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9％的人還未聽說之前，介紹這部感人的國產小成本電影

文 | 思嘉

在今年的北京國際電影節上，很多電影都一票難求。不過，在這些熱門的影片之外，還有一部關注度並不那麼高的小成本電影，在這裡想給大家推薦一下，它就是「北京故事」單元裡面的《喜禾》。

《喜禾》是一個有關自閉症兒童的故事，雖然它在北影節上的單元是「北京故事」，但它其實並不發生在北京，而是發生在深圳。這和《喜禾》這部影片中核心情節的真實原型發生地一致：2012年9月，深圳曾經有19名家長聯名寫信，要求學校方清退一名自閉症的學生。

《喜禾》（2016）

《喜禾》的故事不複雜，在銀行工作的媽媽田琳和空調移機員丈夫共同撫養患有輕微自閉症的孩子喜禾，希望通過將喜禾送入普通學校就讀，來緩解喜禾的自閉症，讓他學會與人交流。但許多不理解自閉的學生家長，卻強烈反對喜禾和自己的孩子一起上課。

於是，影片的核心矛盾就變成了，媽媽如何捍衛自閉症兒子的上學權利。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得以從不同的視角去看待自閉症。

媽媽田琳代表的是來自家人的視角；反對的學生家長們更多代表了大眾們「不理解」的視角；而學校一些支持自閉症兒童上學的老師，則代表了接受自閉症並在做出努力的一類視角。

比較有意思的一點是，影片除了使用上面的一些視角以外，還加入了第四條線，我們或許可以將其稱之為自閉症患者的命運。除了9歲的小男孩喜禾以外，片中還設定了另外兩個自閉症患者。

一個是喜禾學校的高年級同學，已經進入青春期的子翔，比起喜禾在課堂上失控的表現，子翔製造的是專屬於青春期的那些麻煩。另一個，則是田琳的親生哥哥田貴，他因為自閉症的異常舉動和村民的愚昧，被常年鎖在籠子里。

從這裡我們能很明顯地看出，喜禾、子翔、田貴，三個角色，既代表了幼年、青年、成年三個階段的自閉症患者，還代表了三種不同的命運。與此對應的，影片的英文名剛好也叫「Destiny」。這三個被媽媽田琳串起來的自閉症患者，有著三種不同的命運。

而決定這種命運的，很多時候並不在患者自己。更多的，反而在於他們身邊的環境，比如田琳在片中所去爭取的那些東西。社會大眾的理解和支持。

自閉症，也叫兒童孤獨症，英文名是Autistic Disorder。其實在近幾年，自閉症的社會關注度和大眾認知度已經遠遠好於早些時候，但是我們還是能看到不少有關自閉症的負面新聞。

比如江蘇鎮江丹陽市，殺死了19歲的自閉症女兒的中學教師張強；又比如貴陽花溪的一位父親，在自己外出打工的時候將自閉症兒子用鐐銬鎖在鐵籠里。

這些，都是活在現實中的子翔和田貴們。相比起喜禾，他們遠沒有那麼幸運。喜禾的角色，其實也是有著現實原型的，他大概是全中國的自閉症兒童中最有名的一位了。

我們可能會困惑《喜禾》到底是一部紀錄片還是劇情片，從分類上來說，它確實應當屬於劇情片，甚至還非常的情節劇化，有著一些略顯套路化設定。當然，它們也很感人。影片裡面的主要角色全部由演員出演，這也說明了它的確是劇情化的。

但《喜禾》裡面的故事，卻又都有著真實原型。影片從08年開始籌備，到現在也有10年的時間，在這段期間里，拍攝團隊做了大量紮實的體驗和調查，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賦予了《喜禾》一定的紀實性。讓《喜禾》成為了一部混雜了記錄色彩的劇情電影。

不過，不論是作為一部劇情片還是一部紀錄片，從鏡頭語言上來講，《喜禾》的風格都有些老派。如果結合導演張唯此前的作品《打工老闆》來看，這種「老派」的感覺就更加明顯。

《打工老闆》（2014）

《打工老闆》曾經在去年北影節的「專場展映」單元上放映，講述的是深圳一家玩具加工廠的經歷。老闆林大林在多年前也是開發區政策下的打工者之一，此後他擁有了自己的工廠，卻受到經濟浪潮和價格競爭的衝擊。由於數月沒有訂單，他拖欠了工人半年的工資，不得不接下了美方價格極低的一個合同。

工廠為此連日趕工，工作壓力讓工人病倒，進工廠暗訪的記者艾晶也要調查這個「黑心工廠」的真相。被媒體譴責為「無良老闆」拖欠工資的林大林，私底下卻又十分關心工人，同時他還要抵抗各方的壓力，努力完成合同，甚至賣掉房子，抵押工廠來發工資。

片中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工人給工廠打工，老闆給世界打工」，每一個階層的人，在片中其實都在面臨著現實的擠壓，只不過形式不同罷了。

將《喜禾》和《打工老闆》結合起來，我們便能很容易看出導演張唯的作者性：他的影片都有著統一的主題，即對現實題材的關照；類似的表現手法，比如真實事件改編，再比如紀錄和劇情混合；最後，影片的創作背景也都是在深圳。

《喜禾》（2016）

我們無法忽略這個城市化的特質。深圳，真的是中國城市中比較特殊的一個地方。

作為改革開放的第一個經濟特區，雖然深圳的城市化歷史比較久，但是從被人們認知的深圳，以及經濟政治意義上的深圳來講，它是一個在政策下被建立起來的城市，是一個沒有歷史、沒有傳統文化、在誕生之初就直接步入了現代化的城市。

我經常會寫到世紀之交這段時期在中國電影中所體現出來的特殊意義，比如今年年初韓寒的《乘風破浪》中的90年代。而對於這一段時期來說，深圳地區受到的衝擊和變化無疑是最大的，它也非常適合被作為講述時代變遷和新事物演變這一類故事的背景。

《乘風破浪》（2017）

《打工老闆》，就是時代變遷下密集型勞動企業被淘汰的一類代表，而《喜禾》中的自閉症，或許也就代表了亟待被更多人接受的新事物那一類。

不過，「事件」和「特殊題材」還不僅僅是張唯的特點。同《喜禾》一樣，《打工老闆》也是以事件為入口。

拖欠工資的「黑心老闆」，自閉症兒童和家長的生存困境，其實都只是一個載體，在這個載體之外，張唯想要展示的其實還是整個外部的狀態，來自不同層次的視角和態度，是「事件」之外的「環境」。就像深圳，以它的開放性和特殊性，成為了承載這些事件的環境一樣。

《喜禾》（2016）

不管是在《喜禾》中，還是在《打工老闆》里，佔據不同立場的人，其實都沒有被賦予完全的合理性和正義性。我們既能看到《喜禾》中喜禾媽媽堅持讓喜禾上普通學校的偏執給別人帶來的困擾，也能看到其他學生家長反對態度的真切控訴。

同樣的，在《打工老闆》中，不管是為了要回拖欠工資而燒車的工人，還是遲遲發不出工資的林大林，都有他們能被觀眾理解之處。而這些不同立場，各執一詞的人們組合起來，就構成了上面所說的「環境」。

這才是《喜禾》在自閉症之外想要講述的東西，因為對於自閉症兒童來講，困境或許是他們與生俱來的這種特質。但對於他們身邊的人來講，整個環境對這一病症理解和認知的不足，才是更大的困境。

這部電影的存在也許不能改變和拯救糟糕的現實，但讓更多人意識到問題的存在，就是電影人的良知所在。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