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揚談古詩文教育的「桐城家法」

原編者按：葉揚先生出身詩書世家，葉家是桐城「七大家」（張、姚、方、馬、左、吳、葉）之一，他的祖父葉玉麟是桐城派古文大家，外祖父鄭孝胥為晚清詩壇「同光體」領袖、書法大家；父親葉蔥奇精研唐詩，著有《李商隱詩集註疏》《李賀詩集註疏》，母親鄭文淵系大家閨秀，雅擅英文。到了葉揚先生這一輩，家風得繼，長兄葉治（筆名主萬）從事英美文學翻譯，譯著等身，葉揚先生獲哈佛比較文學博士後，於加州大學執教；其他兄弟姐妹，也都從事文化科技教育領域的工作。葉揚先生說，葉家有home-schooling的「家學」傳統，包括他的大哥在內，兄弟姐妹小時候都沒有在外面上過學，都是家裡自己教。從此次訪談中，我們可以窺見傳統讀書人家教育子弟的方法。

（葉揚像：澎湃新聞 劉箏 繪）

想先從您小時候談起。我們都知道，您是桐城「七大家」葉家的後人，祖父是桐城古文大家，父親也是古典文學專家。您小時候學習古詩文，是否按照桐城派傳統來講授的呢？

葉揚：小時候知道家裡原籍是桐城，因為戶口本上「籍貫」項寫著「安徽桐城」，但我其實是在上海出生長大。小時候在家裡念書，從沒有刻意地說是桐城派的家法。不過，這裡面也還是有淵源的，因為祖父（諱玉麟）是桐城派最後一位大家馬通伯（其昶）先生的大弟子，錢基博的《中國文學史》裡面講桐城派，最後就講到馬通伯和祖父。

此外，我們家裡習慣叫姚永朴為姚二先生、姚永概為姚三先生，這兩位是「桐城派三祖」之一姚惜抱（鼐）先生的後人，馬通伯是他們的姐夫（他們的大姐嫁給了馬先生）。我父親（諱蔥奇）小時候也得過姚二先生的指教。父親是在南京出生的，離安徽比較近，我的曾祖父就是南京治下的江寧縣的縣太爺。父親教我的方法，正是他自己童年時代受教育的方法，從這個角度來看，你可以說這是「桐城家法」，但我們很少把「桐城」這兩個字掛在嘴邊。當然，慢慢地我也會知道，比如經常從我父親那裡聽到，「《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這些村學陋籍怎麼能用」，這也許就體現出壁壘森嚴的「桐城家法」來了。

您還記得父親教您讀古詩文，用的是哪些課本嗎？

葉揚：我們講古文，用的總是姚惜抱先生的《古文辭類纂》。我的中文啟蒙過程，在以前刊發的《同等學歷的歲月》那篇文章中寫得比較詳細。我在認字之後，讀的第一本書就是《三字經》，這本書除了各類人文基本知識之外，還涉及一點歷史和歷代名人，父親教我的時候就像講故事。

葉揚的父親葉蔥奇在上世紀五十年代

《三字經》讀完之後，就是《四書》，從《論語》開始。我還記得我以前用的那本《論語》，讀的時候要在書上用紅筆去圈點，我在那篇文章裡面也講過，還拿一張書籤形狀的長的白紙條夾在書里，紙條由上往下有從一到十共十個數字，先把十露在外面，讀一遍之後抽出來，再讀九，再讀八……一篇課文要讀十遍。我小時候腦子還算靈活，一般到五六遍就背下來了。《論語》《孟子》就是這樣一字不漏地背下來的。之後再讀《大學》和《中庸》，坦白講，當時覺得很無趣，尤其是《中庸》，因為不懂，父親給我講了，還是不怎麼懂。不像《論語》，有一章是講孔子的日常生活，他怎麼走路、怎麼吃東西，這一章我覺得特別好玩。《孟子》也很有意思，這裡面的孟子，給我小時候的印象特別深，覺得是個山東好漢，大丈夫。

然後，我父親給我用了一部書，外面很少見，叫《讀史論略》，是從《綱鑒》裡面抽取出的精華，薄薄的一本，基本上把中國歷史講了一遍。這本書讀完之後，就是《左傳》和《禮記》，沒有全部讀，尤其是《禮記》，後面有些章節講到繁瑣的喪葬制度，父親就跳過去了。

除了《左傳》《禮記》之外，還要念古文。父親從《古文辭類纂》裡面選了一百篇短文，韓昌黎的《馬說》是第一篇，柳子厚（宗元）的《永州八記》也全選進去了。念這些短篇古文的時候，我已經上了初中，理解力上去了，讀得就比較深入，有些片段一輩子都不能忘記。比如柳子厚在《袁家渴記》中寫大風，說「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紅駭綠」，去年我在上海圖書館講《牡丹亭》，說到字的搭配，「奼紫嫣紅」，「奼」與「紫」、 「嫣」與「紅」怎麼會搭配到一起呢，其實前人早有這種用法，舉的就是「紛紅駭綠」這個例子。除了柳子厚，沒人這樣搭配過。那段時間，我讀古文收益最大。

前面說的是古文，父親是怎麼教您學詩的呢？

葉揚：實際上，詩，父親教得很少，桐城的老規矩還是以文為主，《四書》是綱領。在我讀了《左傳》《禮記》之後，好像意思是學文有餘力，然後才去學詩。詩並沒有放在首位，父親連《詩經》都沒有教，他讓我自己去看，「風雅頌」的「頌」不必看，「風」可以看看，「雅」也可以選幾首看看。但是父親給我講過一些漢樂府，樂府詩有個好處：故事很多。比如《陌上桑》，父親給我講，你看，羅敷長得好看，但是詩里一句也不直接描寫她怎麼好看，都是從路人的神態見出她的好看。父親講書，的確跟我上中學之後受到的語文教育很不一樣，中學的語文教育都是講「中心思想」，圍繞思想性，父親總是從藝術性入手，講《孟子》的章法，講文章裡面的波瀾。

葉揚的母親早年隨他的外祖父讀詩時自己手抄的《海藏樓選詩》，上有她的圖章；中間上面和右邊兩冊是七律，其他兩冊是七古，全謄抄在當時的老式「作文簿」上

基本上，詩都是我自己看的。家裡有一部我外祖父鄭海藏先生（諱孝胥）教我母親（諱文淵）的詩集，是外祖父選的，先選了他自己的七律，大約三十首，裡面有很多重九詩，外祖父每逢重陽節必作詩，人稱「鄭重九」。後來父親講，為什麼外祖父教我母親，從自己的詩入手呢，因為外祖父的生活經歷，母親很熟悉，從身邊人的作品入手，更容易學進去。這以後，就是杜少陵（甫）和陸放翁（游）的七律。父親以前批評《唐詩三百首》，說：《秋興》八首是一個整體，怎麼能割裂開來，從中間選兩首呢？這什麼選法，亂七八糟！外祖父的選本裡面，《秋興八首》《諸將五首》《詠懷古迹五首》都是全部收錄的。

這些讀過之後，就是王摩詰（維）、李太白、杜少陵、蘇東坡（軾）的七言古詩。他選得很特別，五言古詩一首不選，我至今也不太清楚是怎麼回事。七古以誰為主呢？杜少陵非常多，蘇東坡也非常多，當中不少是題畫詩。我最早的對詩與畫的關係的認識，就是從外祖父這個選本裡面來的。

葉揚的父親葉蔥奇與母親鄭文淵在上世紀五十年代

這些書教完之後，我也快要上中學了。母親去世後我們搬了家，所以我很幸運，街道里弄沒有發現還有我這麼一個一直沒上學的小孩，我在家裡待到十四歲才去上學。我的小姐姐葉逢當時正在市三女中讀高中，父親跟她說，給你講一講蘇詩。當然，東坡的詩我在外祖父的選本里已經讀過不少了，但是父親這次專講五言古詩。他也不刻意教我們作詩，用文言作文是教過的，比方說，有一次，全家一起去中山公園，回來父親就讓我寫了一篇《兆豐園遊記》，還有一次全家去南翔郊遊，回來父親又讓我寫了一篇《南翔遠足記》。

雖然父親對我們作詩沒有什麼要求，但他一再講，作詩要從五言入手，先把句子寫平順了，然後再去考慮其他；律詩先不要作。父親講的蘇東坡的五言詩我是旁聽的，也動手把這些詩一首一首抄下來照背。這些是到中學為止我自學的經歷。我小時候就是這樣讀書的，從沒有明說是按照桐城派的傳統來，但是桐城派的規矩還是在那兒。

您的詩文吟誦與一般人所熟悉的普通話吟誦截然不同，富於音樂之美，給人以極深刻的印象。您的父親是如何教您學習詩文吟誦的？

葉揚：父親從未刻意教過，但是自幼耳熟能詳，大哥的三個孩子，我是看著長大的，家人（譬如我大姐）哄襁褓之中的他們入睡，也在用父親的腔調吟東坡詩。1949年之後父親就沒有在外面工作，教我的時間最長，聽也聽熟了。

那麼，您父親的吟誦之法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葉揚：可惜我已經不能再向他提出這個問題，而只能猜想了。是童年時代在南京，跟祖父、跟姚二先生所學？有沒有結合主辦「麗澤文社」、「晦明文社」的唐元素先生（即瓜爾佳氏震鈞震在廷先生）的吟誦之法？（詳見《百年斯文》150、153-154頁，父親去文社上課時，年僅十三歲）這些，如今都不得而知了。不過有一次父親給我模仿外祖父吟詞，外祖父用的是福建腔的官話，那調門兒跟我們家裡的確實不太一樣。

當時您自己喜歡的古詩文有哪些，還回憶得起來嗎？

葉揚：父親教過我的詩文裡面，《孟子》對我的影響特別大。這可能跟我本人的性情有關。我總覺得，夫子這個人溫柔敦厚，很少發脾氣，但是孟子不一樣，他的人格非常突出，非常有原則。也正因為孟子的關係，我後來偏好陽剛一類的古文。曾文正公有「古文四象」之說，將古文分為陽剛、陰柔兩類，陽剛的代表人物就是韓昌黎（愈），陰柔則是歐陽文忠（修）。所以我特別喜歡韓昌黎的詩文。記得我在復旦讀書的時候，有一次和一位同學一起去拜訪楊豈深先生，那時候楊先生還是外文系系主任，住在萬體館對面的一幢高樓裡面。他見到我們，讓我們坐下以後，劈頭問我的一句就是：中國詩你喜歡誰的？我是英文專業的學生，他卻不問我們這方面的問題。我答說韓昌黎。楊先生很奇怪：為什麼是韓昌黎？我就跟他講了一通如何欣賞陽剛云云。

當然，也不能一味地陽剛，所謂有「百鍊鋼」，還要有「繞指柔」。我家裡詞是不教的，完全讓我們自己看。我很喜歡蘇辛詞，蘇東坡能寫「大江東去」那樣豪放的東西，但是「似花還似非花」這樣陰柔的句子，他也能寫；辛稼軒（棄疾）能寫「渡江天馬南來，幾人曾是經綸手」，但是到了「寶釵分、桃葉渡、煙柳暗南浦」，「百鍊鋼」一下就能化為「繞指柔」。李易安（清照）也是如此，「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她能寫，「天接雲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她也能寫。所以，陰陽剛柔也是要相兼的。

一開始我是不大要讀詞的，嫌它大多過於陰柔，後來慢慢才轉變了觀念。義大利歌劇有個術語叫falsetto，意思是假嗓，實際上詞這個文類一開始就是falsetto，男人要模仿女人的聲音，寫了給歌女唱的，《花間集》里收的溫飛卿等人的詞就是這樣的。到了蘇東坡，才把詞變成自己抒發胸臆的工具，所以李易安才會說，「詞之壞自東坡始」。但是在東坡之前，李後主已是如此，前半生做帝王的時候，詞寫得不怎麼樣，因為是寫給宮女唱的，不是他自己的東西，後半生成了階下囚，沒宮女給他寫詞唱了，全是他自己的東西，詞一下子就不一樣了。

「文革」時期正值您的少年時代，那個時候，您還會隨著父親讀古詩文嗎？

葉揚：我1962年進五四中學讀書。那時候的功課負擔不像現在的孩子們這樣重。五四中學是重點中學，每天有六節課，第六節總是自修課，學校的作業，自修課上都可以做完。回家之後，要麼打球，要麼和弄堂里的小朋友一起玩，時間很多。我就和父親講，小時候四書囫圇背了一遍，好多都沒懂，我要再看一遍，尤其是《大學》《中庸》。初中時代，重讀一遍《四書》，收穫非常大，不懂就隨時去問父親。

到了「文革」，外部的環境當然很亂，但是家裡面還算好。紅衛兵第一次來抄家，把父親收藏的郵票拿出去撕了，因為有幾枚是民國郵票，上面有蔣中正的肖像，但是書都沒動。到了我小姐姐在復旦出事的時候，復旦的紅衛兵又來抄家，但是非常幸運，他們是跟著復旦外文系的王老師一起來的，都聽王老師的話。王老師打開父親和大哥的書櫥，看了一眼，說，這都是他們專業的東西，沒什麼，又把櫥門合上，保住了家裡的藏書，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上世紀六十年代，葉揚與父親在一起

「文革」時期，關起門來，我還是跟著父親繼續讀古文。以前他給我選的一百篇短的讀完了，還想讀點長的。從1968年到1971年我離開上海去江西這三年之間，父親就把《古文辭類纂》中那些長篇的古文——比方三蘇的策論，《三國論》《留侯論》《高祖論》等——挑出來教我讀。桐城派當然是講古文，不講駢文的，不過父親倒沒這個門戶之見，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不算古文，他教了；庾信《哀江南賦》是駢文，典故非常多，他很仔細地教我讀。他說，江淹的《恨賦》《別賦》都是好文章，《文選》裡面有，你自己去看。所以，那個時候，我看了很多賦。

小時候還讀過一本《龍文鞭影》，裡面全是典故，記得父親有一次說，賦其實比古文容易寫，它有一個公式，把那些典故弄熟了，套進公式就可以了；可是古文要寫好，那就難了。《古文辭類纂》之外，他還用過王先謙編的《續古文辭類纂》，讀桐城派的古文家的作品，從桐城三祖的方（苞）、劉（大櫆）、姚，一直到梅伯言（曾亮）等人。我一開始讀桐城派的古文，譬如姚惜抱先生的《登泰山記》，沒看出好在哪裡，只覺得乾枯，其實那種文章是非常精練的。

記得當時家裡有一部《聊齋志異》，父親告訴我說：你讀過《史記》，那是太史公書，《聊齋》是異史氏記，一定要讀，蒲留仙的文章棒極了！《聊齋》讀起來就挺有意思，偶爾用些典故，也不難懂。其中有一篇《嬰寧》，說嬰寧愛笑，總有二十來處寫她笑，沒有兩處是相同的，就好像《蘭亭序》中的「之」字，沒有兩個是寫得一樣的。

當時您讀的詩有哪些？

葉揚：詩，父親讓我自己去看高步瀛的《唐宋詩舉要》、姚惜抱的《近體詩鈔》。我家藏有一部方回的《瀛奎律髓》，版本非常好，上面有紀曉嵐（昀）的批註。

我覺得紀曉嵐這個人非常了不起，我有位中學同學叫王鎮遠，後來在復旦中文系師從王運熙先生讀研究生，他發表過研究紀曉嵐的文學批評的論文。現在一般人所熟悉的紀曉嵐，是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里那個形象，其實他是有清一代的大批評家。而且他有文學史的觀念，這是別人所沒有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四庫簡明目錄》許多內容都出自他的手筆。拿西方文學來舉個例子，在賀拉斯之前，荷馬一直被奉為神明，直到賀拉斯才直言無諱地說，荷馬有時候也打瞌睡；紀曉嵐也是這樣，不管你是杜少陵還是蘇東坡，寫得不好的，他都要批評。紀曉嵐的批評，對我是啟發最大的。所以，有一次我也講，現在中文系、外文系的學生，不懂得如何去「品」了：好的，好在哪裡，壞的，壞在哪裡，如今都不知道了。中國文化裡面這個「品」字非常重要，「品」者三口，兩三個人湊在一塊兒，一張口就要開始品評了。父親跟我說，要知道詩的好與不好，去看《紅樓夢》里香菱學詩那一回，看看黛玉怎麼教香菱的，那也是一種「品」。

等您逐漸成長之後，您對早年讀過的詩文的理解，與最初有什麼不同嗎？

葉揚：年紀漸長以後，我也在跟著大哥學英文。在家裡是先學中文，然後隨著母親學英文，學了半年之後，母親去世了，就跟著大哥繼續學英文。進中學之前，已經讀了狄更斯《雙城記》的原文。

「文革」之中，父親、大哥都在挨斗，父親拿著掃帚打掃完弄堂，回到家裡，關起門來，就讀喜歡的書，自有一番樂趣。我向大哥提出來，中學四五年，英文沒再往下讀了，都是自己讀書，比如司各特的小說，請大哥繼續教我。大哥教我，是按照的正統的英國散文傳統來講的。他讓我先從《旁觀者》上愛迪生和斯梯爾的散文開始，隨後讀蘭姆、黑茲利特，一直到二十世紀初的比爾博姆、切斯特頓，一家家讀過來。大哥從聖約翰大學英文系畢業之後，後來到了光華大學任教，周煦良先生是系主任，徐燕謀先生是教授，我大哥從助教做到講師，他喜歡英國散文，跟徐先生是一個路子的。「文革」前的高校英語課本《大學英語》第七、第八冊是徐先生編的，其中也選了好多英國散文。這些年跟著我大哥讀英國散文，對我進一步理解中國古文，是很有幫助的，將中西文章章法兩相比較，很有進益。

大哥還教我念了一部史蒂文森的《趕驢旅行記》，其中的風景描寫漂亮極了。正因為讀了西洋的遊記之後，到了美國，我才知道，若是要把《登泰山記》用英文講給洋人聽，除了研究古羅馬文學的專家，沒人能夠欣賞。

上世紀五十年代葉揚與大哥主萬在一起

拉丁文文學與桐城派古文在簡潔這一點上是相近的，賀拉斯的《詩藝》，很短的一行，譯成中文就要花費很大的篇幅。《趕驢旅行記》里那種非常漂亮的描寫，只有張岱、王思任筆下的晚明小品才差堪比擬。所以我後來翻譯了一本《晚明小品》。那個時候父親已經過世了，書出來之後，我在心中默禱，請父親不要罵我，因為他要是看到我把歸熙甫（有光）的《項脊軒志》當作晚明小品，放在第一篇，肯定要不高興的：歸熙甫明明是古文大家，怎麼能把他的文章放在小品裡面呢？但是，歸熙甫的文章，的確和後來的晚明小品有相通之處。耶魯大學的史景遷教授為張岱作英文傳記，受過英美文學傳統熏陶的讀者就比較容易感興趣。我在UCLA有位好友，中文名字叫石聽泉（Richard E. Strassberg），他翻譯了一部Inscribed Landscapes，從酈道元的《水經注》、蘇東坡的前後赤壁賦一直到明清小品。這樣的文學作品，在西方是比較能夠被欣賞、接受的。（文/鄭詩亮 澎湃新聞記者）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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