，這就是周梅森的寫作對於塑造典型人物做出的貢獻。」

文學評論家劉瓊說：「有些文學概念很難單一地去劃分，比如純文學和通俗文學的關係問題。周梅森的寫作面向跟取向有關，它一定不是一個小眾的閱讀群，而是一個大眾的閱讀群。對於大眾閱讀來講，講故事的完整性特別重要。《人民的名義》這部長篇巨作的一個特別重要的特點，就是講述故事結構的延展性和開和關係時，針腳非常細密。這個細密的故事在講述當中，必須從哪裡找到一個節點，這個節點就是人物關係、人物形象。通過這種寫作，貢獻出這個時代背景下的坐標系的人物，這種揭露者的人物形象和被揭露者的人物形象，是這部作品的價值之一。那麼，它對於社會當下或者說對歷史當下的信息表達，貢獻在哪裡呢？我想，是對我們現在的一個政治生態現狀的精準呈現。」

白燁提出，《人民的名義》書中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對人物精神世界的審視和對於一些長期流傳的口號與觀念的反思。「比如高育良，他口口聲聲談著人民，到最後一刻還人民、人民地振振有詞，其實他是一個很大的牟利者，這就是某種虛偽性。我們需要對靈魂深處進行某種追問，我們需要反觀我們長期流行的一些口號和觀念是否真的立得住，又是否真是我們內心的呼聲。」（文/ 高丹）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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