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愷：50年前，對台戲唱到對手搬家的徐玉蘭

天下 04-20

文 |王愷

題記：八年前採訪徐玉蘭先生，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八年後「寶二爺」離開我們去到天堂，並沒有特別悲哀，因為她留下來的光影，都是最佳呈堂證供，足以支撐起人們對她的思念。

去徐玉蘭先生家裡，是2009年前後的事情，她當時已經88歲，住在上海延安路高架旁邊的華敏世紀廣場，一個新樓盤。並不像她同輩的越劇紅伶們，多數還居住在盧灣區，那裡是老法租界，也是上海的真正黃金地段，袁雪芬先生住在常熟路的花園洋房裡，王文娟則在著名的武康大樓，老名伶們從舊上海一路走來，既有資格，也有實力住在最好的區域——要知道，當時越劇戲迷們貢獻給名伶的資金雄厚，不僅僅是1949年之前，之後也是如此，越劇十姐妹為抗美援朝捐獻飛機，1951年義演一個月，就唱出了一台」越劇號「飛機，開赴抗美援朝前線。

上海的越劇戲迷多為女性，可是上海女性有獨立做主的權利——很多紗廠女工拿到工資後的第一件事，是去各大劇場，買上本月的越劇套票，然後坐在台下看台上的悲歡離合，纏綿悱惻，越劇紅伶們各有擁護者——就像今天的小花們各自有粉絲群，徐玉蘭的擁護者讓她自豪，除了紗廠女工，還有不少知識女性，她們覺得她扮演的角色有性格，不俗氣。

徐玉蘭至今還記得這些粉絲對她的忠誠。這份忠誠，到了多少年後，還沒有離去。

我在她家裡輕易地目擊了這種誠意。

「我喜歡高樓的爽氣」，徐玉蘭說，這也是她從老房子搬出來的原因。因為樓層高，她家裡明亮寬敞，異常闊大。前後去了幾次，次次都有不同的阿姨在打掃房間，忙前忙後，開始以為是她僱傭的阿姨，後來才知道，她哪裡需要阿姨，這些都是義務來照顧她的戲迷，大家輪著排隊想搶的好崗位，照顧她竭盡心力。88歲的她，自然而然地享受著粉絲們對她的愛。

在越劇十姐妹中，徐玉蘭排名不是最前，可是無疑她的性格非常突出，88歲的年紀，說起自己年輕時候的光輝業績，還是聲腔高亢，她完全不打圓場，也不照顧同行面子，說自己年輕時候的玉蘭劇團和旁邊的幾家越劇團唱對台戲，大家都不謙讓，一定要分出高下。

當時上海的越劇演出興盛，和今天的百老匯一樣，劇團全部集中在南京路一帶，面對面打擂台，每天晚上華燈初上，各家劇院拿出自家今晚上演的劇目，誰家排隊最多誰就贏了，這就逼得演員們盡心儘力，編劇們日日更新，很多新戲幾天內就要寫成，然後編排演出也得儘快，這樣才能招徠觀眾，很多觀眾一看劇目不滿意，立刻就掉頭去別家，演員們只能靠新戲保持長期的關注度。好處是，競爭機制下，演員們能拿出全套本領，刺激自己成長。

這種殘酷競爭里，個子不高，眼睛甚至有鬥雞的徐玉蘭還是勝出來了，她哈哈大笑著說著50年前的舊聞：誰誰誰被我唱得搬家了，誰誰誰唱不過我，只能不斷換搭檔，很多名字，是我們耳熟能詳的越劇名伶，也是她們著名的「十姐妹」的成員——絲毫不掩飾。

習慣於聽表面文章的我聽起來，目瞪口呆，我一直以為大家超級和睦，想不到有如此赤裸的競爭。

徐玉蘭戴著墨鏡，無論室內外——很多舊上海的女明星，包括流落香港的上海女明星到了一定年紀都愛戴墨鏡，大概是她們的標配，時髦且遮擋皺紋，墨鏡片後的老太太說起當年勇，一點不謙虛，只能用藝高人膽大來形容。

王愷：50年前，對台戲唱到對手搬家的徐玉蘭

▍寶二爺，來了

《紅樓夢》的編排，更像是一個奇蹟，越劇其實也有若干版本的《紅樓夢》，包括和張愛玲齊名的女作家蘇青為另一個著名的越劇名家尹桂芳所寫的《紅樓夢》——可是據說解放後的越劇要求革命，尹派是著名的委婉動聽，在新時代的戲劇領導者耳朵里，就成了靡靡之音，這一版本的《紅樓夢》很快消失於舞台了。

但徐玉蘭完全不一樣。首先是她的整體感覺，別的越劇女演員扮上上男人，一般都特別溫柔蘊藉，很多台下觀眾是在她們身上投射出理想男性，可是徐玉蘭除了溫柔一面，還有剛烈的一面，1949年前，她排演《國破山河在》，演出的是劉備的孫子，劉阿斗的兒子北地王劉湛在蜀國破滅的時候自殺殉國的故事。

當時越劇不流行這樣硬的戲，可她的玉蘭劇團的編劇是圍繞她去寫戲的，她武功好，就編了這麼一齣戲——反正她能賣座。「導演還喊我去讀《三國志》，我看了之後才明白，劉阿斗不要戰，周圍有奸臣告訴他，他是紫微星下凡，敵人可以不戰自退，可是我演的北地王是不肯投降的，裡面有很多激情戲，都是我看了書的描寫設計出來的。本來以為打不進來的地方突然全是兵，漫山遍野從山上翻過來了，這些是敢死隊，北地王一看激動啊，才有大段高亢的唱，才有從三個壘起來的桌子做成高檯子上翻下來的動作。」

她會功夫，那麼高的檯子翻跟斗下來，也沒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造反派批鬥她，喊她來個倒立，她二話不說就直接倒立過來。

她的嗓子是女小生中難得的：唱快板，高昂有激情，吐字清晰流利，她唱「寶玉哭靈」的時候，「一連20多句沒有伴奏，音準精確，層層遞進，是越劇創造人物的一個高峰」。周恩來最喜歡聽她唱「問紫鵑」，見到她，常請她唱上一段。

很多人說她是天才型的演員，她演出《紅樓夢》的時候，已經是30多歲的母親了，越劇女演員結婚晚，有段演出期間她正好懷孕，因為要演出賈寶玉翩翩濁世佳公子的形象，所以必須束胸束腰，結果孩子生出來就有雞胸的毛病，後來雖然好了，可還是怪她。

個子不高，人也豐滿，可是30多歲的她往舞台上那麼一站，寶玉的氣度就在那裡，你不由得不相信她是那個寶哥哥。

因為愛讀書，所以也愛啄磨人物，所以她能演賈寶玉，實在是偶然中的必然。

1949年後，「玉蘭劇團」儘管還是受觀眾的追捧，但未必還受政府的歡迎，要求大家歸總到華東越劇院去，可是華東越劇院的演員崗位有限，徐玉蘭不甘屈居人下，幸虧她和樂團的另一台柱子王文娟都屬於政治過硬的年輕演員，1952年，她們被招進總政文工團參軍，1953年，去了朝鮮慰問演出。

1948年，王文娟加入到徐玉蘭挑頭的玉蘭劇團，從此兩人一直沒拆開，「我和玉蘭姐在一起的時間比夫妻在一起的時間還要長」。也許就是在台上相處時間太長，寶哥哥和林妹妹下台後反而不太來往，各自回各自家。

1953年，在總政文工團的徐玉蘭和王文娟在安東慰問志願軍，對面就是朝鮮，看看鴨綠江，非常窄，上面橫著的橋，簡直就像上海的外白渡橋那麼短，走走就能過去。

徐玉蘭一時衝動，對王文娟說，咱們去朝鮮演出吧。就這一句話，就去了朝鮮九個月，開始還是正常演出，後來在山洞裡，戰場上演出，再後來，人手不夠，她們參加進了遣送戰俘工作，那些戰俘特別慘，渾身都是血污和傷痕，兩個嬌滴滴的上海小姐，做起這些工作來，也得心應手。

經歷了朝鮮戰場上的慘痛，徐玉蘭和王文娟回國後的好處是，政治資本過硬。她們回到上海後，成立了越劇二團，屬於自己領導自己，不用看別人的臉色——這大概是去戰場上受難的最大好處。

否則，我們今天看到的《追魚》，《紅樓夢》等經典，未必就能順利問世。

王愷：50年前，對台戲唱到對手搬家的徐玉蘭

《追魚》劇照

當年接到演寶玉通知的時候，」當時上海的文化局長徐平羽和我說，你要演賈寶玉，至少要通讀10遍《紅樓夢》，一聽要暈過去。」

讀書了解人物的最大好處是，徐玉蘭能為戲中人物設計的每一個有來歷的動作。儘管聽說看10遍《紅樓夢》要「暈」，可還是抓緊時間看了。平時沒時間看，正好有出訪任務，去蘇聯演出，「那時候沒飛機坐，我們坐火車過去，要九天九夜的時間，我特意要了個上鋪，上去就看書，她們不斷拉我下來，說打撲克，我沒下來。到了莫斯科演完後，又去民主德國，要五天五夜，這麼折騰了一個月下來，基本人物框架有了，當時我演《西廂記》里的張生，本來覺得寶玉也是翩翩公子，後來一想，複雜多了」。

她把人物關係分成了幾組，與父親、母親、老祖宗的時候怎麼表現，與晴雯、襲人她們在一起怎麼樣，還有與釵、黛的複雜關係。

當時周圍朋友都勸她不要演，「人人心中都有個寶玉，現在那些專家那麼挑剔」。可是她確實比較固執，她說：「再難演也要有人去演。」

最難的是剛出場的寶玉，「他那時候是個十三四歲的孩子，我怎麼出場？太難了」。她去找過當時的文化大家王崑崙，還買了好多無錫、天津的泥人捏的寶玉形象，希望有所啟發。

她還想能不能像小時候那些地主家的孩子一樣，大搖大擺地走路，「可是寶玉又是大家公子，受禮教束縛，不能跳來跳去」。

後來終於想到原著上寶玉有一次和王熙鳳出遊，廟裡的師傅喊，寶玉過來，請他帶回一串檀香串給老祖宗：「我就想，能不能上場的腳步很大步，但是手裡搖晃著這串檀香串，結果後來一出場，導演就說好，設計得好，又天真又大方。可是他不知道光這一場我就死了多少腦細胞。」

每段演出，徐玉蘭都特別細緻地想寶玉的心理。「他為什麼挨打？不是因為那些具體的事情，而是因為他看透了他的家庭，父親逼迫他讀仕途經濟的書，可是自己卻是個男盜女娼的傢伙。」包括一向疼愛他的老祖宗，「到了金玉良緣那場，也猛虎一樣地撲過來了，他想清楚了，所以最後能衝出去了」。

而寶黛的愛情關係，徐玉蘭說：「我劃成了幾個階段，一開始是愛情的前奏，再是萌發，再是愛情明朗化，四是愛情的成熟，如痴如狂，最後是愛情的升華。比如編劇徐進很喜歡的那段『試玉』，他說過他特別喜歡小說裡面這段，覺得寶玉愛得深，才那麼莽，所以完整保留了這段，徐玉蘭覺得這是寶玉第一次公開表示愛情，所以有各種表演，聽到消息的時候，眼睛直，手腳僵硬，後來以大幅度和蠻橫的動作叫把『姓林的都打出去』」。

現在的演員儘管能模仿每個動作，徐玉蘭說：「可是他們不知道我當時創造每個動作、每段唱的時候想些什麼，缺點內在悟性，總隔了點什麼。」

▍徐玉蘭第一次看到紅樓夢，是在批鬥現場

1960年，上海轟動一時的越劇《紅樓夢》劇組要去香港演出，以往出國只去民主德國，朝鮮和蘇聯等社會主義陣營，從沒有去過「資本主義那邊」——實際上，出國演出基本從屬於政治宣傳，新中國在冷戰中處於謠言的中心地帶，所以喜愛越劇的周恩來在外交中格外看中柔美的女子越劇的作用，《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國外得獎只是一例，國內獲譽無數的越劇《紅樓夢》正好是外交利器。

對去「資本主義」地方自然要嚴陣以待。1960年是食品供應嚴重缺乏的「災害年代」，「害怕別人笑話我們臉色不好，營養不良，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去粉碎謠言的，到了廣州就把我們拉到珠江邊的沙面，那是廣州原來的租界，我們被安置在那種陰涼的老賓館裡面，平時除了演戲都不許出去，關了半個月。」

關起來主要內容就是吃喝加培訓，徐玉蘭那時候剛生孩子不久，胃口也確實不錯，而且廣州師傅做菜很好吃，吃得大家臉色都紅潤起來。

沒想到忙中出錯，在廣州演出《追魚》的時候，徐玉蘭演的書生有個翻搶背的動作，不料因為當時演出的舞台很淺，而且台口沒邊緣，「差點掉出台口，幸虧我身子一扭收住了步子，結果胸部特別疼，下來一檢查，鎖骨粉碎性骨折」。

王愷：50年前，對台戲唱到對手搬家的徐玉蘭

所有的成員都嚇住了。「當時就怕香港之行受影響，那次去香港的主打劇目就是《紅樓夢》和《西廂記》，我都是主角。結果迅速決定，把廣州和深圳的演出都停了。」

徐玉蘭的傷甚至驚動了廣東省省委書記陶鑄，他趕到劇團安排徐玉蘭住院，並說要想盡一切辦法，讓她早日康復。醫院決定施行中西醫混合療法，「沒想到，真的10天就有成效了」，迅速就能下床，可是左手還是使不上勁。「我偷著在病房練功，請一個小演員搬了些磚塊，壓在左掌心上練習手勁。」後來被醫生嚴格管理，在醫院中耐心調養。「靜心休息了10多天。《紅樓夢》在香港連續演出18場，天天爆滿，後來才感覺，要不是那10多天的休息，沒辦法保證聲音的洪亮。」

談到這一段往事，徐玉蘭覺得自己當時的表現特別自然。從舊上海過來的名伶，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舞台形象，一絲一毫的錯處都不能有。

1960年12月29日，所有人從頭到腳煥然一新。「做了旗袍，燙了頭髮，個個紅光滿面，一下火車站，大家就議論，誰說大陸沒飯吃？你看這些女演員們不是很健康，很精神嗎？」大家才覺得廣州休養的那段時間很有必要。

雖然大家都穿了西式套裝和旗袍，在國內人看來已經是頂尖的了，但大陸裁縫許久不與外界聯繫，「所以樣子還是很土」。香港左派明星夏夢、陳思思、石慧那幾天都見到了。「陳思思穿著大翻領的毛衣，石慧穿的是寬鬆袖的長大衣，那種款式，以前根本沒見到過。」女演員還是很關心穿衣打扮問題，若干年後仍然念念不忘。

香港的不少電影導演看重了這部好戲，堅決要求拍成電影，包括著名的香港導演朱石麟。但上海市的領導並不願意，因為覺得香港情況複雜，萬一幾個月拍攝《紅樓夢》，逃走幾個女演員，那就是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波。於是決定回上海拍攝，香港那邊提供全部膠捲，提供的膠捲全部是德國進口的，這也是電影《紅樓夢》的色彩這麼多年後還異常鮮艷的緣故。

王愷：50年前，對台戲唱到對手搬家的徐玉蘭

當時上海也有不少著名的導演，很多都是舊上海的著名導演。如拍攝《神女》的吳永剛，還有桑弧，岑范，正好都沒電影可拍，戲曲電影政治風險小，很多導演都躲避在這個避風港里。

1962年，由朱石麟擔任藝術指導，由他的學生岑范來執導，在當時剛剛成立的海燕電影製片廠拍攝，全部是內景。他們新搭設了4個大棚，「連河流都是在棚裡布景的。」

不僅如此，本來《紅樓夢》「舞台版」的服裝、陳設和佩戴的首飾已經很精緻，徐玉蘭還記得，1959年在北京演出的時候，周恩來見演寶釵的演員頭戴的首飾比較舊，還跟她們開過玩笑說，你們欺負人家寶釵啊？人家是有身份的小姐，不能戴這麼舊的首飾。當他得知是越劇團經費不夠的時候，立刻決定，由國務院出資替越劇團新購一批道具。

整個電影的投入非常高，不過若干年後有人算賬：越劇電影《紅樓夢》的大陸票房是二億，還不算當時出口換匯的收入，簡直就是搖錢樹——當然，更大的意義在於，在文化受到空前控制的年代出現的這部戲曲電影，由最優秀的編劇，導演，還有最出色的演員共同展現出來，是文化沙漠里的一朵奇葩。

電影導演岑范保留了舞台上最精華的段落，「電影版」比起「舞台版」沒有大刪節，但他要求演員也很嚴格，啟發演員說「寶黛的愛情不能作為一般的才子佳人來表演」。但是「當時最大的麻煩，是舞台上做慣的動作，拿到銀幕上一做就顯得誇張了，因為電影裡面特寫很多，所以不能按照我們演慣的方式去演」。徐玉蘭還記得，舞台上再優美的動作，導演也可能覺得不真實，讓她們重複拍攝了好多次，「不過最大的好處是，內心戲提高了很多，因為不能光靠外部動作來補充，所以你得靠內心表演來表現複雜的情緒」。

即使是徐玉蘭這樣優秀的演員也覺得壓力很大，「因為太細緻」。恰恰是這種細緻，成就了這部電影經典——很難歸此電影僅僅為戲曲電影，這部《紅樓夢》，放在中國電影史里，也絲毫不遜色。

電影《紅樓夢》拍攝完後一直沒在上海上演，倒是在周圍的城市演個不停，徐玉蘭說，她也不斷聽朋友告訴她，某地某人看了若干遍的新聞。「我們去蘇州、無錫演出，那裡都在上演電影，當時我就安慰自己，上海總會演的。」她的家鄉浙江新登鎮甚至也上演了《紅樓夢》，按道理，當時鎮一級的單位是不上演新片的，家鄉人紛紛傳說是她給中央寫了信的結果。

1964年周恩來到上海，「總理來上海總要叫我們去，聊天說話什麼的，那天去了花園飯店，看見羅瑞卿正在樓上寫檢查。」徐玉蘭說：「這些蛛絲馬跡都表示，馬上又要有什麼運動來了。」她就此不再奢望《紅樓夢》能不能在上海的上演。

第一次看到《紅樓夢》，是在「文化大革命」批鬥她的場合。

「文革」開始沒多久，她和王文娟一起被關在牛棚里，外面還畫了一條蛇，說那是「蛇洞」，女演員總是被造反派格外關注。一天，一個造反派小頭目審問她：「你在舊社會被多少人困過？」徐玉蘭以她一貫的氣勢反問：「你以為舊社會不當婊子就不能活到新社會了？」這個人被問愣了。

這場鬧劇最後以打她一頓告終。「我就想，過去我在戲裡面演清官，經常把人打多少大板，這大概是報應。」

88歲的老人說起這些，一臉帶有調侃的笑意。

造反派放《紅樓夢》給她們看，打算進行現場批鬥，徐玉蘭她們還是第一次在大銀幕上看這部電影。寶玉出場，他們大叫，男阿飛出來了。徐玉蘭又好氣又想笑。

那次批鬥沒完成，原因是不少現場的人邊看邊哭，最後草草收場。

1979年上海36家電影院突然在同一天放映《紅樓夢》，徐玉蘭聽到小道消息說是宣傳部又要批判這電影，有人說賈寶玉當和尚就是不革命，沒階級意義。但是群眾不管階級不階級。半夜1點，電影院就開始排隊買票，有一家電影院門口掃出了一堆擠掉的鞋。

一部經典誕生，可是它的主角要在多年後才能看到銀幕上的自己，這放在世界電影史上，大概也是絕無僅有的事情。

本文原標題《天上多了個賈寶玉》

【作者簡介】

王愷|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原三聯生活周刊資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