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面子與表情

撰文：王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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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與一個外國友人L君聊天。作為一個人類學家， 他充滿興緻地提到了中國對於社會學和人類學術語的兩大貢獻——「面子」和「關係」。相比起「關係」，他發現「面子」問題更加撲朔迷離，難以捕捉。

作為一個資深文學發燒友，L君極好比喻。他拿出iPhone 6加長版，放在面前，作自拍狀：「面子好像你們中國人所說的『水中月，鏡中花』，多了好辦事，少了也餓不死。照我看來，還不如通過看錶情了解一個人，來得實在。」

L君這番話突然讓我想起了一個看似很陳舊的問題：莫非，中國人愛談面子，外國人愛看錶情？於是，我和L君開始尋找有關「面子」和「表情」的資料，打算來一場人類學意義上的跨文化比較。浩如煙海的文獻實在太多，以下即我們的初步對比結果，考察對象極其有限，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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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論「面子」

二十世紀初，在中國人嚴肅地把「面子」當作一個問題來討論之前，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在他1925年出版的《中國人的性格》一書中，首先提到了「面子」在中國文化當中的地位。「中國人民能享受一種個人之自由，顧面子，貴謙讓，並愛『互相讓步』與尊重並論。」雖然沒有專就「面子」下定義，羅素先生對於中國人民性格的考察在中外都引起了極大的關注，他也被孫中山先生稱為當時「唯一了解中國的外國人」。

1934年是現代中國人的「面子元年」。兩位文學巨擘——魯迅和林語堂——先後在同年發表了中國人自己關於「面子」的論述，至今仍被廣泛引用，奉為「面子學」當中的經典。在林語堂筆下，面子是中國人「心理上的面孔」。而魯迅則用他一貫的反諷語氣，直戳痛處，稱面子為「中國精神的綱領」，好像只要抓住中國人的面子，「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辮子一樣，全身都跟著走動了」。

作為民國時期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當之無愧的代表人之一，在林語堂看來，面子是中國人「社會心理最微妙奇異之點」和「調節社會交往的最細膩的標準」 。一個老爺的丑公子可以因為逛歌妓院被拒絕而動用朋友圈，帶著警察去逮捕歌女、關閉妓院，掙回臉面。一個中國岳父可以因為要面子，拒絕和自己的窮酸女婿吃飯。一位中國將軍可以因為要面子，堅持讓飛行員多在起飛時轉幾圈，結果葬送了自己的一條腿。如此之類，不一一列舉，但從中足以看出林語堂的良苦用心。他充滿技巧性地把中國人的「面子」與西方人的「榮譽」對比，以便讓西方人能夠以己推人，更深入地了解中國人所謂面子的虛榮本質。

林語堂

魯迅則不然。他棄醫從文，目的便是為中國人的心理診病，像個外科大夫一般，無情地把病症赤裸裸地呈現給病人自己看，越是震撼，越能驚醒病人。於是，面對一些洋大人似乎要給中國人「面子」的做法，他不置可否。在《論「面子」》一文中，魯迅大剌剌地把「要面子」和「不要臉」擺到一起比較。在文章的例子中，有一個小癟三，一直希望能夠和當地一個有錢有勢的四大人攀談。一天，小癟三到處跟人誇耀，說四大人和他說過話了。別人不信，問說了什麼。小癟三驕傲地回答說：「我站在他門口，四大人出來了，對我說：滾開去！」這個故事，聽者笑過之後，不免心酸，卻不得不佩服魯迅文筆的辛辣透徹。

然而，在林語堂和魯迅對面子的論述中，我們都極少看到對於中國人的表情描述，彷彿要了解人物性格就要剖析他們的心理上的面孔，而表情作為生理上的面孔，倒是成了轉瞬即逝的東西。這麼一來，L 君口中那「水中月」、「鏡中花」的比喻，似乎是更加適用於對錶情的描述，而通過面子來了解一個民族的心理則「來得實在」多了。

可是，真的是這樣的嗎？如果說現代人類學教育有什麼基本的特色，那就是通過「他者」了解「自我」。這個「他者」既包括西方控制下的殖民地、邊緣化人群，也包括任何廣泛意義上有別於自己的他人。而「自我」的定義，同樣能拓展到考察者所在的社會文化或者考察者本身的立場和情感。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似乎有必要來看一看，與林語堂、魯迅同時期以及之後的外國作家和藝術家，是怎麼通過觀察中國人的「表情」，來窺探中國人的心理。

2

智利詩人聶魯達：「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愛笑的人」

巴勃羅· 聶魯達出生於智利中部的小鎮帕拉爾，10歲時就開始寫作詩歌，1971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除了詩人這個覺得，聶魯達還是一個出色的外交官，與亞洲結下了不解之緣。1927年，年僅23歲的聶魯達就被智利政府委派出任駐緬甸領事，之後的8年里他先後到過錫蘭、爪哇、新加坡等地。1928年，在從新加坡飛到上海轉機的途中，聶魯達在磅礴雨夜，被拉黃包車的上海青幫打劫，身上所有值錢財物都被洗劫一空，但是劫匪很人道地把護照留下了， 讓聶魯達成功地回到了新加坡。

聶魯達

第一次的中國之行並沒有打消聶魯達了解新中國的慾望。早年的經歷讓年輕的聶魯達成為了一個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共產黨員。在西班牙內戰期間，聶魯達失去了他最好的一位西班牙詩人朋友加爾西亞· 洛爾卡。在之後去法國任職期間，聶魯達幫助許多西班牙難民逃亡智利定居。1945年7月，他正式加入智利共產黨，並且作為智共候選人當選議員。

於是，在新中國建立之後，這位智利詩人於1951年第二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當時，他從蘇聯坐火車，從西伯利亞到達北京，當時行程中的主要目的是給宋慶齡給宋慶齡頒發列寧獎（當時是斯大林獎）。在北京，聶魯達受到了艾青和丁玲的接待，可是他印象最深刻的卻是宋慶齡在喝咖啡期間的表情。

為了充分體味聶魯達筆下中國人的表情變化，我和L君商量之後，決定稍稍打破學術寫作的常規，大段引用作者原文，以便讀者做出自己的判斷。

喝咖啡時，我的鄰座宋慶齡——孫逸仙的遺孀，我們為之授勛的非凡女士，從她的煙盒裡取出一支香煙；然後，高雅地微笑著，另遞一支給我。我對她說：「不，我不抽煙，非常感謝。」我向她讚美她的煙盒，她對我說；「我保存它，因為它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紀念品。」那是一件亮閃閃的金物件，鑲了鑽石和紅寶石。我仔細看了看，又讚美幾句，然後還給它的主人。

她馬上忘了歸還煙盒的事，當我們起身離席時，她轉身鄭重其事地對我說：「請問，我的煙盒呢？」

我肯定已經把煙盒還給她了，然而還是儘力在桌上桌下尋找一番，卻沒有找到。孫逸仙的夫人臉上的笑意消失了，只有她那兩隻黑眼睛，對我射出兩道嚴厲的寒光。這件聖物哪兒都找不到，我開始荒謬地覺得，自己對它的遺失負有責任。那兩道黑色的寒光幾乎使我相信，我就是個偷竊珠寶的賊。

幸好，在極度難過的最後時刻，我遠遠看見那個煙盒又出現在她手上。很簡單，那煙盒當然是在她自己口袋裡找到的。微笑又出現在她臉上，可我在若干年裡再也笑不出來。現在我想，也許文化大革命最終使她放棄了那個十分美麗的金煙盒。

當然了，這些瞬間即逝的表情被一個敏感的、不懂中文的拉美詩人給忠實地記錄了下來，並且寫進了他對於中國人的印象當中。綜合五十年代他在中國所見到的各種表情，聶魯達得出這樣一個印象：「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愛笑的人。他們笑著經歷過無情的殖民主義，經歷過革命、飢餓和屠殺，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比他們更懂得笑。中國孩子的笑是這個人口大國收穫的最美的稻穀。不過，中國人的笑有兩種。一種是麥色的臉上自然燦爛的笑，這是農民和廣大人民的笑。另一種是瞬息萬變的虛偽的笑，可以在鼻子底下隨時貼上，也可以隨時撕下。這是官員們的笑。」

帶著這些印象，聶魯達於1957年第三次來到中國。當年，他從科倫坡飛越印度，經過緬甸進入中國的昆明，艾青再次接待了他以及和他同行的一對巴西夫妻。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大躍進時期 。在聶魯達眼中，一方面，他在某種衝天的革命幹勁中看到了一個建立了幾千年的國家永遠在鞏固、在改進管理。另一方面，他對於中國的印象開始變得更為複雜。「它是一座巨塔，普通民眾和傳奇人物、武士、農民、極受崇拜的人物等在其古老的結構間輪番出現並消失。這裡沒有任何自發的東西，連微笑都不是……我發覺，在我遠離中國的五年間，這裡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隨著這次深入這個國家，這種變化更為顯著。」1951年時看到的孩子的微笑和官員的笑，被一種非自發的表情取代，「連微笑都不是「，那是什麼表情呢？

3

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中國表情

1970年，義大利著名左傾導演米開朗基羅· 安東尼奧尼與他的同行一起，經過中國政府同意，拍攝一部與新中國有關的紀錄片。 導演在電影開頭用義大利語解釋道：「我們並不試圖通過這部電影去理解中國，我們只是試圖呈現一種大的集合，有關面孔、表情、動作、習俗。作為歐洲人，我們本來想要去探索高山和沙漠，可事實卻是中國的大部分地方我們都去不了，而我們的中國導遊也嚴格要求我們按照預定行程拍攝。」於是，安東尼奧尼和他的團隊最終去了北京、林縣、蘇州、南京和上海，在極為有限的22天中完成了拍攝。

整部紀錄片的第一個鏡頭當中，在行草寫就的「中國」二字背後，是北京天安門前望向鏡頭的三張面孔。左邊第一張臉，屬於一個剛當上父親的年輕男子，他的臂彎中抱著一個戴著圓邊帽的小孩，孩子的左臂在鏡頭中一閃而過。男子清秀的國字臉上戴著一副金屬框的眼鏡，深藍色中山裝把臉襯托得略顯白皙 。中間站著一個短髮婦女，她的頭正微微轉往左側，順著單薄的肩膀看去，雙眼半閉，嘴角微微下垂，面帶倦容。站在女人右邊的是一個看起來二十左右的士兵，一身軍綠西裝，劍眉濃密，鼻樑略挺，皮膚黝黑，嘴唇微張，似乎是看到了導演的鏡頭，想說什麼，但什麼也沒說出口 。

電影開頭的三張臉，三種看似不同的身份，一種類似的表情：略顯驚訝，卻喜怒不形於色，笑容與驚訝、憤怒、悲傷一起，似乎與他們服裝的顏色一樣單色調。街頭悠哉騎車、脫手打太極的老人，校園裡聽廣播、做體操的學生，醫院裡躺在手術台上、接受針灸的產婦，工廠中埋頭骨幹、一言不發的女工，鄉鎮中拿著自家產的雞蛋、換點其它生活用品的農民……整部紀錄片沒有什麼情節，也沒有主角，主題只有一個——在歐洲人眼中，當時中國人的群像，普通中國人在不同場合下的各種動作和表情。

1972年，安東尼奧尼把拍攝的成果發給了中國方面的負責人。這是一部總長217分鐘的三集紀錄片，但其內容和視角觸怒了中方。究其原因，這位義大利導演在當時被認為是「反華小丑」。他不但沒有如實反映新中國建國以來取得的種種進步，反而拍了些無關緊要、瑣瑣碎碎的表情，忽視了那些翻天覆地的變化。

有意思的是，其中最猛烈的抨擊正是基於某種類似「丟面子」的心態。僅僅是1974年的二三月間，反對該片的部分文章就被結集了一本200頁、收錄文章43篇的書，正標題為《中國人民不可侮》。這種「侮辱」最明顯就體現在對中國人民精神面貌的醜化上。批評者認為，這個義大利導演把普通中國人描繪成了愚昧無知、不講衛生、沒有追求的人，而這從他們愁眉苦臉、無精打採的表情可見一斑。表情上的單調愁苦與城市中的破敗無聊互相呼應，更讓各位看官臉面不知往何處安放。

由於以上這些原因，《中國》這部電影被禁止在中國播放。 2004年11月25日，「安東尼奧尼回顧展映」在北京電影學院舉辦。《中國》這部紀錄片在羅馬首映三十年之後，才得以正式在中國放映。當時，安東尼奧尼時年92歲。

4

從表情看心理

「面子」，正如林語堂和魯迅所說，揭示的是中國人的深層文化心理，是一層可感而不可見的心理面孔，牽一髮而動全身。然而，從「表情」這張生理上的面孔去看人類心理，也並非毫無根據。

現代西方社會中，隨著工業革命和科技的發達， 現代科學的發展對於宇宙和人性的定義開始逐漸取代基督教的世界觀和人性觀。在現代心理學出現之前，基督教對於人類心理的理解基本是二元論——心靈和身體。如果想要了解一個人或者一種群體的心態，就需要直擊內心，而不是從身體上的表現入手。但是，現代心理學的解釋打破了這種二元論，而這其中有一個關鍵人物就是《物種起源》的作者達爾文。

在《物種起源》出版的十三年後，達爾文在出版於1872年《人類與動物的表情》一書中，考察了人類與動物的表情與遺傳演化的關係。達爾文逐一對比分析從簡單到複雜的表情，從開心、憤怒、害怕到困惑、無聊、害羞時流露出來的表情 。他認為，人類的表情是由情感狀態決定、並通過面部運動表達出來的，而這些情感模式和表達方式從根本上受到的是進化過程當中動物性的影響。這被譜寫在了人類基因當中，代代相傳。

有意思的是，在這本書中，達爾文不僅觀察人與動物的表情，也反思自己的思考模式。他寫道：「我並不才思敏捷，理解能力也不強……我很不擅長用一種漫長而純粹抽象的方式思考……但是，相比起普通人，我更善於發現那些容易被人忽略的事物，並且仔細觀察他們。」在之前的環球旅行中，他觀察到的是各個不同物種在漫長的環境作用下出現的相似和差異；在對比人類和動物的過程中，他看到的是各種細微的面部表情，並試圖理解背後的心理和遺傳機制。

由此可見，從表情看心理，具有其特定的西方現代性背景。時至今日，心理學家對於表情和心理之間的聯繫也已經有了一整套系統的研究。而這種二元論的消解也深刻地影響了現代西方文學家和藝術家審視他者時採取的視角。

在智利詩人聶魯達筆下，笑容作為一種重要的表情，成為了他觀察中國的切入點。除了高層官員宋慶齡夫人那種不可捉摸的微笑，中國人的笑容大致被分成了兩種，孩子的笑和官員的笑。但哪怕是那樣的笑容，在他第三次來到中國的時候，似乎也被「非自發的微笑」替代。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則把1970年看到的表情，用影像的方式記錄下來了，鏡頭中大多數人的表情都略顯呆板、很少笑容，大多可以用無精打采甚至是面無表情來形容。

不可否認，無論是聶魯達還是安東尼奧尼，他們的視角難免帶有一些對中國的刻板印象或先入為主的偏見。但是，他們從旁觀者的角度，通過「表情」來了解另一種文化心理的這種觀察視角本身，就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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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深描：表情和面子

現在，想像一個男孩A為了要表達某個意思，正在對他的同伴B擠眉弄眼（wink） 。在這個時候，另一個男孩C走了進來，看到男孩A的表情，覺得很好玩，就開始A模仿擠眉弄眼的樣子。這時候，男孩A感覺不是很舒服，覺得這可能是在嘲笑他。但是男孩B認為C天性好奇，可能就是單純地開開玩笑。

在這個過程中，同樣一個擠眉弄眼的表情（wink）由於觀察者的角度和知識的不同，產生了很不一樣的解讀。而我們作為讀者，通過深層描述，看到了不同男孩各自的意圖，從而了解同一個表情背後不同的含義。當然，如果好奇的你這個時候想要讓問題變得更複雜，還可以加上第四個、第五個參與者，甚至可以通過這個方式去反思自己解讀同一個表情的出發點和立場。

不同的表情會帶上文化給人們的深層影響，能揭露我們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來的情緒和性格。如果我們用深描的方法，把這些表情放到當時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去理解，同時對比不同的參與者和觀察者自身的立場，也能看到更加多樣化的心理面孔。

正如L君在開頭所說，如此看來，表情確實可以成為了解一個人、一種文化心理的切入口，而且理解的方式不止一種。在各種自拍、整容臉、表情包盛行的年代，我們何嘗不能從這些表情出發，了解自己呢？

參考文獻：

[英]伯特蘭·羅素，《中國人的性格》， 中國工人出版社，1993。

[中]林語堂，「中國人的面子」，1934。許錫良摘錄於林語堂著《中國人》全譯本，學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3－206頁，原出版為1934年。

[中]魯迅，「論面子」，1934。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漫畫生活》月刊第二期。

[智利] 巴勃羅·聶魯達 著，林光 譯，《我坦言我曾歷經滄桑》（Confieso que he vivido） ，南海出版公司，2015。

[意] 米開朗基羅· 安東尼奧尼，1972，《中國》系列紀錄片。

[英] 達爾文 著，周邦立 譯，《人類和動物的表情》（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en and Animals），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美] 克利福德·格爾茨 著，韓莉 翻，《文化的解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譯林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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