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考出來與選出來的「官二代」

在秦朝建立以前，中國社會的官員產生的主要模式是「生出來」：天子、諸侯、卿、大夫，幾乎都是世襲，這一模式不獨在中國，在世界許多民族也存在過。這種憑血緣而世襲官職的模式，其結果必然造成社會流動停滯、社會各階層矛盾對立，社會陷於動蕩。那麼不論出身，選拔有才能的人擔任官職，當然是巨大的進步。秦國之所以能以偏僻之國而一掃六合，其中重要原因是它率先擯棄了「生出來」的任官模式，廣聚天下人才為之所用。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措施是依據戰功授官爵。

「打出來」是官員產生的另一種重要模式。官員靠「打出來」，是社會非常態時期的模式，如貧寒子弟對「生出來」的方式不滿意，就只能靠造反來改變現狀。造反成功，一批官員就「打出來」了。但這種方式代價太大，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新王朝的帝王將相往往是「打出來」的，但新政權建立後，幾乎所有統治者都希望告別「打出來」的模式，斷絕被人造反的途徑。始皇帝打破官員「生出來」的模式，但來不及建立一種更為和平、穩定的模式，天下又是大亂。在參加反抗秦政的洪流中，其中一個重要的群體，就是失去特權的「官二代」，即六國的舊貴族後裔，如項羽叔侄和張良，但最終還是劉邦得了天下。

王夫之說：「封建毀而選舉行（「選舉」指選拔薦舉），守令席諸侯之權，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雖有元德顯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這當然是十分理想的狀態，多數時候，一個人或一個階層掌握權力，總希望謀求利益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讓權力能傳之子孫。所以，漢以後的「薦舉」很快就變味了，這種「推薦」的模式，理論上說是最科學的，能選出德才兼備、忠孝兩全的人，但若沒有現代的民主政治制度，薦舉權由豪門世宦把持是很自然的事情東漢末年的各州刺史世襲，相當於獨立王國，兩晉由豪門大族把持政權，實質上是在帝制時代，「生出來」的模式頑固地生存。但這種模式如果再成為主流，那麼中華文明很可能會毀滅，民族陷入萬劫不復之地，因為社會無法安定下來，統治者也沒有辦法長期維持這種格局：讓無出路的寒門才俊為其效力，而讓無德無能的「官二代」、「官三代」把持高位作威作福。

可以說，經過戰亂不已、死者枕藉的南北朝，「考出來」的官員產生模式——科舉制在隋唐時期出現並延續了近1500年，是中國人總結了社會動亂教訓而創建的偉大制度。在靠一張張選票「選出來」的制度還沒有產生前，「考出來」的官員產生模式無疑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先進的。

即使在「考出來」的時代，「生出來」的死灰還會復燃，流行模式就是科舉舞弊——即以「考出來」之名，行「生出來」之實。但這樣做難度較大，因為唐以後歷代王朝的最高統治者知道維護科舉的公正，是朝廷的頭等大事，實則就是維護王朝的合法性，因此對科舉舞弊嚴懲不貸。對皇帝來說，科舉舞弊之罪，僅次於「謀逆」，而當一個朝代科舉紀律鬆弛、舞弊盛行時，基本上可以說，這個王朝已是窮途末路了。因此在科舉時代，「官二代」和平民百姓一樣，要通過科舉才能得官，而靠捐官獲得的官職不可能太高，且被整個科舉共同體所蔑視。考不上舉人、進士的「官二代」，無論其父、祖官職多高，也只能在家當個土財主或者靠家庭的權勢做買賣。科舉時代，中國嚴格來說，除了皇家，是沒有貴族的，只有「文化家族」，即「書香門第」，官宦人家利用家庭優越的條件，聘請名師教育子弟，而子弟登科為官。

迄今為止，「選出來」加「考出來」的官員產生制度是最為公正的。中央和地方的主要官員靠「選出來」，其他公務員則是考「考出來」。這種模式必須建立在民主與法治的制度之下，其公權力受到有效監督和制約，沒有任何人或一個社團能壟斷公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