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心學的犯罪預防思想研究09

為大家繼續連載陽明心學在專業領域的應用研究，此次分享應用的實踐和效果。感謝作者的投入和成文！

（一）陽明心學的犯罪預防思想的實踐

「夫盜賊之患，譬如病人，興師征剿者，針葯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養之道。徒恃針葯之攻治，而無飲食以調養之，豈徒病不旋踵，將元氣遏絕，症患愈深；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矣。臣竊以設縣移司，實為長安久治之策。」[61]古人認為治病和治國有相通之理。王守仁通過「針葯攻治」和「飲食調養」分別比喻「刑罰征剿」與「文政治理」辯證統一的關係。前者打擊盜賊、遏制犯罪是亂世犯罪猖獗權宜之策，後者設縣約法，教化安民為平時預防犯罪治本之法。一內一外，相輔相成，王守仁推行的保甲—鄉約—社學之政實質是其犯罪預防思想理論的實踐體現。

「正德二年，雖蒙統兵剿捕，未曾設有縣治；不過數月，遺黨復興。今蒙調兵剿捕，雖少寧息，誠恐漏網之徒復踵前弊。」[62]在平叛農民起義節節勝利的過程中，王守仁結合南贛地區的實際情況，深刻的意識到武力征剿、刑罰懲治並非解決社會動亂及犯罪問題的根本之策。所謂「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探索預防犯罪制度是社會治理中更重要、更緊迫的事宜。於是提出「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移風易俗。」[63]通過先後推行「十家牌法」的保甲制和設立《南贛鄉約》的鄉約制，推廣社學加強教化。保甲重點規制人的外在行為，鄉約著重社會風氣的正向影響，社學重在教化人的內心修養，從而建立起從表到里，微觀宏觀，標本兼治的多重性的保甲—鄉約—社學一體的犯罪預防治理模式，使社會達到正風化俗，長治久安的目的，取得預防犯罪的社會效果。

1、實施「保甲制」

正德十二年（1517）王守仁開始推行十家牌法的保甲制度，隨後又陸續開始探索《南贛鄉約》鄉約制度。「訪得所屬軍民之家，多有規圖小利，寄往來歷不明之人，同為狡偽欺竊之事；甚者私通輋賊，而與之傳遞消息；窩藏姦宄，而為之盤踞夤緣；盜賊不靖，職此其由。合就行今所屬府縣，在城居民，每家各執一牌；各寫門戶籍貫，及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住暫宿之人，揭於各家門首，以憑官府考察。乃編十家為一牌，開列各戶姓名，背寫本院告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查動靜；但有面目生疏之人，蹤跡可疑之事，即行報官究理。」[64]這段十家牌法中的公文集中體現了「弭盜」的外在監督機制。將本戶的籍貫、成員、職業記錄一小牌懸掛於門首，稱「門面小牌」，如遇有「寄住暫宿」的人寫於清貼之上，稱「浮票寫帖」。再編十家為一牌，正面寫明十家的戶主姓名、籍貫、行業，背面為「十家牌法」的《告諭》。各家輪流值日，檢查人口出入和流動情況，防止罪犯混入與脫逃。如發現一家違法犯罪，要追究十家的連帶責任。[65]這樣完整的社區犯罪預防管理體系為解決南贛地區盜賊問題奠定了堅實的制度保障。王守仁公布的《申嚴十家牌法》中，法律明確要求官府掌握人戶的職業、田產、流向等基本戶籍情況，通過控制人口流動的管理方式，以家為單位將十家編為一牌，要求居民間相互監督排查進行治安管制，保證犯罪的及時發現和預防。

在法律的懲治與教育雙向作用上，王守仁更加重視後者，其認為「窮搜極討非常計，須有恩德化愚頑」，「仁慈以惠良善，刑懲以除凶暴，故亦為政之大端。」[66]恩威並施，重視教育感化是他犯罪預防思想的出發點。十家牌法推行的最終目的，要達到「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67]王守仁的犯罪預防實踐主要體現了打擊犯罪和教化預防的雙重職能。實際巡撫南贛過程中，隨著社會混亂秩序逐漸向穩定化過度，先後推出「重外部控制」與「重內心約束」的保甲和鄉約兩種不同傾向的制度。治理初期，針對「盜賊」猖獗的亂世背景出台十家牌法為代表的保甲制，通過外在行為監督和約束機制實現弭盜為主、教化為輔的打擊已然犯、預防未然犯的階段性成果。而後，面對日漸安寧的新秩序，保甲制中強硬的半軍事化控制已不適宜時代的發展，且極易激化新的矛盾。鑒於此，推行《南贛鄉約》的鄉約制，通過「治民化俗」的教化控制法，對社會中可能存在的不安定因素起到防範的作用，以期達到社會和諧的目的。

如果說十家牌法為代表的保甲制的「教化」方式重在從外在行為上規制社會關係合法化，存在一定的單方強制性缺陷，反而易影響教化的效果，那麼之後實施的鄉約制度從一定意義上體現了較為合理的社會契約思想，表現出犯罪預防手段更加的人性化與可適性。

2、推行《南贛鄉約》

在推行十家牌法後的第二年，王守仁開始頒布並推行《南贛鄉約》，以鄉約的形式達到教化新民，預防犯罪的目的。王守仁以民眾的守法程度的不同，將人分為：暴民、新民、良民三種。暴民是對抗社會、違法犯罪的惡人；新民是歸順政府、棄惡從善的向善處發展之人，良民則是遵紀守法、踐行禮義的善人。針對暴民，要訴諸武力，用軍隊剿滅，用刑法鎮壓，用十家牌法的保甲制度預防犯罪行為的發生；針對新民教化為主，貫徹禮法教育，弘揚良好風氣，用鄉約等約法制度預防犯罪思想的萌發，並使之最終成為符合社會要求的良民。針對良民，要在保證不違法犯罪的基礎上，增強修養，提升德性，接納新民，助推公序良俗。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積習使然哉。」[68]《南贛鄉約》開宗明義的指出犯罪的發生與否來源於民俗的善惡，而民俗的善惡則是長期的社會實踐積累而成。故他認為，南贛地區混亂的社會局面直接原因是社會中長期形成「惡」的風氣，其根源在於沒有良好的禮法道德長期的教育熏陶，從而導致違法犯罪的大量產生。因此，王守仁通過建立鄉約制度使鄉民形成明確善惡的思想意識，通過長期的鄉約學習與教化使鄉民形成棄惡揚善的行動習慣，最終達到保證社會穩定、預防違反犯罪的效果。

鄉約的核心內容為中國傳統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是對當時社會人生活全過程的合理總結，有一定的普遍適用性。「故今特為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誡，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各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69]這一主導思想一方面有維護封建君主統治的階級局限性，但更有價值的是此鄉約的主要內容並非統治階級主觀臆斷所強行制定的規範制度，而是在小農經濟的熟人社會下所反映的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基本規則，是一種良性的、互助的、向善的行為規律，人們只有遵循這種客觀的社會契約要求，才能獲得安定的環境、平和的生活以及人性的歸宿。所以，這樣的鄉約制度是國家的法律規範，也是社會的合同契約，代表了統治者的政策要求，也符合社會的人心所向。

鄉約的實現途徑不是通過外在的學習與知識的增加，而是從內心之中用功，保持善念的真誠和善行的落實。「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為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為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即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70]這種除惡揚善的內化預防犯罪思想將「心」放到了突出的位置，無論新民、良民其自身的身份並不能代表善惡，善惡的關鍵在於人內心中的每個一念之間。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在鄉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通過不斷的修身，使內心透徹的理解鄉約中人與人協調行為關係的合理性，從而克己偏見與私慾，存善念行善舉，作合法順禮的良民，養成仁厚互助的善良風俗，保證根源上預防社會性犯罪的萌發。這種注重心上用功，要求心行一致的內化性犯罪預防理論直接生髮於王守仁的「心學」思想，並從實踐上進一步證明「心學」的合理性與可行性。

《南贛鄉約》內容上包括：約內職員的構成職責，同約人的義務，鄉約大會的會期、請假、缺席的規定，約所地址的選擇，彰善、糾過的方式，寄庄人戶的納糧當差，本地大戶、異境客商的放債收息，約眾間關係的處理，婚嫁喪葬的習俗及聚會的禮儀等內容。[71]

高度自治的基層鄉約組織機構，通過發揮社會管理功能和民風教化職能保障犯罪預防理論的貫徹落實。

（1）組建基層自治的犯罪預防組織

王守仁建立起基層自治的組織，通過較為民主的方式對鄉民的行為進行公論是非、指實勸誡，為犯罪預防提供了組織保障。鄉約組織下以「同約中推年高有德者」[69]擔任約長；「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為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為約史，精健廉干者為知約，禮儀悉熟者二人為約贊」[69]在約長的集中管理下，擔負相應功能的成員各司其責、分工合作。「約長會同約之人」日常處理的事宜中，「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處區劃，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可坐視推託，陷人於惡。」[72]針對「危疑難處之事」、「鬥毆不平之事」等一般社會矛盾應及時「鳴之約長公論是非」[72]；「約長率同約諸人指實勸誡」。通過公論是非、指實勸誡等手段處理疑難問題，化解矛盾糾紛之事，引導民眾改過自新、修德向善。嚴格禁止「坐視推託」的拖延防治行為，避免導致「陷人於惡」的重大犯罪後果，從而保證早期及時的將犯罪意識行為預防於萌發之中。而對於社會危害性強，構成犯罪的行為，約長有權直接呈請官府追究法律責任。例如：「陽為善良，陰通賊情，販賣牛馬，走傳消息，歸利一己，殃及萬民者」的勾結盜賊作惡的行為[72]「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不依常例，輒便捉鎖磊取，挾冩田地，至令窮民無告，去而為之盜者」的高利累計放貸致使逼良為盜的行為[72]，以及「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取齎發者」[72]對於勸導無效的犯罪行為及時進行報官依法處理，保證了犯罪的及早發現，最大限度的縮小了犯罪的社會危害，為糾正預防初期犯罪作了組織保障。

這種集合「道德曉諭約束」和「呈官法律究治」於一體的犯罪預防模式。這種儒家倫理法思想的德化為主、輔助刑罰的雙層管理方式，在預防犯罪方面無疑會比單純法律威懾的強制性預防有著更為理想的效果。

（2）建立了彰善與糾過的文簿

從鄉約條款中規定「置文簿三扇」，即：籍貫動向登記簿、彰善簿、糾過簿，而每月定期召開的鄉約大會上主要做「彰善」和「糾過」兩項事宜。約史將鄉民有善行美德事迹記載於彰善簿中以示表彰。用榜樣的力量推動同約之人互相勸勉向善。同時，對於犯錯誤、有過失的鄉民進行揭示通報，將錯行記入糾過簿中，並令其在約眾面前反省、認錯，並宣誓改過從善，以便同約之人監督以觀其後效。[73]鄉約規範通過「彰善」與「糾過」兩個向度的引導，以檔案記錄和熟人監督的形式，表彰弘揚了守法向善之精神，否定懲治了違法犯錯之行為。這種輿論觀念的傾向性對約眾起到了較強的影響，使之從心靈深處生髮出群體認同感和羞恥感，為防治犯罪行為的發生起到根本的約束性作用。

（3）倡導向善淳厚的社會風俗

「風俗不美，亂所由興。」[74]關於犯罪的產生及多寡問題，王守仁很早就做過論述，其由風俗的好壞直接決定。所以，推行《南贛鄉約》的主要目的就是教化民眾，建立仁厚的習俗，從而達到預防各類犯罪、穩定社會秩序的長期目的。

「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妝不豐，遂至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其稱家之有無，隨時婚嫁。」[75]「嫁娶之家，豐儉稱貲，不得計論聘財妝奩，不得大會賓客，酒食連朝。」[76]「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75]「大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75]「病者宜求醫藥，不得聽信邪術，專事巫禱」，「親戚隨時相問，惟貴誠心實禮，不得徒事虛文，為送節等名目，奢靡相尚。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賽會，百千成群。」[76]

婚喪嫁娶、生老病死乃人生之自然規律。然而，在現實中人們常常借婚嫁為由大肆斂財，以盡孝為名傾家費財，視病痛為神鬼，迷信邪術，貽誤治療。王守仁抓住問題的核心要素：拜金享樂重私利、攀比奢靡假面具、不信人心信鬼神。針對這種不正之風，從風俗習慣入手，通過鄉約教化的途徑，營造重理性生活、輕拜金享樂的主流儒家文化氛圍，通過潛移默化風氣引導，教育更改著錯誤觀念可能帶來的罪惡行為。這種風俗管控機制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社會上財產類犯罪的擴大化態勢，匡正了人心價值取向，澄清了社會善良風俗，預防了非理性的犯罪。

3、構建教化預防模式

如果說保甲是通過外部的約束達到對犯罪行為的預防，鄉約是通過風氣教化實現對犯罪萌芽的預防，那麼，社學則是更進一步的通過內心的價值觀教化實現人的社會性素質的提高，從而達到杜絕犯罪意識的預防目的。

「看得教民成俗，莫先於學」[77]為實現治民化俗、長治久安的社會治理目的。王守仁在各縣興辦社學，充分利用社會人教育法，目的在於用主流社會規範觀念覆蓋違法犯罪思想，進而實現犯罪預防的根本治理。所謂興社學，就是在各地設立學校或鄉館，通過官方的途徑將儒家的各種禮儀規範傳播到基層鄉村。開展社學有兩大關鍵要素：教師素質和教學內容。

其一，教師作為推廣社學的主導力量，其本身的素質高低決定的社學發展的成敗。對此，王守仁要求各地官府對待教師要「量行支給薪米，以資勤苦」，「優其禮待，以示崇勸」。[78]但是對教師的素質標準非常嚴格。要求符合學術上清明正直有為，行為舉止上端莊大方，既有「溫故知新之學」又有「成己成物之心」。[79]「古之教者，莫難於師。師嚴道尊，教乃可施。嚴師為何？莊敬自持。外內若一，匪徒威儀。施教之道，在勝己私，孰義孰利，辨析毫釐。源之弗潔，厥流孔而。毋忽其細，慎獨謹微。毋事於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誠，曰惟自欺；施不以序，孰雲匪愚。庶予知新，患在好為」。[80]在教師素質的要求上，這種重視學問與師德，並偏重師德的思想表明了「興社學」中重在預防犯罪的修德向善、克欲防惡宗旨，而不是以傳播科學知識為目標。所以，社學與現代意義上職業教育不同，其更像是一種社會性的德行教育，是教化培養出與社會運行規律相契合的社會人的教育理念。

其二，王守仁頒發思維《興舉社學牌》和《頒行社學教條》中規定了教學的內容。「當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培植涵養之方，則宜誘之詩歌，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81]這裡反映了教學的專業方向是禮法規範，培養目標是提升個人涵養。此外，通過詩歌、習禮、讀書等手段開發民智、規範民行、發言民意。其中，尤為需要提及的是詩歌。作為各種禮儀規範的教授和演習的場所，社學將儒家的各種禮儀規範通過音樂戲劇的形式，實現潛移默化、移風易俗的社會教育作用。「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返樸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82]將古今聖人的「一生實事」播植在音樂之中，通過口耳相傳的形式，達到人人易曉、風化有益，從而於無聲無形之中化解犯罪思想，實現犯罪預防。

王守仁建立起的這套集保甲—鄉約—社學於一體的基層組織犯罪預防管理體系，通過外部監控、內心教化、風氣導引的三位一體的預防模式，從意識、行為、觀念上達到防控犯罪的目的，具有較強的約束力。在當時盜賊四起，民盜不分的南贛地區，強化了對民眾思想行動的規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穩定社會秩序的積極作用。

（二）陽明心學的犯罪預防思想的實踐效果

王守仁所處的時代正值明武宗時期，當時當政者荒淫腐朽，土地兼并劇烈，封建盤剝殘酷，社會矛盾突顯，導致廣大貧苦百姓難以生存，廣西、荊襄、四川、河北、江西等地各種起義此起彼伏。自宣德年間以來,南贛地區盜賊的發展形勢更加嚴峻，甚至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動亂問題。王守仁針對南贛地區盜賊屢禁不止，愈發壯大的態勢做了深刻的分析。「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溪峻險，林木茂深，盜賊潛處其間，不時出沒剽劫；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各省巡撫等官，彼此推調觀望，不肯協力追剿；遂至延蔓日多。」[84]南贛地區的盜賊潛藏於界連四省、險山密林之間，利用對當地地形的熟悉，採取流動游擊的手段躲避官兵的圍剿而得以長期生存，並進而逐漸發展壯大，形成一股破壞安定、危害百姓、對抗政府的反對勢力。然而，通過王守仁實施相關預防治理政策，達到了明顯的實際效果。

1.有效扼制了犯罪

「上猶縣崇義、上保、雁湖三里先年多被賊殺戮，田地被其佔據；大庾縣義安三里,人戶間被殺傷,田地賊佔一半；南康縣至坪一里,人戶皆居縣城,田地被賊阻荒。總計賊占田地六里有半。」[85]「據南安府申大庾縣報,正德十二年(1517 年) 四月內,被輋賊四百餘人前來打破下南等寨,劫殺居民。又據南康縣報, 賊一夥突來龍句保虜劫居民；續被輋賊三百餘徒突出坊民郭加瓊等家,擄捉男婦八十餘口,耕牛一百餘頭。又有輋賊一陣擄劫上長龍鄉耕牛三百餘頭,男婦子女不知其數。又據上猶縣申,被橫水等村輋賊糾同逃民,四散虜劫人財。續據三門總甲蕭俊報, 輋賊與逃民約有數百,在於地名梁灘虜牽人牛。」[86]從當時的史料中可以發現，當時南贛地區社會治安極差，「輋賊」流劫鄉村,虜掠里甲良民，嚴重破壞正常的社會生產和生活，再加上社會上稅賦過於繁重、司法腐敗嚴重，不公正不作為事件頻發。貧民破產，無路可走，最終被迫走上為賊為盜的犯罪之路。所以，在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人人為盜」、「民盜不分」的混亂局面。「今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為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為盜者獲犒賞之勸；則亦何苦而不彼從平？是故近賊者為之戰守，遠賊者為之鄉導；處城郭者為之交援，在官府者為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87]由此可見，這一時期南贛地區盜賊橫行，犯罪增多，社會秩序遭受嚴重破壞，百姓的正常生活無法得以基本保障。

臨危受命的王守仁，全面分析了犯罪問題產生的表層和深層原因，在掌握當地人口的實際情況的基礎上，用十家牌法強化了戶籍管理，兼達了「奸偽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的打擊和預防犯罪的雙重效果，有效地防禦了盜賊的侵犯，保護了良民的正常生產、生活，維護了社會治安穩定。

據一些縣誌記載，自正德十二年受命的王守仁前後一年多時間裡將江西賊悉治平。瑞金縣「近被政教，甄陶稍識，禮度趨正，休風日有漸矣。習欲之交，存乎其人也」[88]；大瘦縣「俗尚淳樸，事簡民怡，為先賢過化之邦，有中州清淑之氣」[89]；贛縣「人心大約淳正，急公疏納，守禮畏法,子弟有游惰爭訟者，父兄問而嚴懲之，鄉黨見而恥辱之」[90]。

2.改善了民風習俗

王守仁要求調解為先，教化為重，引導了社會秩序向有效良善方向發展。十家牌法規定「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解和釋。如果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91]這種強調用協調化解的手段，開導教化民眾，使「小民益知爭鬥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最終達到維持社區秩序，有效預防犯罪複發的和諧治理之目的。

在保甲制度的基礎之上，王守仁利用農村熟人社會下血緣性的宗族系統組織，制定出符合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特色的鄉規民約。《南贛鄉約》以約法的形式，通過調解民間糾紛，強調互幫互助，著重維護社區治安，開展社會監督，以達到移風易俗的目標。鄉約制在保甲的外在強制力基礎上，更加強調內在的協調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通過社會契約式的約定俗成，將人性內在的追求和諧幸福的生活理念聚化為風俗習慣予以貫徹，從而達到力戒「奢靡相尚」的陋習，「共興恭儉之風，以成淳厚之俗」的目的。鄉約的風氣教化擴大了預防犯罪的內化性感染力，為犯罪預防理論實踐開闢了一條新的路徑。

鄉約的教化方式長於社會風氣的隱性影響，短期作用力較弱，且自發性強，沒有長期完善的體系制度作支撐。基於此，推行「興社學」，要求學生做到「不但勤勞於詩札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92]達到「明教化」，使社會成員達到「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等。[93]社學通過用儒家的宗法倫理道德觀念統一了民眾的內心思想，使其行為動機傾向於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要求。

這些社會效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陽明心學的犯罪預防思想的實效性。保甲—鄉約—社學三種制度集合外部制約、社會風氣、內部治理於一體，相輔相成、標本兼治，形成了一整套完備的犯罪預防管控理論實踐體系，很大程度上保證了犯罪預防的實際效果，對南贛地區的社會風俗和治安狀況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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