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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俘竟被蘇聯大媽強吻調戲!揭秘西伯利亞扣押戰俘漫畫物語(齋藤邦雄)

一、黑麵包的故事




黑麵包在蘇聯是主食。我第一次吃到這黑麵包是在去西伯利亞的火車上。當時是負責押運的蘇軍在途中提供給我的食品。


但我頭一次把黑麵包放進嘴裡的時候,立刻被一股獨特酸味倒了胃口,接著就把它丟到車外去了。之後回想起來感覺我真是太浪費啦,可那時候日軍的食品(罐頭、大米等等)還有很多富餘,所以這種酸酸的黑麵包不吃也沒啥。

不過我也就是剛接觸的時候沒把黑麵包當回事兒,進了勞動營後手頭上可吃的東西只有配給下來的那麼一點兒量,根本不夠。再加上每天都是重體力勞動所以肚子更是餓得前胸貼後背,哪怕再酸的味道也能吃得下去;以至於我後來都覺得黑麵包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了。雖然圍繞這黑麵包發生的都是些陰鬱的故事,但作為紀實回憶我還是決定挑一兩件寫出來。


發給我們的黑麵包一天有350克。一斤相當於600克(按日本演算法——譯),按照現在市面上銷售的1斤裝麵包來算,只有一半的量。但黑麵包挺沉的,所以大小其實只有1斤裝麵包的四分之一左右。


此外再有半個飯盒左右的粥和剛好裝滿飯盒蓋子的蔬菜湯,每天三頓都是這些東西。就憑這些身體根本不可能支撐一天八小時的重體力勞動。


我們就經常抱怨:「這量至少得再加一倍。」分配方面,粥和菜湯倒是沒什麼問題,就是黑麵包比較麻煩。一條黑麵包得有8、9個人一起分。




當天負責打飯的人從廚房領來麵包後,就墊塊布在上面切;那場面別提有多嚴肅了,連剛才還睡著的人都一下坐起來,寢室里所有人的眼睛全集中在負責切麵包人的手上。「那塊太大了!」「怎麼把皮也給去掉了?!」連舊軍隊里的長官也變得斤斤計較的了。總算按人頭給切好了,接下來又在分麵包上糾結起來。因為無論怎麼切都還是會有些大小誤差。為保證每個人分到手後都不會抱怨,最後就想了個叫號的辦法。先把切好的麵包排成一列,然後從頭開始放上寫有號碼的紙。接著讓躺在床位上的人背過去,讓他自己喊號碼。按照喊的號數來一個個床位輪過去發麵包。

也不知道當初是誰想出來的辦法,這麼一來大家就完全都是公平的了。要在過去部隊里,大塊的肯定先得給長官;而在這裡卻根本不允許出現這種情況。如此這般分完黑麵包後,接著各個床位上就傳來一陣啃麵包的聲音。這聲音聽起來就和我小時候養蠶的蠶棚里發出的聲音一模一樣。如果大家吃完後還有人想獨自慢慢吃,或者不肯全部吃完的話,那接下來肯定招賊偷。不僅我們這裡是這個樣子,勞動營里偷麵包的數不勝數。


要說人這種動物可真是淺薄又可惡。雖然我並沒有偷過別人的麵包,但在蘇聯期間卻被人偷過好幾回。只要不是給抓了個現行,犯人一般都沒法找出來。也有人目睹整個過程,卻心裡一點都沒有罪惡感或者羞恥心,對偷竊行為完全麻木。而且這個人在以前部隊里屬於發號施令的軍官,還是名牌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呢,真不知道是怎麼想的。


這些讓人不舒服的事情暫且放到一邊,下面我講個被人用黑麵包色誘的故事。主人公是鈴木君,就是他被一個女的給抱了,可惜不是我。鈴木君既年輕長得又帥,可以說是個紅顏美男子。那時候也正值青春年少才20歲上下。剛進部隊不到半年就終戰了,所以他私下裡和我經常發牢騷說:「好像就是為當俘虜才入伍似得。」,但其人還是挺開朗直率的,大家都對他印象不錯。


鈴木君身上最讓大家在意的還是他是個處男,從沒碰過女人。在北支的時候他也在我們部隊里,周日外出我們就想帶他去慰安所玩玩,結果沒想到他臉通紅扭扭捏捏,怎麼也不肯去。問他原因,他說在老家上洲有個相好的姑娘,為了她絕不會去抱其他女人。於是我們就刺激他說:「你這話早就過時了吧,那姑娘現在在幹嘛誰都說不準啊。」 「她絕不是那樣的人!」看到鈴木君對我們老兵一副急於反駁的樣子都覺得很好玩,所以更想去招惹一下他了。



到了鹽場後,鈴木君和我一樣被分到「鏟鹽隊」里。以下是我親口問他得來的事情。一天,鈴木君正在鏟鹽,這時在煮鹽的大鍋另一側負責鏟鹽的俄羅斯大媽隔著水蒸氣對他喊:「依其斯塔(過來)」,於是他就停下手頭的活兒過去了。那個大媽正站在鏟鹽的瀝池上,就叫他上去。





鈴木君也不知道找他有什麼事,就這麼爬到瀝池上去,然後就要他薩基(坐下)。由於瀝池的角度很陡,所以鈴木君只能坐到和小山一樣的鹽堆上。 「夫列不納達?(想吃麵包嗎?)」他正納悶為啥要在這地方問這種問題,管他呢只要有麵包就成,於是他就回答:「納達,納達(想)」接著大媽從手提袋裡拿出一條黑麵包說:「帕吉呀魯斯塔(給)。」鈴木君正不知該接不接的時候,突然大媽就張開雙臂把他抱得緊緊的,還把他的身體往鹽堆上壓過去,同時還有個讓他喘不過氣來的熱吻。鈴木君嚇得花容失色,推開大媽,就從瀝池上跳了下來,拚命往自己的宿舍跑去。

問他那位大媽有沒有追過來,他說豈止追了,還唱上了呢。估計這歌是被鈴木君甩了後的悲歌吧。 「就像被鼻涕蟲糊住了嘴巴一樣。」這是鈴木君對自己初吻的體會。不僅僅在鈴木君身上,其他人也遇到過好幾次被大媽盯上的事。可當時我們的狀況正如前文反覆描述的那樣已經陷入慢性飢餓癥狀之中,除了吃飯以外,對女人根本一點興趣也沒有。





詳細來說就和被閹割的動物一樣,哪怕大媽就在眼前露出豐胸,或者脫下裙子,我們都沒法做出一點男人該有的反應。只是可惜那條黑麵包了。「要是我能再堅持一會兒的話那條黑麵包就到手了。」我這麼一說,工友們就一起起鬨笑道:「齋藤你就算倒貼黑麵包,大媽們也不會來找你的。」總之,圍繞黑麵包我們有無數話題可以說,但其中一大半都是比較灰暗難堪的話題。處在那種時期,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自複員以後我就再也沒見到過黑麵包,更是沒吃過。現在也經常會回想起當年往硬梆梆酸酸的黑麵包上撒上砂糖來吃的情景。不僅是我,其他被扣押過的人都會回想起西伯利亞的那股酸味。

二、土豆



凡在西伯利亞有過扣押經歷的人,對土豆和黑麵包都會留有各種回憶。而我,在西伯利亞記住的第一個俄語單詞就是「卡爾托起卡(土豆)」。進勞動營後沒多久,在工廠吃午飯時,俄羅斯大媽在熬鹽的大鍋旁邊就著火在烤小土豆。就在這時候,她們教會我說土豆的俄語「卡爾托起卡」。(也有人叫它「卡爾托菲」)

在蘇聯,黑麵包和土豆就是主食。在工廠上班的俄羅斯人的午飯基本上都是這種土豆。從家裡拿來生的土豆,放到工廠里的熬制車間烤熟,再撒上些鹽就這麼吃,另外就只有水喝。飲食非常簡樸。快到中午的時候,就會從各個熬鹽車間里飄來一股烤土豆的香味,這對腹中空空的我們來說真是致命的誘惑。每當她們開飯的時候,我們就躲得遠遠的,啃著指甲眼看著她們吃完後再回來。這樣子真是既可憐又可悲。這和我們在北支的時候,被瘦弱的中國孩子和老人盯著看我們吃飯糰的情景是一樣的。





在工廠上班的俄羅斯人看樣子也挺貧窮,從來沒分個土豆給我們。既然不能白拿,那我們這些身無分文的人只有採取偷竊或者用其他東西交換的辦法了。那時候發生過好幾次偷盜事件,但最多的還是採用物物交換的方式。對方最喜歡手錶、鋼筆一類貴重物品,女性則還喜歡布匹和衣服。大多數人的手錶在滿洲的時候就被蘇軍搶走了,所以基本上沒人手頭上有,所以頂多只能用襪子、毛巾什麼的去換。即便如此,能有東西拿去換的人也還算是運氣。物物交換沒有固定的比率。同樣一雙軍靴既有人能換回10個土豆,也有人只能得5個,這都看對方來決定。所以在勞動營里盡都是些「看倉庫的老頭太小氣」「撈鹽的大媽對誰都好說話」一類的小道消息。


用身上僅有的衣物換來的土豆,即便是帶回勞動營內,也沒人會和同伴們分享。一旦餓肚子,人就會變得自私起來,只要自己好其他人都不會管。哪怕是當年一起在戰場上經歷過槍林彈雨,用同一個飯盒吃過飯的戰友在身邊肚子空空的,這時候也會不管不顧。「人只有吃飽了飯才有空去說漂亮話。」這是我在西伯利亞的切身體會。




如果自己身上再沒有東西可換的話,就會開始偷起別人的東西來。一旦得手,都想快點處理掉贓物換東西吃,所以弄到最後除了身上穿的以外就啥都沒有了。每天無論早晚我們談論的話題都是食物,諸如「要是能讓我吃個飽,哪怕去死也行啊。」「我想吃了秋餅再死。」等等。一旦有吃的,連眼睛都變綠了。從烏索利耶鎮到勞動營的路上曾有人從地上撿到過掉落的土豆。然後帶回勞動營里放在壁爐上一烤,沒想到居然不是土豆,而是馬糞。被凍得硬梆梆的馬糞乍一看到土豆樣子也差不多,所以給弄錯了。鬧出這種笑話的可不止我一個。

把馬糞球當成土豆的事情在當時真是一抓一大把。

「原來不是土豆,是馬糞豆啊。」真是讓人苦笑不得。

這就是「亞頗斯基薩魯達特(日本兵)」和「卡爾托起卡(土豆)」之間悲慘的故事。我到西伯利亞以後只有2次能飽飽地吃上土豆。這兩次都是我去科爾霍茲(集體農場)幫忙的時候遇上的。第一次是去挑土豆,第二次是挖土豆。



只有到科爾霍茲的時候才能盡情將土豆吃個飽,而且隨便愛怎麼吃就怎麼吃。只是這麼一來身體就有些負擔不住,之後就出大問題了。平時肚子總是空空的,如果一下子給塞得滿滿的話,胃和腸道就會受到損害。一旦胃和腸道受到損傷,對我們來說就和要命一樣。可即便如此,能去科爾霍茲畢竟還是件美差,所以依舊被同伴羨慕得緊。於是就有了這麼條不成文的規矩:凡是去那邊工作的人當天晚餐就要給同伴分吃。但實際上這麼做的人少之又少。


科爾霍茲也種了捲心菜、胡蘿蔔什麼的,去那邊幹活的時候不管你怎麼吃喝也就只有這些了;人畢竟不是兔子,靠這些東西哪兒能過的好?!即便如此,能派到土豆地里幹活還是最好的差事。只是忍飢挨餓過了三年,期間只有2次能吃個飽這也太……。可能我平時工作太差了,所以就被監工盯死不讓給派出去的緣故吧。這土豆的吃飯各式各樣,對我來說最好的吃飯就是烤了吃。複員以後雖然黑麵包再沒機會吃上一口(實在弄不到),但土豆倒是經常吃。特別是北海道的最讓人喜歡,因為我覺得它的樣子和味道與西伯利亞的土豆最接近。土豆的味道能讓我想起當年扣押砸西伯利亞的悲慘時光,也能回憶起當時一起辛苦勞動的戰友,這滋味真是讓人回味且難忘啊。

三、抽煙與喝酒





扣押期間他們會給我們發香煙,但卻沒有酒。估計所有勞動營都這樣。發給我們的所謂香煙,其實是一種切成碎末的煙葉,被稱作「馬霍盧卡」的東西。我們就用這種煙葉卷進邊長5、6公分的正方形報紙里來吸。具體卷法就是在紙的一側排好煙絲,然後用紙捲成圓筒,卷完後在紙末尾內側上沾些口水輕輕按好就做成了支捲煙。接著把紙卷的兩頭稍微擰一下,再輕輕敲幾下墩實紙筒里的煙絲。最後用手撕掉紙卷擰住的部分就可以吸了。

猛吸一口,就衝進一股「馬霍盧卡」獨特的氣味,這就是蘇聯勞動人民的味道。意思是說這「馬霍盧卡」是供給普通勞動群眾的香煙。除此以外還有一種叫「芭比羅斯」的雪茄煙,這就屬於高級貨了,一般人根本抽不到。 一開始我看到到處都是勞動人民用報紙塗口水卷香煙的情景還非常地不習慣;不過俗話說「入鄉隨俗」,沒過多久我們也跟著他們捲起香煙來了。因此我們也無需隨身攜帶現在用的那種煙盒,只要帶上裝煙絲的布口袋就行了。


發香煙的時候不管你吸不吸每個人都能統一公平地領到一份。於是有的人根本不碰香煙,有的人跟尼古丁中毒一樣沒了煙就活不了;他們之間便展開了各種交易,用砂糖互通有無起來。至於我嘛,對香煙有沒有都無所謂,所以經常用它來換砂糖。對那些尼古丁中毒一樣沒了煙就活不了的人來說,一旦煙吸完了,就會到外面摘艾草的葉子當成捲煙來抽。在我看來,煙吸到這個份上實在是太嚇人了。


俗話說煙酒不分家,那麼酒類又會是什麼樣子呢?在勞動營里一滴酒也沒有。而且奇怪的是從來沒聽到有人抱怨說「想喝酒」或者「喝不到酒該怎麼辦」之類的話。在部隊里,經常喝酒。無論是前方戰線還是後方司令部里,大家都會拼湊各種理由來喝酒。既有豪飲的人說:「老子沒酒就一天也過不下去。」,也有酒精中毒一樣的酒鬼。可惜這些嗜酒如命的人能喝到酒的好日子到蘇聯進攻那天就結束了。到了西伯利亞無論他們使出什麼手段再也沒能弄到一滴酒。



那麼接下來會怎麼辦呢?我本以為他們會一籌莫展,結果沒想到他們連「酒」字提都不提。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我這個圈外人士一點都搞不懂他們。這可能和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一樣,首先人必須吃飽才能做其他事情。一旦到了個朝不保夕的地方,人類就會出於本能先要保住自己的小命。因此首先必須保證食物,至於酒精什麼的根本沒有絲毫用處的東西自然就給放棄了。所謂「老子沒酒就一天也過不下去。」的豪言、酒精中毒一樣的酒鬼,現在看來只能算是一種「奢侈病」「裝B」而已。最好的證據就是我在扣押三年期間從來沒看到過一個那樣的人。

四、可悲的日本旗





「一面日之丸旗(日本國旗)才換了5顆土豆,也太那個了。」晚上下班路上在我身邊的高橋心有不甘地說了這麼句話。因為今天在工廠里一位大媽看到他的日之丸旗到後就提議:「我用土豆和你換不換?」匯率是5顆土豆換1面,他覺得太少了。 「仗打輸了自然這日本旗也就不值錢了嘛。」高橋還想從我那兒用5顆土豆換上一面,只可惜我在沒這個心情拿土豆。

那時候的匯率固定在大約1面日之丸換10顆土豆。但實際上卻是隨著對象的不同而定,如果賣給個小氣吧啦的大媽的話就會遇到和高崎一樣的事情。





以前我們入伍的時候每個人都會帶上一兩面日之丸旗。這旗並不是普通的旗子,一般上面都會有親人、朋友以及同事們寫下的寄語。所以每個人都對它格外珍惜。我入伍的時候也帶了2面。一面是當時的女明星親筆簽的「祝武運長久」字樣,還有一面是20位同事一起寫給我的。有女明星簽名的那馬旗還曾在北支戰場上被敵人子彈打了個洞成了面光榮日章旗,一時間出過名;但最後還是在北支遺失,於是手上就剩下了另外那面。


現在戰爭失敗,我成了俘虜也就再也沒什麼長久的武運了。有很多士兵為此大光其火乾脆把這旗子一把火給燒了。 我則覺得一面旗子也占不了什麼地方就把它一直帶到了西伯利亞。本來帶著它也沒想到能用來填肚子。結果發現這東西還能用來換麵包土豆真是喜出望外。所以每個人都覺得應該換掉。就這樣旗子一面面地從原主人手裡離開,落到工廠大媽們的手裡。那麼那些大媽們用這旗子到底來幹嘛呢?居然是用來當成裹頭髮的圍巾了。不知道她們蘇聯女人覺得這玩意禦寒還是好看,總之就是都把它裹到頭上去了。日之丸旗就是用來干這個的。




工廠大媽們紛紛把我們放出去的日之丸當成頭巾來用,每個人頭上都包上一塊來上班。再仔細一看這旗子還寫著「願某某君武運長久」什麼的,所以馬上就明白了原來那傢伙也拿出來換土豆了啊。不只是在工廠里,去鎮子上也經常能看到日之丸;也真不知道亞頗斯基薩魯達特(日本兵)到底出了多少貨在外面。不過最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還是蘇聯婦女們竟然能把敵國——資本主義日本的國旗像沒事兒人一樣當成不拉托庫(頭巾)隨意使用。(大概她們根本不知道這是啥東西,只覺得是塊挺好看的布料吧。——譯)


我又仔細一想,如果反過來會怎麼樣呢?日本婦女能把帶斧頭鐮刀的蘇聯紅旗當成圍巾、頭巾來用么?我雖然知道當時蘇聯物資嚴重不足,但還是搞不明白這些女人神經到底有多大條。無論我們怎麼解釋這旗子的含義,但這似乎已經成了當地的流行飾物,所以女人們對此也根本不在乎。


不過也多虧這些女人,我們才能用這個多少換得些土豆來救救急。可即便如此,眼見這些跟隨著我們入伍直到現在的日之丸旗,淪落在這西伯利亞的鄉村婦女頭上;哪怕是因為戰敗不得已,但還是越看越覺得可悲。比起這個來,我們這些吃了敗仗被送到西伯利亞忍飢挨餓的小兵們也許更值得同情。

五、含淚高歌《邊境小鎮》





這是我們從製鹽勞動營到科爾霍茲(集體農場)去挖土豆時候的故事。要說起去科爾霍茲挖土豆,無論哪家都會請客來幫忙幹活兒的日本兵敞開了吃土豆直到吃個飽。所以原本以為這次去幫忙的科爾霍茲也會是這樣,所以我們出發時滿懷希望。農莊距勞動營有20公里,我們10名勞工乘著卡車就過去了。


在蘇聯無論那家集體農場都是面積廣闊,土豆地能從腳跟一直延展到地平線那端,一路看上去了無邊際以至於會讓人感到厭倦乏味。我們的工作內容有兩項,一個是挖土豆,一個是把土豆搬進儲藏室。到了這家集體農莊後,我們一方面為土地面積巨大而感到吃驚,另一方面也對該處監工態度的惡劣感到震驚。這位監工年紀看上去有50歲,鼻子又大又丑,而且面相陰險。他整日散發著股蒜臭使出脾氣大吼大叫,我們對他簡直膩味透了。而且本來還指望著來集體農莊能混頓飽飯,這下自然也泡了湯。不僅沒給我們吃上一顆土豆,而且連中午休息的時候都會趕來催我們「德拜衣,德拜衣」快去幹活。他簡直就好像對我們日本兵有仇似得。


在蘇聯,什麼工作都有個定額。在這裡都由監工說了算,比如我們的定額是每天要挖寬一米並且一直延伸到對面山稜的土方量。每次聽到這種定額我們心裡都非常不滿,因為本來就不是蘇聯人憑什麼要按蘇聯定額來幹活?如果我們的待遇也和蘇聯人一樣的話那還好說,待遇又差定額卻還是一樣多這怎麼可能忍得了啊?



總之,我們結果一個土豆都沒得到,而且還得在監工的怒罵聲中幹活兒,所以我們也就想辦法對付他。比如在監工看不到的地方踩倒土豆莖桿,做出一副已經挖過的樣子,但實際上根本沒挖。後來我聽說這些我們偷奸耍滑做了手腳的土豆被離這裡5公里的一個勞動營里的人趁夜翻牆跑出來給偷偷挖走了。就算再怎麼想吃,可一晚上往返10公里想必也是夠嗆。




最後總算到了回去的時候,卡車過來要接我們走;可是對方監工卻以沒完成定額,所以要延長工作時間為理由不讓我們回去。

於是卡車司機也等得不耐煩,一怒之下就自己開會去了。接下來負責押送我們的警衛也大光其火,拿槍往天上打了兩三發子彈後監工這才嘟囔著:「唷波伊,亞波恩(明白了,走吧)」放我們回去了。

我們被釋放出農場時還要嚴格搜查,不準任何人帶出一顆土豆。凡被發現的一律沒收。

「這破地方還是頭一次碰到,唷波伊馬弛」罵罵咧咧出了農場,但我們的肚子還是餓得扁扁的。




西伯利亞到9月份就已經開始下起了雪。我們一邊啃這偷出來的生土豆一邊等卡車。

結果卡車沒來,倒是從對面林子里有台雪橇一邊響著鈴鐺一邊跑了過來。駕車的是位老人,車則上裝滿了捲心菜。

雪撬車靠過來以後,老人從車上丟給我們5、6顆捲心菜,於是我們就搶著撿了起來吃下去。西伯利亞的捲心菜又甜又好吃。同樣都是蘇聯人,看來人和人畢竟還是不一樣的。

吃完捲心菜多少恢復了些力氣,這時不只是誰帶頭唱起了戰前頗為流行的歌曲《邊境小鎮》,其他的人便也跟著唱起來:


雪橇銅鈴 林中獨響
大地披銀 小鎮燈火……


在西伯利亞的大雪裡,我們一邊嚼著捲心菜葉一邊唱著歌,心情沉重哀怨。可能是歌詞的緣故,男人們這時都已經淚流滿面,歌聲也在雪中突然中斷了。 「拜伊瓊恩(快走)」由於車子怎麼等也不來,於是哨兵下令步行回去。那可是在雪地里走上20公里啊。可也沒其他辦法了,哨兵一直跟在我們後面。走了沒多久,接我們的卡車總是是回來了,我們也終於鬆了口氣。




可這時哨兵卻怒氣沖沖地把槍指向卡車輪胎做出要射擊的樣子。

可能他是想質問「為什麼要把我們丟在這裡?」經過一番爭吵,我們還是坐上了車。哨兵又向我們命令「剛才那歌再唱。」雖然我們沒啥心思,但還是在卡車上唱了起來。

這首《邊境小鎮》簡直就是像在說我們一樣。所以當時無論在哪兒我們都喜歡唱這個,而且唱了以後又會止不住地流淚。不僅是我們,其他被扣押的人都是這樣。

雖然在扣留期間還想到過其他好幾首歌,但唯有這首《邊境小鎮》最讓我們懷念,最容易感傷。可能對我來說這已經不是普通的老歌,而是專對西伯利亞那時候的歌曲了。



六、日文報紙






勞動營生活開始沒多久,我們這兒就貼出了「日文報紙」。紙上的新聞大半都是關於意識形態方面,是由哈巴羅夫斯克方面發行專門針對我們這些扣押士兵的報紙。政治部門的軍官要求我們必須要讀這個報紙,結果拿到手裡一看真是大開眼界,橫豎就是不習慣。因為這報紙上凈是些打倒法西斯啊、通過階級鬥爭貫徹馬克思列寧主義之類的文章。


當時我們吃了敗仗又被扣押起來,每天都過得心驚膽戰沒有安全感,對這種洋洋洒洒的長篇大論根本沒人要看。更別說我們日本兵對政治完全一片空白,什麼法西斯啊、階級鬥爭啊,在當時根本沒人能明白這算啥玩意,至少我身邊的人沒人看得懂。那個所謂的「階級」,對我們小兵來說也就只會當成是軍隊里的階級高低,所以根本就是雞同鴨講。

那時候我們最想知道的其實並不是什麼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對方會把我們所有人怎麼處置的問題。還有就是日本國內的新聞。但這些偏偏查閱了所有期刊就是沒有,即使偶爾刊出關於國內的消息也凈都是糧食短缺和罷工的內容。所以說這報紙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能吸引我們的消息。


我們到蘇聯來又不是學習的,而是戰敗沒辦法成了俘虜硬給綁架過來的。所以面對這種境遇,我們其實最希望的還是等得到哪怕最微小的同情。比如:「各位,一路來到西伯利亞一定很辛苦吧?請大家務必保重身體堅持到回國那一天……」之類,但這文章上卻從來沒見過類似的隻言片語。無論哪期報紙都是些前面提到的東西,全是大力指責資本主義國家,吹捧蘇聯的文字。這種情況其實我們以前在北支的時候在八路軍身上也有過先例。八路一開始的時候對著日軍提出的反戰口號是「打倒日本軍閥」、「反對天皇制度」等等假大空的東西。


在我們進入八路軍統治的地區、根據地後發現每家每戶的牆壁、大門上也都寫著類似的口號。可惜我們士兵對政治完全一片空白,根本看不懂這種口號的意思,甚至有時帶來的宣傳效果完全相反。因為這種做法會讓連日行軍、戰鬥累死累活的士兵更加火上澆油。八路軍注意到了這一點,之後就引用了如下口號如「禁止打耳光」、「讓我吃飽飯」等和士兵自身的日常生活貼近的的標語。另外「打倒軍閥」也變成了我們日本兵「是戰爭的犧牲品」的口號。


雖然當時的八路軍和蘇軍情況不一樣,不能混為一談,但對這日文報紙初期的編譯方針我卻希望他們能參考下那時候的八路軍做法。可惜就算我提了建議,負責出版這報紙的蘇聯當局也肯定不會聽。人要是肚子餓了,就會去吃以前從未想過的東西,而且只要能吃下去的都會往肚子里塞。比如一開始酸得能讓人吐出來的黑麵包,現在也能大口大口嚼下去。但各人的思維方式和思想卻不能像食物那樣隨便吞下去。蘇聯制度和我們的差了180度完全不一樣,但我們的想法卻無法突然就改過來。所以我們就一下子陷入了迷茫。


對於這種單方面灌輸的報紙文章自然一開始非常抵制,甚至感到惱火。可隨著從剛戰敗的混亂、腦袋上的無名之火逐漸消散,才注意到這文章中的內容也不都是胡說八道。於是自然有人就開始思考:既然如此那就乘此機會好好了解學習一下蘇聯這個國家到底是什麼樣的。各個國家的人其思維方式,視角各自不同。蘇聯方面主張:從日本侵略滿洲那一刻開始就註定會淪落到這個結局。日本方面則辯解說:那麼破壞互不侵犯條約,單方面發起攻擊,背信棄義讓我們淪落如此的國家竟然敢自稱是社會主義國家?!





在勞動營里也分成了兩派,有些人支持蘇聯的主張,雙方陷入對立,而且發生了很多爭執。所以這問題根本無法組成統一的認識,不但在蘇聯期間以至於到現在還有人在爭論之中。不管怎麼說,通過這報紙我也算是了解到了過去不知道的東西,也確實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內容。從戰前的惡法——《治安維持法》,到小林多喜二慘死於特高科的手下,還有勞動農民黨代表議員山本宣治因反對《治安維持法》的被右翼刺殺等都是從這報紙上獲悉的。


而且還知道了有個日本共產黨始終反對這場戰爭;居然鬧到現在才知道,我們可真是太無知了。雖然是舊聞了但對我們來說還是非常新鮮的話題。有些年輕人哪怕工作回來也會不顧身體的疲勞,跑到勞動營的辦公室里去圍著日文報紙進行討論;這些人後來代替原來的部隊軍官成長為勞動營里的新一代領導人。 我到現在還記得,當時日文報紙上經常有個筆名叫「諸戶文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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