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四軍七大，毛主席被逼走，竟是因為一個人，沒想到是他

1929年春，紅四軍發生了一場波及全軍的爭論。爭論導致毛澤東暫時離開紅四軍的領導崗位，後來，國民黨組織「三省會剿」，陳毅又去「三請」毛澤東。

導火線：軍委「暫停辦公」

井岡山朱毛會師後成立了紅四軍，當時，直接領導紅四軍的有三個中共的組織機構：湖南省委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前兩個除了領導軍隊外，還負有領導地方黨的責任，都是毛澤東任書記，紅四軍軍委則先後由陳毅、朱德擔任書記。

1929年2月3日的羅福嶂會議上，根據前委隨軍行動，又無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領導，及前委、軍委機構「疊床架屋」的情況以及尖銳複雜的敵情，經討論，大家一致通過決議，決定減少指揮層次，軍委機關「暫停辦公」，改為軍政治部，軍隊行動由前委直接指揮，政治部主任一職由前委書記兼紅四軍黨代表毛澤東兼任，也就是說毛澤東集黨政軍權於一身，這便為爭論埋下了一個隱患。

這一決議也沒有消除紅四軍內部的分歧，反而使爭論更加公開和激烈。這是由毛澤東的一份書面意見引起的。

《北京日報》刊載王國忠的文章說，6月8日，紅四軍決定在上杭白砂的嚴家祠堂召開前委擴大會議。一縱隊司令員林彪人未到，但信已由快馬送給毛澤東。林彪在信中表示完全贊同毛澤東的意見。會議尚未開，林彪的來信讓毛澤東感到寬慰。雖然在會上毛澤東不露聲色，但在一周後即6 月14日以給林彪複信的形式寫了篇7600字的文章。文章開頭就說：「你的信給了我很大的感動，因為你的勇敢的前進，我的勇氣也來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謀有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進的同志們，向一切有害的思想、習慣、制度鬥爭。」毛澤東給會議交了一個書面意見書，意見書分為四條：

一、前委軍委是分權現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承擔，陷於不生不死狀態。

二、人是這些人，事也是這些事，卻要多一層軍委機構，前委工作不好承擔。

三、反對「黨管一切」，反對一切工作歸支部，反對黨員的個人自由限制，要求黨員要有相當的自由。這三個最大的組織原則發生動搖成了根本問題。

四、對決議案沒有服從誠意。

最後，毛澤東說：我不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

朱德對紅四軍黨內是否存在三個「發生了動搖的最大組織原則問題」，也逐條表示了不同意見。

白砂會議結束的當天晚上，林彪又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表示全力支持，希望他不要離開：「你今天提出你個人要離開前委的意見，我非常不贊成。」「黨里要有錯誤的思想發生，你應該毅然決然去糾正，不要以不管事了事。」

在毛澤東給林彪寫信的第二天，朱德也給林彪寫了一封信，把在白砂會議上表達過的觀點展開進行論述。

毛澤東給林彪的信和朱德給林彪的信，都刊登在紅四軍辦的《前委通訊》第三期上，全軍將士都能讀到。本來紅軍黨組織內部對前委領導人之間的分歧已是小道消息滿天飛，現在於《前委通訊》上公開刊登，上上下下的議論更是沸沸揚揚。

紅四軍七大 毛澤東被奪權

1929年4月，中共中央派劉安恭帶來了「二月來信」，信中散發著悲觀的情緒和失敗主義的苗頭，加上劉安恭是從蘇聯回來，對中國革命的情況不太了解，下車伊始，就指責蘇區的工作右傾。而且，由於毛澤東和朱德的分歧被紅四軍內部人士看到，很快在軍內分化成擁毛派和擁朱派，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因此，四軍前委決定召開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來解決類似的問題。

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由陳毅主持在龍岩城內召開。會期一天，會議一直開至深夜始散。因為陳毅和林彪已經兩次明確表示支持過毛澤東，所以毛澤東認為這次陳毅也會和林彪一樣，堅決地支持他。但是事情的發展卻遠遠超出毛澤東的期望。會議圍繞黨對軍隊的領導發生爭論，毛澤東和朱德、黨代表和軍長之間展開了自他們會師以來的第一次公開交鋒。

會議在陳毅的主持下，1929年6月末的紅四軍「七大」決議案中對毛澤東的問題總結為：

A、英雄主義。

B、固執己見，過分自信。

C、虛榮性重，不接受批評。

D、在黨內用手段排除異己，慣用報復主義。

E、對同志有成見。

F、工作態度不好。

G、小資產階級色彩濃厚。

陳毅總結說：「（毛澤東）因有以上之錯誤，使同志們怕說話，造成個人信仰，使小團體觀念加重。」 並且因為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陳毅還在大會作了長篇報告，談了對革命形勢估計、建軍方針和克服黨內某些錯誤思想等問題的看法，接著他對朱德和毛澤東提出尖銳的批評。他批評朱德有「舊軍官」思想，不重視思想政治工作。他批評毛澤東有「個人英雄主義」和「家長制」領導方式。

對於陳毅的意見，朱德聽後作了答辯。

毛澤東很克制。他在重申自己的各項政治主張之後說：「至於陳毅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的，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是不正確。」

會議改組了紅四軍前委。毛澤東的前委書記一職改由剛擔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的陳毅擔任。毛澤東、朱德、陳毅、林彪、劉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紅四軍一、二、三、四縱隊各一人為委員。

關於這些，陳毅的兒子陳丹淮說：「這次近乎『奪權』的會給毛澤東很大刺激，因為這是他一生中僅有的由下級『造反』而成功的例子。雖然在這以前，毛澤東曾多次遭到別人的打擊，甚至被撤職，但那畢竟是由中央、由黨內地位比他高的人所做的，因而這次陳毅的『由下而上』的『奪權』是他難以容忍的。」

毛澤東「出走」

紅四軍七大沒有能從根本上解決紅四軍中存在的種種問題，主要意見分歧依然存在，卻引起了領導層的變動。

軍委由朱德負責，陳毅則忙於把「七大」決議、毛澤東等給中央的信件，和以前委名義給中央寫的《關於閩西情況及前委工作報告》，通過秘密交通送給在上海的黨中央。此時是1929年6月底。

中共中央對這些文件較為重視，由周恩來同志主持，召開政治局會進行研究和討論。政治局認為「七大決議案」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不正確的。前委同志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是錯誤的，並指出「紅軍採取比較的『集權制』，黨的書記多負責『絕對不是家長制』，如果每一件事都要拿到支部去討論，去解決，這是極端民主化的主張」。

8月21日，中共中央發來了由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俗稱「八月來信」。但這封信卻杳如黃鶴，紅四軍一直未收到。直到1982年，即信發出的53年後，軍事科學院黨史部的研究人員在查閱鄂豫皖地區鬥爭史資料時，無意中發現了這封信。原來這封信竟被誤認為《中共中央給信陽中心縣委轉商城縣委的指示信》，由專人負責交送河南信陽了。

毛澤東對會議的結果極為不滿，對陳毅也很失望。七大一結束，毛澤東就請求離開前委，希望中共中央送他去莫斯科學習和休養一個時期。新組的前委經過討論，在留俄名單上增補了毛澤東、江華等人，名單調整後，上報中央。

1929年7月8日，毛澤東走了，前往上杭縣蛟洋指導閩西地方工作。同去的有蔡協民、譚震林、江華、曾志、賀子珍。

國民黨「三省會剿」 陳毅三請毛澤東

7月29日，國民黨重新組織「三省會剿」，叫嚷通過合圍用一個星期把閩西根據地一舉解決掉。陳毅主張立即召開前委會議，確定禦敵方案。朱德認為應該同毛澤東商量商量，陳毅贊同。

陳毅、朱德連夜趕到毛澤東的住地，召開前委會議討論對策。毛澤東說：「我們不要硬拼，要硬中帶韌，採用牛篦政策，用力壓就癟下去，一放手又彈回原樣。敵人來了，我們分散轉移，縮小目標，轉移敵人視線，分散敵人力量。等敵人走了，我們再打回來。」「如果三省『會剿』之敵來進攻閩西，我們可以取道閩北入贛東、贛南，或入福州、延平之間活動；或兵分兩路，一路往閩北，一路留閩西。」

前委會上，決定由陳毅去上海向中央彙報紅四軍的情況。當陳毅提出毛澤東回紅四軍主持前委工作時，卻遭到了毛澤東的一口拒絕：「七大的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隨隨便便就回去。」

前委會議後，朱德獨挑重擔，臨時代理前委書記，轉戰閩西粵東。在攻下上杭之後，召開了紅四軍第八次代表會議。會議採取自下而上的民主制，擺開問題讓大家爭論。不少代表提議請毛澤東回前委主持工作，朱德也認為紅四軍的工作離不開毛澤東，遂與郭化若及一部分黨代表聯名寫信請毛澤東回來。毛澤東給前委回了信：「我平生精密考慮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釘。陳毅要我當『八邊美人，四面討好，我辦不到』。我反對敷衍調和、模稜兩可的『陳毅主義』。」

1929年9月28日，經中共政治局集體討論由周恩來簽發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俗稱「九月來信」。「九月來信」肯定了毛澤東關於工農武裝割據，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思想。

10月22日晚上，由陳毅作為前委書記主持召開了前委會議。陳毅說：「我們都要把毛澤東請回來，向他承認錯誤。」朱德表示：「同意。」

陳毅三次用快馬給毛澤東送信，既彙報中央「九月來信」精神和周恩來同志的口頭指示，並寫上：「七大沒有開好，我犯了錯誤。中央認為你的領導是正確的。四軍同志盼你早日歸隊，就任前委書記。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階（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毛澤東連接三信，回信表示不久就會回到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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