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最火的中國當代詩人，會是汪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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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註：汪國真

文 | 諶旭彬

2015年4月26日汪國真的去世，曾引發一場懷舊風潮。這自在情理之中，畢竟，在90年代初，作為「轟動中國的詩歌王子」，汪曾是年輕人尤其是青年學生中，知名度最高的詩人，其詩集發行量之大，迄今鮮有比肩者。1992年，有機構對昆明的高校大學生作過調查，結果顯示，70%以上的學生知道汪並讀過他的詩，41%的學生能背誦他的2-3首詩。

汪國真

2000多萬冊代表讀者認可

汪詩大都類似格言，用詞淺顯、語義明確。如其代表作《熱愛生命》，就很能體現這種風格：

我不去想是否能夠成功

既然選擇了遠方

便只顧風雨兼程

我不去想能否贏得愛情

既然鍾情於玫瑰

就勇敢地吐露真誠

如此水準，使得汪詩自流行之日起，圈內評價即褒少貶多。但汪的自我辯護也不能說沒有道理：

「從1990年到現在，盜版和正版的數量加起來應該有兩千萬本以上，其中大概六百萬左右是正版。……兩千多萬冊的數字，代表的是讀者的認可。……我成名後沒聽說過有哪位國內詩人超越我的影響力的，起碼現在還沒有。」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

1、汪作為詩人走紅，是八十年「詩歌狂潮」的一部分。80年代為什麼會出現「詩歌狂潮」？

2、汪的詩集在九十年代賣得最好。此前，一批寫作水平遠比汪高得多的詩人，或自殺或病逝或遠遁。汪是不是適時撿了一個「時代真空」的便宜？

80年代前期

文學與體制緊張對峙

第一個問題。80年代的「詩歌狂潮」並非憑空而來，其源頭有二。

一是政策變化。1975年7月，毛澤東曾對鄧小平談及：「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1980年初，鄧小平曾有指示：「不繼續提文藝從屬於政治這樣的口號，因為這個口號容易成為對文藝橫加干涉的理論根據。」受惠於這些政策，一些沉默已久的成名老詩人重回「詩壇」。

二是地下詩歌衝出地表。「文革」十年，並非全然「沒有小說，沒有詩歌」，只不過許多小說、詩歌，只能在地下秘密流傳。它們的作者，大多是經歷了時代幻滅的紅衛兵和知識青年，譬如「食指」，譬如所謂的「白洋淀詩群」。至於詩的主旨，從這些句子中——「歌聲，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八月像一張殘忍的弓/惡毒的兒子走出農舍」「從那個迷信的時辰起/祖國，就被另一個父親領走」——並不難窺見。「文革」結束，新詩人們走上前台，繼續沿用特殊年代所慣用的晦澀意象，遂被批判者冠以「朦朧詩」的名號。

1980年代前半期，文藝政策左右動蕩。一方面是「朦朧詩」與「傷痕文學」盛行，集中控訴與反思時代悲劇；另一方面，「傷痕文學」的代表作《苦戀》遭到批判，「朦朧詩」的代表性人物，也在《人民日報》上刊文檢討，承諾要《時刻牢記社會主義的文藝方向》。

詩歌與體制之間的這種對抗關係，是當日「詩歌狂潮」產生的關鍵因素。時人形容，在八十年代初的校園，「隨便扔出一個石子就會砸到一個詩人」。躬逢其盛的西川回憶：「那時的詩人都跟英雄似的，北島、顧城等詩人有一次去成都，最後的觀眾把所有的出口都堵住了，沒辦法，北島和顧城他們只能從廁所的窗戶跳出來，才算完事。」「英雄」二字，準確概括了時人對詩人的身份定位。

因是之故，視北島為方向標的詩人王家新，在目睹北島從體制（中國作協）手中領走2000元「優秀詩集獎」時，竟有一種幻滅之感：

「像挨了重重一擊似地坐在那裡發楞。北島離去時，我也沒有力量出去跟他打招呼。我只是感到深深的沮喪和悲哀。」

圖註：汪國真抒情詩《三月》書影

80年代後期

汪國真適逢歷史進程

第二個問題。說汪國真撿了詩壇「時代真空」的便宜，其實並不成立。

首先，早在「真空」產生之前的1987年，國內出版界就已掀起了「席慕容熱」——花城出版社的三本席的詩集，「印行了200多萬冊，其中的《七里香》印了20多次，印數及重印頻率當時超過了武俠小說和瓊瑤作品」——而席的詩歌寫作，「與汪國真的本質一樣，都是雞湯附體」，素有「男汪國真，女席慕蓉」之稱。

其次，早在「真空」產生之前，汪發表在報刊上的零散詩作，已經獲得了相當數量的讀者追捧，汪後來能夠出版詩集，正是因為其詩集手抄本在70後青年學生中的流行，引起了出版社的注意。

再次，汪自70年代末開始寫詩，貫穿整個80年代，始終未能獲得主流詩壇的認可。而主流詩壇當年詩集賣得最好的詩人，乃是舒婷，其代表作《雙桅船》，自1982年出版，至1987年4月第4次印刷，總印數為54000冊。至於賣得最好的詩集，則當屬1985年編選出版的《朦朧詩選》，該書至2002年，總印數為24.05萬冊。這些數據都相當可觀，但與汪國真詩集正版印數600萬相比，差距可謂天壤。而且，時值80年代詩歌熱退潮，1990年，最權威的《詩刊》，已從鼎盛時期的每月印刷50萬冊，跌至15萬冊；汪詩大賣，乃是逆流而上。

綜上。顯然，汪詩所滿足的，是讀者的另一種需求，而非填補其他詩人失語所留下的「時代真空」。

汪國真曾說過，其詩集的主要讀者，是70年代出生的大、中學生。汪詩之所以能獲得這批人的青睞，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與構成80年代「詩歌狂潮」的50、60後相比，70年代生人，人生經歷相對平緩、安定；汪詩鮮少有政治和時代的控訴，與70年代生人的人生經歷比較吻合。

其二，1985年後，整個文學界陷入了一種浮躁的「大躍進」狀態。

1984年底，中央書記處提出了「創作自由」的口號（11），文學界與廟堂的對抗大幅削弱；同時，大量西方文化理論、文化思潮湧入，使作家們深感自身落後。於是，或在創作上奮力模仿，概念先行，以求直追「世界水準」；或投機取巧，大扯洋理論虎皮，搶佔話語權，搶佔利益制高點。不難想像：當一位成名的60後作家，在自己的作品裡興奮嘗試「使用語言使現實世界陌生化」時，讀者和市場會做出何種反應。作家們跑的太快，將讀者落得太遠。

詩歌圈自然也不例外。正如《詩刊》某主編所言：

「八十年代（中後期）的中國詩壇儼然一幅『百花齊放』的假象，每一位詩人都急著想舉旗抓綱、開宗立派。於是有呼吸派、撒嬌派等88個流派之多。1986年全國詩歌大展完了之後，光景不再，很多流派便偃旗息鼓，大家都不知道中國詩歌究竟應朝哪個方向走。八十年代的中國詩歌只用了10年甚至5年時間，便把西方200多年來的印象派、象徵主義、弗洛伊德等統統掃了一遍。」（12）

換言之，80年代後半期文學圈的熱鬧，其本質不過是一場囫圇吞棗式的「文化大躍進」。概念鮮亮而內在荒蕪，作者未必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讀者也未必能看懂作者在說什麼。相形之下，汪國真的詩，文字上直白、淺顯、易懂，理論上沒有花哨的「主義」、「流派」，無疑更符合市場的需求。

在1990年創作的《名人》一詩中，汪這樣寫道：

我相信

這不完全

是由於一種機遇

宛如花朵

盛開，自有它的道理

我也相信

你的光華

所以會轉瞬即逝

是因為你的綻放

太多，是依賴節氣

功成名就的汪，後來放言要去奪取諾貝爾文學獎時，或許已經忘了此詩，忘了自己之所以「綻放」，也是「依賴節氣」，也要看歷史的進程。

圖註：自殺後才進入公眾視野的80年代詩人海子

注釋

《新中國青年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P127。《汪國真：時間給了我含金量最高的獎章》，山東商報，2010年5月31日。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P615。《目前的形勢和任務》，1980年1月16日，收錄於《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P255。多多：《當人民從乾酪上站起》、《祝福》。按王家新的解讀，「乾酪」指代蘇聯，「八月」自是「紅八月」，「惡毒的兒子」，則意指「被革命、造反和暴力所扭曲的一代人」。參見王家新：《讀多多的幾首詩》。至於「迷信」、「另一個父親」，則不能不使人聯想到領袖個人崇拜的狂潮。據筆者個人理解：「惡毒的兒子走出農舍」——何以特指「農舍」，而非泛指「房子」？或者與「造反派紅衛兵」大多出身底層有關。徐敬亞：《時刻牢記社會主義的文藝方向——關於〈崛起的詩群〉的自我批評》，人民日報，1983年3月5日。西川：《海子「他被簡單化了」》。王家新：《我的八十年代》。楊光治：《詩壇「席慕蓉熱」前後》。見兩書相應版本之版權頁。1985年9月29日《拉薩晚報》、1986年10月《星星》詩刊，兩次票選「你最喜歡的中國十大青年詩人」，舒婷均居首位。張立憲則謂：「《朦朧詩選》。這是我見過的脫銷次數最多的一本書。」（11）胡啟立：《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人民日報》1984年12月30日。（12）李小雨：《〈詩刊〉：一本詩歌雜誌的甜蜜記憶》，新周刊，2005年第15期。1985年被稱作文學上的「方法年」，是一個分野。此後，整個80年代文學，日益墜入自娛自樂的概念闡釋。

附文

村村要有郭沫若：詩歌大躍進往事

文 | 丁陽

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提倡收集和創作民歌：

「搞點民歌好不好?請各位同志負個責，回去搜集一點民歌。各個階層都有許多民歌，搞幾個試點，每人發三五張紙，寫寫民歌。勞動人民不能寫的，找人代寫。限期十天搜集，會搜集到大批民歌的，下次開會印一批出來。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是民歌……」

稍後，漢口會議期間，毛澤東又提到民歌：

「各省搞民歌，下次開會，各省至少要搞一百多首。大中小學生，發動他們寫，每人發三張紙，沒有任務，軍隊也要寫，從士兵中搜集。」

從這年4月開始，全國文聯及各省市均行動起來，響應毛澤東的指示。如1958年5月，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發言：

「經過文化革命，幾年後，我國將出現農村辦大學，人人知書識理，個個有科學文化，都能夠讀《資本論》。新的文化藝術生活，將成為工人、農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飯。……每個廠礦、農村，都有圖書館，文化館，歌詠隊。每個生產隊都有自己的牆報、畫報，有自己的李白，魯迅和聶耳，都有自己的梅蘭芳和郭蘭英。整個文藝園地處處『百花齊放』，天天『推陳出新』。」

「對我國的詩歌創作來說， 1958年乃是劃時代的一年。」這一年詩歌界「出現了普遍繁榮的、盛況空前的圖景」。這是詩人徐遲在新民歌運動第二年編選的《一九五八年詩選》序言中所說。徐遲如此描繪這一運動「盛況空前的圖景」：

到處成了詩海。中國成了詩的國家。工農兵自己寫的詩大放光芒。出現了無數詩歌的廠礦車間；到處是萬詩鄉和百萬首詩的地區;許多兵營成了萬首詩的兵營。幾乎每一個縣，從縣委書記到群眾，全都動手寫詩；全都舉辦民歌展覽會。到處賽詩，以致全省通過無線電廣播來賽詩。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鉛印的詩集、詩選和詩歌刊物，不可計數。詩寫在街頭上，刻在石碑上，貼在車間、工地和高爐上。詩傳單在全國飛舞……

統計數據可以證實徐遲的描述並非虛言：

1958年上半年，湖北省著名「詩歌縣」紅安縣縣委宣傳部做過一次摸底工作，得出的結論是「搞不清」；呼和浩特市決定在3年到5年內要生產50萬噸鋼，收集50萬首民歌，把收集民歌和生產鋼並列在一起；河南省據96個縣的統計已有創作組30571個，創作量是幾百萬上千萬首。僅許昌一個專區，光有組織的業餘作者就是57000多人，大躍進以來，已創作了作品316萬件；河北省委曾發起1000萬首的民歌收集計劃，結果被保定地區包了。山西省提出一年要產生30萬個「李有才」， 30萬個「郭蘭英」。「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縣縣要有郭沫若」。

而毛澤東最初的想法，不過是下次開會時「各省至少要搞一百多首」。

在數不清的「新民歌」中，以周揚和郭沫若共同編選《紅旗歌謠》影響最大。這個「官方欽定本」共選了300首。這各數字並非偶然，而是編者刻意欲向《詩經》看齊——《紅旗歌謠》想要成為「新民歌」時代的聖經。集子分為四塊內容：《黨的頌歌》、《農業大躍進之歌》、《工業大躍進之歌》和《保衛祖國之歌》。具體作品的水平如何呢？試舉幾首為例——

《端起巢湖當水瓢》

大紅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當水瓢

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乾旱哪方澆

《一個谷穗不算長》

一個谷穗不算長，黃河上面架橋樑

十輛汽車並排走，火車馳過不晃蕩

《主席走遍全國》

主席走遍全國，山也樂來水也樂，

峨嵋舉手獻寶，黃河搖尾唱歌。

主席走遍全國，工也樂來農也樂，

糧山棉山衝天，鋼水鐵水成河。

毛澤東本人看過《紅旗歌謠》後，感覺並不滿意：「水分太多，還是舊民歌好」、「巢湖怎麼端得起來」。

別的選本，水準也大致相似。比如：

「放下鋤頭寫詩歌/寫成詩歌千萬籮/歌聲高涌沖雲漢/屈原李白不敢和」(《華南新民歌選》)；

「要叫頑石讓路走，要叫高山盡低頭，要叫窮村變福地，要叫惡水變馴流，要叫番薯像冬瓜，要叫穀粒象大豆，要叫雞蛋粗過碗，要叫肥豬賽過牛」（大躍進民歌選）

在當時的環境下，連勞改犯也曾被迫寫詩。聶紺弩在《散宜生詩·自序》里，記錄了領導傳達上級命令要求勞改隊員寫詩的情景：

「一天夜晚，正準備睡覺了，指導員忽然來宣布，要每人都作詩。說是上級指示，全國一樣，無論什麼人都作詩。說是要使中國出多少個李白、杜甫;多少魯迅，郭沫若。這個要求一傳達，不用說，馬上引起震驚和騷嚷。但也立刻每人炕頭都點上一盞燈，這房裡是兩條幾十人一條的長炕，一時百來盞燈點起來，滿屋通明，甚於白晝。並且都抽出筆來，不知從何處找出紙來，甚至有筆在紙上劃的沙沙作響。」

某種程度上，郭沫若本人也是運動的受害者。1958年4月18日，《人民日報》副刊上發表了一組《孩子的詩》，其中一首寫道：「別看作者小，詩歌可不少，一心超過杜甫詩，快馬加鞭趕郭老。」郭沫若寫了一首詩答作者：

「郭老不算老，詩多好的少。老少齊努力，學習主席毛。」

1958年底，全國各大報刊刊載新民歌大大減少。提倡新民歌的毛澤東，在1959年否定了這場「全民寫詩運動」：

「文化、教育、體育事業只能一年一年地發展，寫詩也只能一年一年地發展。寫詩不能每人都寫，要有詩意才能寫詩。有詩意的人才能寫詩，你讓我在鄭州寫詩，我的詩跑到九霄雲外去了。無詩意，怎樣寫詩呢？你不是冤枉人家嗎？叫每個人都要寫詩，幾億農民要寫多少詩，那怎麼行？這違反辯證法。」

雖然新民歌運動存在時間不長，但這場運動本身並未得到深刻反思。其魅影，仍存在於「縱做鬼、也幸福」等當代奇詩之中。

（參考資料：郭沫若、周揚《紅旗歌謠》；《農村大躍進民歌選》；《華南新民歌選》；劉延年《毛澤東與新民歌運動》；謝保傑《1958年新民歌運動的歷史描述》；史競男《喧囂躁動下的寂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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