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命案率看清代社會經濟變遷對暴力衝突的影響

本文為「量化歷史研究」第145篇推送

（圖片來源於網路）

歷史學家通常將清朝歷史劃分為早期繁榮、後期停滯或衰落這兩個階段（Rowe，2011）。「康乾盛世」時期（約1661-1813年），人們的收入和社會流動性大幅增長；而從1814年至19世紀末，清朝經濟陷入了停滯、衰落，並伴隨著戰爭（兩次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這種傳統觀點一般由GDP、生活水準和人口增幅等指標支撐。Maddison指出，18世紀中國的經濟增長幅度遠超19世紀。

然而，標準的經濟衡量尺度只是社會發展進步的指標之一，並不能反映完整的社會圖景。陳志武、彭凱翔、朱禮軍三位學者於2017年發表於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63）上的「Social-economic change and its Impact on violence: Homicide history of Qing China」一文，對清代的命案率進行量化分析，藉此觀察經濟發展背後的社會暴力狀況，以及導致暴力衝突的社會和經濟因素。此文排除了戰爭和其它有組織性的團體之間的暴力行動，只關注普通個人之間的暴力。命案率儘管無法直接顯示收入增長、人口變化或其它經濟指標，但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普通人的幸福程度和生活水準。

文章發現，1661年至1821年，清朝的命案率穩定上升，1821年之後逐漸下降，人口密度、糧食價格、國家能力、地方自治和糧食市場整合程度等，都是影響命案率的重要因素。作者認為，「康乾盛世」快速增長的經濟和人口，實際上是以人們財產的不安全程度和暴力增加為代價的，相比之下，乾隆晚期以後的中國社會反倒更加歌舞昇平。

作者交叉使用1744-1898年黃冊所載命案（homicide cases）、1661-1743年的內閣刑科紅本總數、1860-1898年內閣刑科題本中「土地債務類」和「婚姻姦情類」案例，以及《清實錄》記錄的年度死刑案（death penalty）等數據資料，首先繪製出1661-1898年的命案分布與趨勢圖（見圖一）。

圖一 1661-1898年的命案分布與趨勢圖

從圖一中可以看到，18世紀的命案數呈上升態勢，19世紀初後達到峰值，隨後下降。這也說明18世紀社會暴力程度上升，之後下降。19世紀命案率下降或是由於嘉慶之後國家力量減弱，地方政府行政效率下降，地方官員為了逃避責任少報命案數，製造出地方暴力行為減少的假象。

作者隨後討論了1821年之後命案率下降與國家力量減弱、地方政府行政之間的關係。圖二是清朝十七個省份的年命案率趨勢圖，縱軸代表每個省1744-1860年間的年均命案數，橫軸代表每一省份各府「繁」的平均值。清政府為劃分吏部與地方督撫銓選地方官吏的許可權，對各州府縣訂立了一套「沖繁疲難」的區分制度，「繁」的數值越大表示各省政務負擔越繁重。此圖顯示出命案數與各省的政務負擔呈顯著正相關。

圖二 清朝十七個省份的年命案率趨勢圖

暴力發生於特定的社會、經濟和制度語境之中。文章隨後考察了各省命案率不同的社會和經濟動因，這些因素包括人口密度、穀物價格、市場整合程度、國家能力，以及當地士紳治理。

圖三展示了1744-1895年間廣東、四川、江蘇和山東等四個省的命案率。可以看到，四個省的命案率儘管上升和下降的幅度有所差異，但大體都在1744-1821年間上升，1821年之後下降。四川省的上升和下降幅度都是最劇烈的，這是由於18世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造成四川省暴力衝突加劇，到19世紀隨著遷移人口安定下來，暴力衝突也隨之減少。這驗證了文章的假說之一，即人口壓力會加劇地方暴力。

圖三 1744-1895年間廣東、四川、江蘇和山東等四個省的命案率

然而，人口壓力只是影響命案率的因素之一。作者隨後引入人口、穀物價格、穀物市場整合程度等變數，以及其他控制變數——經緯度（省會城市）、三個政務評級（沖、疲、難）以及東南省份的虛擬變數等，計算1744-1849年間15個省的面板數據，並進行回歸分析（見圖四）。

回歸結果表明，命案率的上升與人口密度、穀物價格或者未整合的穀物市場均有關；而國家力量的增強，則能削弱穀物價格上漲對命案率的正相關影響；穀物市場整合以及地方自治的發展（士紳人數多），能夠減弱食物危機導致的暴力衝突影響。這就驗證了文章的三個假說：一、人口壓力假說，認為人口的急劇增長和大規模的移民會引發更多社會衝突，除非新的社會規範建立起來；二、生存危機假說，認為穀物價格的上漲威脅到普通人的生存，促使一些人訴諸暴力；三、國家力量假說，即國家至少通過國家權力、士紳作用和市場整合等三種途徑來影響暴力水平。

圖四 1744-1849年間15個省的面板數據和回歸分析

總體來看，1661年至18世紀，人口快速增長和穀物價格上漲或許助長了社會暴力，而穩定增長的國家力量則降低了命案率，但同時也可能抑制了糧食市場的整合，以及地方自治力量的發展，如此便削弱了人們應對食物危機或其他風險事件的能力，使更多人尤其是那些邊緣群體訴諸暴力以求得生存，這就解釋了18世紀命案率為何呈現穩定上升的態勢。而19世紀（1820年代後），隨著國家力量的減弱，市場和士紳得以充分發揮作用，從而降低了整體的暴力水平，命案率也隨之降低。

文章還發現至少從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末，中國相比西歐有著更低的命案率，後者直到19世紀才達到前者的水平。這一計量發現對比較文明領域的研究者具有啟發意義，對研究中西差異的學者也有啟迪。

隨著大量清代檔案資料的開放，我們得以重新審視關於當時人們生活的傳統觀點。「康乾盛世」儘管是清朝所經歷過最「繁榮」的時期，但它依然有著不斷上升的命案率和一般暴力。而要在長時期的個人暴力和經濟發展這二者之間建立起因果聯繫，獲致更全面的理解，則需要我們更多的努力。

文章來源：Zhiwu Chen, Kaixiang Peng, Lijun Zhu, 2017, Social-economic change and its impact on violence: Homicide history of Qing China,」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63, pp.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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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值主編：何石軍 責任編輯：彭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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