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軼君：土耳其上演的，是《紙牌屋》還是《人民的名義》

文 | 周軼君

土耳其公投擴大總統權力的故事，可以用兩套不同的劇本來演繹。一是如西方媒體描述，暗黑勢力竊國得手，如截至第四季的《紙牌屋》。二是枉法者終究會淹沒在正義的海洋中，哪怕他們一時風頭無兩，如《人民的名義》宣傳的那樣。

按第一套戲走，2003年率領正義發展黨贏下議會出任總理以來，埃爾多安早期雖促進經濟發展，推動與歐盟關係，但近年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強力鎮壓國內和平抗議、助長官商勾結、任人唯親打擊異己、嚴控言論自由。即便如此，他仍能夠通過一次次公投或選舉實現自己的政治計劃，總理任期滿，就修改法律直選總統——2014年埃爾多安獲選總統之後，下一步無疑是賦予這個職位至上權力。

按第二套戲來理解，埃爾多安其實一直在走下坡路。2003年所屬政黨拿下議會66%議席（埃爾多安當時遭禁止從政五年，後來補選議員出任總理）。2010年修憲公投，夾帶削弱軍方、婦女可以戴頭巾等議題，獲得58%支持。受2013年蓋齊公園抗議影響，2014年直選總統時獲得51.71%選票，遠遠低於他自己預想的72%。而這一次跌到51.37%的新低，還不算上多個國際觀察團體認為選舉存在舞弊，假票泛濫，真票遭丟棄。儘管仍然保持過半優勢，獲得的支持一次比一次低。半個國家向他說不，埃爾多安並非高枕無憂。

埃爾多安靠全民投票獨攬大權，有媒體驚呼「土耳其亡國」，或者「民主已死」。實際上，這次最新公投賦予他的權力，跟美國總統差不多。美國總統同樣兼任黨首，簽署總統行政令，也能否決國會決議（國會可以再否決）。但是由於兩百多年的民主傳統，加上複雜的制度設計，美國總統與國會之間註定是討價還價拉鋸戰，而土耳其去年兵變之後，國內氣氛類似上下整肅，全民批鬥，埃爾多安可以隨時宣布緊急狀態而否決一切反對聲音，土耳其總統權力受到的制約更小，這才是外界擔憂所在。

在《紙牌屋》與《人民的名義》兩個劇本之間，土耳其社會真實發生的是：埃爾多安執政十多年間，經濟快速發展，人民變得富裕，本來就是中東伊斯蘭教國家中世俗底子最厚的土耳其，越來越多人打開眼界，開放思想，因而越來越不能接受埃爾多安家長式的，鐵腕威權式的統治。我曾經寫過《經濟成功的政府，能說了算嗎？（上）》、《（下）》，詳細描述了土耳其社會的這一變化。受惠於執政黨經濟政策的中產階級，未必對政府感恩戴德絕對服從。

當地時間2017年4月18日，伊斯坦布爾女性舉行遊行抗議活動，反對公投結果（圖源：Sipa）

但是，新興中產階層擴大，還沒能徹底改寫土耳其人口結構：參加2013年一百多座城市抗議、不滿埃爾多安的人，僅僅佔全國4%，而全國17%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下，宗教保守人士佔總人口一半，他們多是埃爾多安的支持者。換句話說，這解釋了埃爾多安為什麼對選票箱遊戲那麼熱衷，那麼自信，因為他的支持者絕對人數總是能超過反對者。

不過，今天埃爾多安的支持或反對者並不絕對以這樣的陣營劃分，界限在混淆，人群在互滲。我接觸到的底層保守人士，因埃爾多安對個案處理不公而產生懷疑，掌握財富的西化商人，反而願意為穩定的投資環境犧牲部分個人自由。但總體上看，過去十年重要投票的結果都顯示，埃爾多安的支持率在下降，至今勉強維持優勢而已。

埃爾多安用全民公投賦予自己更多權力，是否因應了「以民主終結民主」的假設？西方記者把埃爾多安稱作普京的學生。做完總理做總統，「民族主義＋宗教＋保守價值觀＋權貴資本主義＋控制媒體」的管治方程式，如出一轍。現實中，埃爾多安跟普京鬧翻過，也和好過，兩個都是國際政治實用主義信徒。但說起以選票箱阻擊反對派，埃爾多安恐怕跟已故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更加惺惺相惜。兩人都是以貧窮+保守人士為票倉，以公投發動群眾斗群眾，自信跟自己一條心的群眾，數量總是多於反對者。

並不是民主投票逼死了民主本身，而是假民主偷換概念瞞天過海。土耳其、俄羅斯、委內瑞拉的民主制度，並不有效保障司法獨立、言論自由和私有財產，徒具投票——這一最顯而易見的民主面孔，是所謂「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 。而「自由民主」 （liberal democracy），除了投票之外，還需要一整套對司法、言論和私產等精緻有效的保障措施，確保民主投票的環境、程序公平。

埃爾多安在獲取絕對權力之前，已經以「國家安全」為由，解僱數千名司法機構人員，辭退上萬警察，包括曾經調查與他兒子相關的腐敗案件的人員，查封批評他的媒體。土耳其的民主顯然沒有獲得足夠保障。

實際上，「不自由的民主」最愛玩全民公投，大家做選擇，看似透明公正，還因此戴上一張更高級的假面具——直接民主。尤其目前，世界範圍內對代議制民主信心在減退的情況下，直接民主好像更具說服力。全民公投的確是直接民主的主要形式，但也需要一套制度和程序設計。比如，民眾有權發起公投議題、同一議題可以在不同時間反覆投票、投票率達到一定百分比等等。但是在委內瑞拉和土耳其，往往只有政府有權設定議題，勝利方贏得高位之後，宣布不玩了，不再就具體議題徵求民意。

土耳其本是中東除以色列之外，最接近現代民主的國家。目前發生的情況，是民主倒退嗎？如果把視線拉長一點，追溯到凱末爾建立現代土耳其國家源頭，凱末爾推行世俗化的過程，不但不民主，可謂極端專制。對宗教群體的迫害，在帕慕克小說中，比比皆是。但凱末爾特殊的國父地位，二戰後特殊的世界格局，他的霹靂手段令土耳其迅速擺脫貧窮面貌，接上西方文明的軌道。

凱末爾同樣搬來了西方政治制度。但剛開始，他恰恰實行的是總統制和一黨制。1930年凱末爾要求建立反對黨，希望土耳其慢慢向多黨制過渡。但是他發現新成立的政黨並非「忠誠反對黨」，伊斯蘭色彩過重，於是解散反對黨。凱末爾去世之後，土耳其反對黨才慢慢發展起來。幾十年間，土耳其民主又多次經歷凱末爾派系軍人干政，推翻親伊斯蘭政府，把國家扳回世俗軌道。這樣的情況，到了埃爾多安手中才終結。埃爾多安表面上更傾向伊斯蘭世界，價值觀跟凱末爾南轅北轍，但管治手段回到總統獨大，簡直是殊途同歸，難怪他曾在競選時把自己的畫像與凱末爾並肩高掛。

在我看來，土耳其民主無所謂倒退，也不是回到原點，更像是一場艱難的螺旋上升。原因就在於日益擴大的中產階層，很難再允許這個國家回到絕對專政，儘管目前他們的聲音受到嚴重壓制。西方將埃爾多安稱為「獨裁者」，實際上時過境遷，他的權力遠比不上凱末爾，也不可能真的回到那個專制時代。

而長久撕裂土耳其的，恐怕還將是它的文化身份。土耳其得益於東西方之間的地理位置，但所謂二者兼容兼得，現實看來不大可能，必須先立其一。凱末爾當年強勢西化，土耳其得以發展，但歐盟到底不能接納土耳其，一定程度上又把土耳其推回東方。

向東方轉，向伊斯蘭世界靠攏，也是埃爾多安的政治考量。他的雄心絕不僅僅是土耳其蘇丹，而是「中東之王」，乃至穆斯林世界領導者。這樣，他才有了跟西方討價還價的資本。土耳其本來就是北約盟友，如果埃爾多安能夠實現國內穩定，並在中東發揮主導作用，西方便不能忽視他。問題是，埃爾多安在區內挑戰者眾多，短期內這個目標也達不到。前幾年暗中支持伊斯蘭國的黑歷史，也在他與北約盟友之間划下嫌隙。

歐洲國家對土耳其的轉向是相當敏感的。這次令歐洲吃驚的是，幾個主要歐洲國家的土耳其人，除了在瑞士的，大都投票支持埃爾多安。

德國等地的土耳其人移民，第一代主要是來自農村地帶的低收入家庭，他們一直視埃爾多安為改變國家落後面貌的民族英雄。尤其當他們自身的文化，在德國遭到挑戰時，比如戴頭巾象徵「落後」，或者在社會上碰觸到玻璃天花板。再者，海外移民並不是埃爾多安國內政策的直接承受者，那些對人民自由的干涉，他們並非受害者。在瑞士的土耳其人投反對票居多，因為其中多反現政權的庫爾德人，也因為移居瑞士的土耳其人，歷史比其他歐洲國家更早，移民在瑞士社會的融入程度普遍更高。

土耳其人本來民族自豪感極強，這次移民們向歐洲展示了自己引以為傲的身份歸屬，儘管他們身處的主流社會對埃爾多安非常反感。

本文原標題《土耳其真的以人民的名義，終結了民主嗎？》

題圖為當地時間2017年4月17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發表演講，宣布修憲公投結果（圖源：Sipa）

【作者簡介】

周軼君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資深戰地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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