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復40年：那時沒人懷疑「知識改變命運」

我們絕大部分人都經歷過高考，也往往覺得，高中生活太枯燥無味，整日除了背書，就是做題。然而，在1966到1977年高考廢除期間，許多知青在艱辛勞作之餘，依舊堅守著對知識價值的認可，暗自盼望著「高考」這一公平競爭機會的來臨。

1977年10月，《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復高考，全國上下一片歡騰。「老老少少」爭相報名，結婚生子的人和在校高中生同場競技，師生、父子、叔侄一起上大學的情況也並不罕見。

40年過去了，對於高考，我們早已不再萬眾期待。但我們應該回望那段歷史，看看那時的人們是如何備考的，那屆高考對個人及整個社會產生了怎樣重大的影響。回顧的同時，我們或許還會發現，那時的經歷對如今勢在必行的高考改革不無警示意義。

1977：個體命運的轉折與社會常態的回歸

撰文 | 楊津濤

中國高校招生制度在1949年後經歷過幾次大變。1952—1965年，實行的是全國統一招生考試制度；1966年「文革」爆發後，高校停止招生；1970年，北大、清華等學校進行「推薦制」試點；1972年，高校全面恢復招生，實行「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的招生原則，給予「具有兩年以上實踐經驗的優秀工農兵」推薦資格，至於應屆高中生，或者進廠務工，或者下鄉勞動，失去直接升學的機會。

直至1977年，恢復高考，積壓十一年的歷屆中學生，才又一起走進考場。他們是名副其實的「老老少少」，「老三屆」（1966、1967、1968年三屆初高中）的畢業生，很多超過30歲，早已娶妻生子；而同場競技的在校高中生，還不到20歲。甚至有的地方出現師生、父子、叔侄、兄弟同考，一起上大學……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復高考。（資料圖）

廢除高考

「無產階級化」的大學只有工農兵才能上

1966年「文革」爆發後，「分數挂帥」「智育第一」「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等，被作為「資產階級政治」理念大肆批判，高考制度隨即被廢止。

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兩個估計」——1949年後的「前十七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教育制度、教學方針和方法幾乎全是舊的一套」，學校教師「大多數是擁護社會主義，願意為人民服務的，但是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既如此，大學要實現「無產階級化」，就要儘可能多地招收工農兵學員。

清華、北大、北航等7所大學1971年試招工農兵學員8916名，從階級出身看，來自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和其他勞動人民家庭者，佔到總數的99.8%。1972年大多數高校都開始實行「推薦制」，當年北京11所高校招收的工農兵學員中，初中以上學歷者僅20%，初中畢業者佔60%，還有20%新生的文化程度相當於小學。為讓新生具備聽課能力，高校不得不增設半年的文化補習班。

北大學生，1972年4月。當時，大學生都是「工人，農民，士兵學生」。

很多1977年考上大學的人們，都有參加推薦被刷下來的經歷。首先，政審關不好過，「黑五類」出身的青年，表現再好，都是沒有機會的。作家陳建功高中畢業後到煤礦做工，1973年得到師傅們一致推薦，加之又發表過歌頌「工農兵上大學」的詩歌，以為穩操勝券。誰知道因為父親是「臭老九」，自己有「反動言論」，陳建功還是被擋在大學門外。

更重要的是，所謂「推薦」，並無實際標準，全憑領導一句話，以至在很多地方，上大學成為幹部子女的一項特權，流傳著「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的說法。

早年在四川下鄉的薛道華，所在公社1976年獲得兩個推薦上大學的指標，一個給了他，另一個給了某休養院副院長的孩子。實際錄取時，薛道華上大學的名額被休養院另一副院長的子女頂替，他被安排到成都無線電機械學校，結果當時縣文教局局長的女兒也要上學，又把薛道華擠到了「中師」——溫江地區師範學校。開學時，薛道華抱怨了一句：「我填寫的大學錄取表，怎麼會錄取到中師？我有點想不通。」第二天，他的中師錄取通知書也被收走了。

《我的1977》

作者：陳建功 等

版本: 中國華僑出版社 2006年12月

恢復高考

1977，「恢復統一高考從今年開始」

1977年6月，「文革」結束已經半年多了，但中央對高等教育改革尚無指示。在太原召開的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上，有些教育工作者想改革「推薦上學」，又不敢否定「兩個估計」，於是推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即在工農兵學員之外，允許成績突出的高中應屆畢業生直接上大學；同時，將上大學的文化門檻，由初中程度提升至高中水平。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李琦後來說，「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夠提出上述規定無疑是可貴的，但這樣局部的改進顯然不能適應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那麼，要恢復高考，必須中央直接推動了。

太原會議後不久，鄧小平復出，要求「找一些敢說話有見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員，在自然科學方面有才學的，與『四人幫』沒有牽連的人」，參加在北京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

與會者談到高校招生弊端，武漢大學副教授查全性直言，「一是埋沒人才，一些熱愛科學有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二是卡了工農兵子弟上大學，他們如果沒有特殊關係是上不了大學的」，「三是壞了社會風氣，助長了不正之風，而且愈演愈烈」，「四是嚴重影響了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他希望恢復全國統一招考，「今年能辦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去辦」。吳文俊、鄒承魯等與會學者紛紛對查全性的發言表示同意。

查全性，著名電化學家，武漢大學教授、博導，中科院院士。在其積極建言下，停止了11年之久的高考於1977年冬季恢復。

時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長的劉道玉回憶，鄧小平在查全性發言後說，「『十六字』方針必須推倒，恢復統一高考從今年開始。」教育部部長劉西堯說：「今年恢復高考來不及了，招生工作會議已開過了。」鄧小平說：「今年就改，看準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開一次招生會議就是了。」最後，他提出：「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

於是在太原會議後，1977年又召開了第二次全國高校招生工作會議。會議期間，鄧小平找劉西堯等談話，要他們推翻陳見：「『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怎麼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你們的思想還沒有解放出來，你們管教育的不為廣大知識分子說話，還背著『兩個估計』的包袱，將來要摔筋斗的。」

在很多回憶中，當事人都特別提及鄧小平對政審的簡化，「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避免考生因家中親屬的「歷史問題」被牽連。

鄧小平和恢復高考後的大學生

在教育部發布的《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中，規定工人、農民、知青、複員軍人、幹部和應屆高中畢業生，在20-25歲；「對實踐經驗比較豐富並鑽研有成績或確有專長的」，在30歲以下，只要滿足三個條件：「政治歷史清楚，擁護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革命紀律，決心為革命學習」「具有高中畢業或相當於高中畢業的文化水平」「身體健康」，都能報考。

為了最大程度招納人才，還特別規定，「在校的高中生，成績特別優良，可自己申請，由學校介紹、參加報考」。具體招生工作，「實行自願報名，統一考試，地市初選，學校錄取，省、市、自治區批准的辦法」。由於「文革」期間沒有統一的教學大綱，中小學教育有名無實，各省教育水平差別很大，所以此次高考由各省自主命題。

備戰高考

從頭來過，全國上下手忙腳亂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復高考。當天，天南海北的知青也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播報中，聽到了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在很多回憶中，他們不約而同地用杜甫那句「漫卷詩書喜欲狂」形容當時的心情。知青們有機會上大學了，但要複習，一沒有時間，二沒有資料。

無論是廠里做工，還是鄉下務農，想參加高考的青年們都只能在工作之餘，擠時間複習。在山裡插隊的劉延民每天從早上6點到晚上7點，要喂三次大豬、六遍小豬，還要準備飼料、砌豬圈、墊豬圈等，只能利用有限的空餘複習。參加1977年高考前，王新輝在一個山村中學當老師，要在批改完學生作業、備好課後，才有時間複習下要考的內容。他回憶，「時常是一邊吃飯，一邊背記，晚上一邊洗腳，一邊看書」，不得不通宵達旦。

無論是廠里做工，還是鄉下務農，想參加高考的青年們都只能在工作之餘，擠時間複習。電影《高考1977》再現了這一場景。

相比於時間，複習材料更加緊缺。當時文理科都要考政治、語文、數學，文科另考史地（歷史、地理），理科另考理化（物理、化學），外語作為參考，不計在總分。為能獲得這些科目的資料，考生們各顯神通，有人拿出留了十年的中學教材，有人得到城裡親戚寄來的油印材料，還有的人只能手抄各種習題。

材料都是有多少複習多少，現在任教於首都師範大學的孫文泱回憶，他姑姑從上海寄來好幾冊《幾何》《代數》，有了豐富的數學材料；弟弟在一個中學任教，幫他找歷史老師要了十幾頁有關中國史的填空題；世界史資料用的是他爸爸單位發的周一良、吳於瑾《世界歷史》；地理內容不多，只有一些傳抄的材料。

複習之餘，考生們還要想報專業的事。「文革」剛剛結束，人們對於「文科」心有餘悸，傾向於學理工科、技術類的科目。後來從事黨史研究的薛慶超曾說，「在七七級大學生中，凡是報考文科的，基本上都是因為報考理工科，沒有考上大學的把握，才這麼做的」，這種說法當屬實情。

歷史學者雷頤從軍隊報考大學文科，成績高於重點分數線，但雷頤的父親希望他放棄入學，補習下數理化，來年再考，上個理工科大學。總的來說，當年大多數考生填報學校和專業時，都比較隨意，首選把握最大的或最熟悉的。在他們當時看來，只要能上學就好，上什麼學就相對不那麼重要了。

「對於一個曾經以千萬人的青春為代價、狂熱地廢除過考試制度的社會來說，更應該珍惜這來之不易的考試制度，並不斷使之更加科學、合理，更趨完善。」——「老三屆」、學者雷頤

招考部門也和考生一樣忙亂。1977年召開了兩次招生會議，錯過了正常的招生日期，直到當年10月，招生意見才通報到各省。高考已經11年沒有進行過了，現在一恢復就是面對幾百萬人參加的大考，無論是考前命題，還是對監考人員的培訓，都極為緊急。

如遼寧在得到恢復高考消息的第二天，就組織了20多人的命題組，送到一個遠離市區的賓館裡工作。直到這時，命題組的老師們才得知基本原則——考查範圍不超過高二，以基礎知識為主。20餘天后，經過數十次審核和校對，遼寧省高考試卷才交付印刷。

1977年山東高考試卷

在當時，印刷試卷的紙張需先向本省計劃委員會申請，再由出版局調撥，但恢復高考時已屆年尾，沒有多餘的紙可供使用，一些省份於是奉命徵用了準備印刷《毛澤東選集》第5卷的紙張。由於經驗不足，河南、山東一些地方把正反兩面的試卷，只印了一面，導致考生需要參加補考；吉林延邊印刷試卷時，對廢紙處理不當，出現了泄題情況。

即使是裝試卷的麻袋都不敷使用，那時麻袋是防洪和戰備的專用物資，如雲南是省委親自下令，才徵用了2000多條麻袋。當時在江蘇組織高考工作的胡星善說，「試卷印妥後如何包裝，用什麼袋子，裝多少份，有什麼保密要求，袋子上需要何種說明等等，必須精心設計，現做實驗、現寫說明、現訂貨、現投產……」，一切都是從頭來過。

1977年的高考報名點，時常能看到大齡考生拖兒帶女來報名

考場實錄

公平的回歸改變了不正常的教育秩序

時隔十年，能重新走進高考考場，大多數人用行動表示了對此次機會的珍視。在北京監考的魯崇英回憶，「我原來想，青年們被『四人幫』毒害了這麼多年，個別人考試答不上來，可能搗亂。沒有想到，考場秩序會這樣好，考生態度會這樣端正。學生真的變樣了。有些過去被『四人幫』一夥罵得抬不起頭來的老教師，今天看到學生這樣遵守紀律，尊重老師，嚴肅認真地對待考試，感動得熱淚盈眶。」

其實魯崇英擔心的事，並不是沒有發生。如一名遼寧考生在數學試卷上寫詩，控訴「四人幫」當政，自己失去學習機會：「寒冷考試場，心緒漫無邊。猶念『四害』滔天罪，坑殺青少年。蹉跎晃十年，禍國談何淺。罪當千剮難消恨，報國恥空拳。華主席英明，一舉澄空間。江山絢麗花萬朵，抒志在明年」。

考生水平普遍不高，還是在遼寧考場上，史地試卷有一道題問：「中國的四大發明是什麼？」有考生回答：「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還有考生說「長矛、大刀、火箭、原子彈。」語文試卷有一道題要求翻譯：「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考生答：「姐夫領著小姨子去游泳，到那裡後看見游泳的人很多沒有下去，那是不道德的……」如此種種，並不鮮見。

自古就有的考場弊案，1977年高考也不例外。河北省故城縣發生了一場特大舞弊案，縣委書記以下數十名幹部涉案。縣委書記馬連寶共有6個女兒，前三個女兒都通過「推薦」上了大學，他還想故技重施，把高中在校的四女兒送進大學。

馬連寶先後找到文教局長、招生辦主任，讓他們「幫忙」。考點負責人給縣委書記家「小四」換了三次考號，安排成績好的學生坐在她旁邊；考試期間，馬連寶派通信員以送葯為名，給女兒傳送答案。故城的其他多名縣委常委也利用職權，或者巧妙安排座位，或者改試卷。被查處後，馬連寶說：「我不知道今年(招生)辦法改了。」——公平確實回來了。

即便在考場上發揮良好，也不意味著你能正常上名校。1977年高考，取消了原本要查祖孫三代的政審，沒有了充滿黑幕的「推薦上學」，但「文革」十年的思維慣性，並不會因一個文件、一次高考就改變。在高考政策的執行中，還是有不少考生受到政審的刁難。在教育部發布的《招生工作簡報》里，經常能看到一些成績很好的考生，或者因為父親是國民黨，或者由於母親是「右派分子，與日特有聯繫」，而被縣裡扣押材料，無法錄取。

1977年12月11日，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考生精神抖擻邁入考場。

王代文兄弟的經歷更為荒誕，他們出身教師家庭，參加1977年高考一起上線後，有幹部公開質疑：「這是什麼政策，讓地主資本家的子女上大學！」「他們家只能去一個！」這兄弟兩人同母異父，王代文的生父被認為是「畏罪自殺」，他本人則「對現實不滿」——在給朋友的信中說「近段時間新歌不多」，同時「走資本主義道路」——在裁縫鋪里幫人裁過一兩件衣服。於是王代文的弟弟去上了大學，他只好第二年再考。

1977年有570萬人參加考試，經過擴招，本科、大專總共招生27萬人，錄取率4.8%，是中國高考史上錄取率最低的一屆。同過去的「推薦制」相比，這次考生質量得到了保證，清華大學在黑龍江錄取的7名新生，有5人數學考了100分；在廣西錄取14人，數學平均80分，物理85分。北京大學在福建錄取的文、理科新生，最低分290分。高考選拔人才的功能終於開始恢復了，中國又有了真正的大學生。

1978年錄取通知書

到1978年，高考制度確定下來，但還是很特殊。制定複習大綱必須照顧當時考生的實際水平，負責物理編寫的老師擔心，「這幾年中學教三機一泵，一下子轉成力學，彎子太大」「考動力學，但不知道中學是不是有天平」。大綱最大限度地兼顧了考生的特殊性，如歷史考題以中國史和近現代史為主，外語考題要求在初三水平。參加這一年高考的人數，超過了1977年，達到621多萬，直到2003年這一紀錄才被打破。

恢復高考，最大的意義在於恢復了公平。當初從學校走出後，走進工廠，下到鄉間的年輕人們，不會想到還有機會重回校園，成為作家、科學家、領導幹部，他們的命運確實是因這次高考而改變。但是，當我們注意到5%左右的錄取率，也會知道，真正因為這次高考改變命運的人，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高考的意義，更多地還是改變了中國不正常的教育秩序，是中國逐步走向正軌的一個標誌。

本文整理自2017年4月22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2—B03版；作者：楊津濤；編輯：孔雪，張進。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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