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封遺書——紀念抗日英雄張自忠

作為軍人戰死沙場， 本可謂死得其所。 但張自忠的死， 何以壯烈異常， 讀罷將軍以身殉國前的兩封 「遺書」 ， 或許我們可以找到答案。

誓死報國

「仰之吾弟如晤： 因為戰區全面戰爭之關係， 及本身之責任， 均須過河與敵一拼， 現已決定於今晚往襄河東岸進發， 到河東後， 如能與三十八師、 一七九師取得聯絡， 即率兩部與馬師不顧一切， 向北進之敵死拼。 若與一七九師、 三十八師取不上聯絡， 即帶馬師之三個團， 奔著我們最終之目標(死)往北邁進。 無論作好作壞， 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 以後公私均得請我弟負責。由現在起， 以後或暫別， 永離， 不得而知，專此布達。

」這是1940年5月6日時任第五戰區右翼集團軍兼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渡襄河截擊日寇出發前， 致副總司令馮治安的親筆訣別信的內容。 該信原件現珍藏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簡短數語， 足以窺見張自忠將軍趕赴沙場以死報國的 「忠義之志」 和 「壯烈之氣」 。

其實， 張自忠早已抱有必死之決心。 據副官朱增元追述： 「每次出去打仗， 張自忠就留下遺書， 回來就燒掉。 」 他曾在不同場合多次講過 「我生則國死， 我死則國生」 的言論。 1940年5月1日， 他在告將士書中寫道：「國家到了如此地步， 除我等為其死， 毫無其他辦法。 要相信， 只要我等能本此決心， 我們國家及我五千年歷史之民族決不致亡於區區三島倭奴之手。 為國家、民族死之決心， 海不清、 石不爛、 決不半點改變， 願與諸弟共勉之。 」

這兩封遺存現世的珍貴遺書， 彷彿帶我們重回曾經那個波瀾壯闊的歲月， 讓我們再次追尋張自忠將軍慷慨赴死的人生腳步， 領略中國軍人在國家危亡、 民族苦難之時所表現出的隱忍和剛毅。

棄筆從戎

張自忠， 字藎臣， 後改藎忱。 生於清朝光緒十七年 （1891年） ， 家有良田百畝， 房屋百間， 頗為殷實， 為山東省臨清縣望族。其父張樹桂 （字冬榮） 曾任江蘇省贛榆縣知縣， 亦稱得上書香門第。 張自忠6歲入私塾， 後隨父至江蘇， 14歲因父去世， 隨母歸鄉。 1908年， 入臨清中學讀書。 張自忠自小接受孔孟之道及忠、 孝、 仁、 義舊道德的熏陶， 經常閱讀 《三國演義》 《精忠說岳傳》等古典小說， 尤其欽佩關雲長和岳飛戰死沙場、 精忠報國的豪邁。 這也鋪墊了後來張自忠於亂世之中所選擇的人生道路。

1911年冬， 張自忠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學堂,時值中華民族飽受列強蹂躪之苦難，更值辛亥革命浪潮席捲全國之際。 張自忠自此接觸到孫中山提出的 「三民主義」 ，思想受到進步學說的滌盪， 秘密加入同盟會， 初涉革命。

辛亥革命不久， 原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憑藉其所掌控的北洋軍事力量， 倚賴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 竊取了革命果實，於1912年3月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倒行逆施， 妄圖復辟。 革命形勢的風雲變化，引發了當時革命黨人的反思， 他們認為，要想挽救革命成果， 推行資產階級施政綱領， 務必要有可靠的武裝力量作為堅實後盾， 因此， 紛紛棄筆從戎。 這其中當然也包括秉性豪爽且有俠義之心的張自忠。

1914年暑假結束， 張自忠投奔奉天省（今遼寧省） 新民縣陸軍第二十師三十九旅八十七團車震麾下受訓。 1916年， 車震將其介紹給當時駐軍廊坊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 並在馮的建議下， 把字 「藎臣」改為 「藎忱」 ， 表示 「忠誠、 信賴」 之意， 開始真正的軍旅生涯。 1920年秋， 馮玉祥旅成立直屬旅部的學兵隊， 下屬2個連， 馮治安任隊長兼第一連連長， 張自忠任第二連連長。 馮治安詼諧幽默， 張自忠則剛毅寡言， 兩人剛柔並濟， 私交甚厚。 張自忠壯烈殉國前， 張、馮分別是第三十三集團軍的正、 副總司令。1922年春， 馮玉祥部為培養初級軍官， 在河南省成立學兵團， 馮玉祥親自兼任團長，張自忠任第一營營長， 實際負責全團工作，並於1924年春升任學兵團團長。 1927年，馮玉祥率部參加北伐， 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 張自忠升任第二十八師師長。 他善於練兵， 治軍頗有心得， 主張「嚴中有恩」 「恩威並施」 ， 深得軍心， 第二十八師更被馮玉祥讚譽為 「榮譽師」 。後馮玉祥備戰倒蔣， 被晉系閻錫山所困，宋哲元代任總司令， 任命張自忠為第十一軍副軍長。 1930年， 中原大戰爆發， 西北軍受到重挫。 1931年1月， 西北軍正式改編為第二十九軍。 張自忠力薦宋哲元出任軍長， 自己則出任第三十八師師長， 揭啟戎馬征程新篇章。

平津忍辱

「九一八」 事變後， 日軍加緊對華侵略， 1933年， 逼近華北長城沿線， 第二十九軍奉命趕赴長城喜峰口， 策應友軍， 先後斬獲喜峰口、 羅文峪大捷， 擔任前線總指揮的張自忠功不可沒。長城抗戰後， 第二十九軍駐防察哈爾省。 其時， 日軍妄圖肢解華北， 試圖拉攏宋哲元； 而南京政府感到華北局勢吃緊， 則需要宋哲元居中與日軍斡旋。 宋為求自保， 左右逢源， 企圖利用日蔣矛盾實行華北有限自治， 以保存和發展二十九軍實力。 在如此複雜的局勢下，

1935年年底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 宋哲元親任委員長， 張自忠任委員,兼察哈爾省政府主席。1936年5月， 張自忠調任天津市長。 1937年3月， 被派赴日本考察， 匝月而返， 這也成為後來國人詬病張自忠親日叛國的佐證。直至抗戰爆發前， 張自忠始終謹慎執行宋哲元 「舍小利而保大權」 的方針， 在經濟方面對日本做出了 一定的讓步。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 恰逢宋哲元不在北平， 他電示張自忠 「必須鎮定處之， 相機應付， 以挽危局」 。 張自忠一度代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北平市市長， 他秉承宋的意願， 與日方談判， 爭取和平解決。 同時， 向部隊發布 「只許抵抗，不許出擊」 的命令。 孰料日軍大舉攻城，二十九軍雖竭力抵抗， 折損大將數員， 但危局已定。 宋哲元決定率軍撤離北平， 要求張自忠留守， 並繼續與日軍周旋， 製造談判假象， 以緩和局勢， 爭取撤退時間。張自忠不得已臨危受命， 但卻由此成為眾矢之的， 一些報刊甚至撰文公然諷刺張自忠是 「自以為忠」 ， 更直呼其為 「漢奸」 「賣國賊」 。

其實， 自喜峰口戰捷以來， 張自忠個人是主張抗戰的。 他曾說： 「抗戰如果是自己的事， 早與鬼子拚命。 」 他在七七事變爆發後所採取的行為， 一方面出於軍人服從命令的天職和忠誠， 一方面也是對當時局勢的誤判。 1931—1937年， 在長達6年的時間裡， 南京政府對待日本的多次挑釁， 均採取妥協退讓的方式， 以局部事件做了結。 但作為 「不抵抗」 政策的實際執行者， 張自忠在後來民眾口誅筆伐時， 首當其衝， 幾乎是獨自一人在對當時政府的政策負責。 「他和包括他所在的第二十九軍， 已習慣於被當做中國與日本之間的緩衝。 」

從北京喬裝出逃時， 張自忠輾轉經過家中， 簡短交代了家事， 算作了訣別。 此時,他已然抱定必死的決心。 深究於此， 南京政府對日政策的模糊不明、 軍閥割據勢力的紛繁複雜、 民眾和輿論的壓力、 張自忠所受傳統舊道德的約束， 都促成了其慷慨赴死的決心。藎忱不死

1938年1月， 張自忠出任第五戰區第五十九軍 （由原第三十八師改編） 軍長，「戴罪圖功」 。 對此， 張自忠感到 「恩同再造」 。 他回到部隊， 訓誡部下： 「無論什麼部隊都可以打敗仗， 唯有我們不能打敗仗， 我們只有下定死戰的決心， 與敵人一拼到底，才能求得國人的諒解， 也才能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

在此後的幾次戰役中， 張自忠都親率部隊與日寇頑強奮戰。 1938年2月， 第五十九軍奉命南下， 增援淮河前線， 重創日軍， 此為淝水之戰。 同年3月， 張自忠率部疾馳臨沂， 主動請戰， 擊潰日軍號稱 「鐵軍」 的板垣師團。 在掩護第五戰區主力從徐州成功撤退以後， 張自忠又率部參加武漢會戰， 重創日寇於河南潢川。 張自忠連戰告捷， 戰功顯赫， 名聲大震， 晉陞為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 並獲寶鼎勳章嘉獎。儘管如此， 張自忠內心的苦悶仍然不能得以抒發。 徐州會戰告捷， 美國記者史沫特萊赴前線採訪， 她問： 「將軍， 中國的傀儡漢奸那麼多， 主要原因是什麼？ 你的看法是什麼？ 」 張自忠回答： 「不知道。 」 說完板著臉， 拂袖而去。 後來， 史沫特萊將這一細節寫入她的書中。 此事深刻說明 「漢奸」 二字之痛仍存張自忠心中。

1940年5月， 日軍大舉進犯隨棗、 宜昌地區， 張自忠的右翼集團軍擔任襄河河防守備， 戰局危急， 張自忠決定東渡襄河， 親臨前線督戰， 並在出發前寫下前述的兩封 「遺書」 ， 可以說， 是對平津忍辱的徹底宣洩。

張自忠， 一戰於淝水， 再戰於臨沂， 三戰於徐州， 四戰於隨棗宜昌。 馳騁沙場， 亦戰死沙場。 他在殉國時說道： 「力戰而死，自問對國家、 對民族、 對長官可告無愧， 良心可安。 」 他對這個曾經誤會他的民族， 未曾有過一絲怨言。 他給予國家這份最深沉的愛， 只求心安。 殉國後， 張自忠被追授二級上將， 成為二戰時期盟國陣亡將領中級別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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