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瀟：母親說，上海沒有想像中那麼高大上

文 |楊瀟

大概從兩三年前起，我媽就陸續跟我提起，「還沒去過上海呢」。作為一個去過美國日本東南亞的「見過世面」的老太太，作為一個不喜歡給兒子「添麻煩」的母親，她很少給我提什麼要求，當她提起時，我知道她是真的挺想去的。

對她們那一代人來說，北京是遙遠的、政治化的，上海則是觸手可及的美加凈、麥乳精（「我們那會兒已經不興這個了。」她否認道）、鳳凰單車、蝴蝶縫紉機，還有各種展銷會上的羊毛衫，總之，上海是唯一洋氣的存在。

小時候，每到過年孩子們都要穿新衣，這時候母親們發愁的就是如何在那個匱乏灰暗的中部小城淘到一件「洋氣的」的外套，我媽說，有一年外公去青島療養，回來時路過上海，給我買了一件小馬甲和一雙小馬靴，「你穿上那才叫一個洋氣！廠里的人哪裡見過這個啊……」我媽說起來興緻勃勃，為了避免她添油加醋讓「全廠轟動」，我只好慌忙問點別的打斷她的回憶。而外公去療養這件事，大概也因為聽起來洋氣，不知被她提起過多少次，雖然長工出身的外公在為那個國營廠礦工作了一輩子後得到且只得到過那一次療養，還是在他快退休時。

這個春天，我終於有時間帶我媽從北京下江南，上上海。坐上高鐵時她有點興奮，在靠窗的座位上她宣布：我要好好看看外面的風景！

自然，還沒到滄州她就睡著了。我坐在她旁邊，一邊惦記著上海的生煎，一邊讀埃德蒙·威爾遜的《到芬蘭車站》，這是一個美國文人梳理的社會主義思想及行動史，終點是1917年列寧搭乘火車回到俄國，領導布爾什維克發動十月革命。威爾遜的文字和他描繪的事件一樣宏大：「1917年的列寧，帶著用辯證法包裝著的維柯的上帝的殘餘，不用害怕羅馬教皇或新教大會，也不確定控制社會是否像控制機車載他前往彼得格勒這麼簡單，他估算著他的機遇精確到百分之一，他正處在一個偉大時刻的前夜，人類第一次，手上握著歷史哲學的鑰匙，要打開歷史的鎖。」這是整整100年前的事兒了，那把鎖後來又被試著開過若干次，每次都伴隨著——借用列寧在1917的話說，「歷史就像是一個兇狠的後娘，發起性子時，每一個人都要遭殃」，那是高爾基告訴他一位女伯爵企圖投涅瓦河自盡的時候。列寧說完閉上了眼睛，一幅無可奈何的陰鬱樣子。

當晚我們去了外灘，穿過洋氣的萬國建築群時我媽毫無感覺，隔著浦江看中國最華麗的天際線她也興趣不大，「沒有想像中的高大上啊。」她對我說。我說，你想像的得多高大上啊？她說，曼哈頓那樣的。我說，切，你在紐約的時候想著的可是深圳。總之她有點失望。我猜那只是因為那一部分不是「她的」上海。

第二天，我倆一人騎一輛摩拜單車大街小巷溜達時這一點得到了證實，見到每一處人頭攢動的菜市場和排著長隊的熟食店她都要張望一番，那些半空中開滿內衣褲的里弄也能勾起她的回憶，往裡面走一點就褪掉了沿街的小資情調，只有磚牆、枇杷樹和陰暗的單元門洞，和外公外婆的家很像。我倆不停地上車下車，闖入這個裡那個弄的，那些地方像每一個人兒時的午後那樣安靜。

最終我們騎到了城隍廟附近，她買了一堆10元一袋的五香豆，說老家廠里的人都饞它們呢。接著又要買10元一瓶的雪花膏送人，被我勸阻了。她惦記的另一樣東西是月餅，我也不知道她從哪裡聽說「上海的鮮肉月餅好」，反正，離中秋節還有半年的時候她咬下了平生第一口鮮肉月餅，又很快吐掉了（「一點也不好吃！」）。

我時常懷疑全中國的中老年女性有一個神秘的圈子，通過這個圈子，自釀葡萄酒（或者酵素）、抹綿羊油保濕霜、穿棗紅色衝鋒衣作為一種亞文化被再生產出來。難以置信現在還沒有出現一款基於廣場舞社交的中老年泛文化互聯網產品。

城隍廟挨著豫園，我們在裡面溜達了半天，黑瓦白牆上的「峰迴路轉」與園外紅色的「火熱招商」輝映，亭台樓榭則借景（反之亦然）遠處聳入積雨雲的世界第二高樓上海中心。那天人不算多，有不少安靜的角落，我腦袋裡想著中國文人在這方寸之間構築的自然，手卻在刷朋友圈，那幾天的熱點又是房價（但哪一天不是呢），新一波的主題是「房價是不是正在透支著北京年輕人的創造力和生活品質」。我媽也在刷手機，她關心的是315晚會曝光的那些問題產品是不是真的。

中午我們吃了生煎，當年我們那個廠礦單位里唯一一家生煎鋪就是內遷的上海子弟開的，我總記得那個老伯掀開鍋蓋撒芝麻時，裡面油滋滋的聲音和光澤，一口咬下去，也是油滋滋的香味。埋頭吃米粉時要小心脖子上掛的鑰匙垂到湯里，吃完了，背著書包去上學。到現在我仍然堅持認為，湖南米粉和上海生煎，是早餐的不二絕配。

下午我們出發去看陽奶奶，外婆家的老鄰居，上海人，2000年前後，上海允許當年內遷子弟遷回，她就搬回了上海。我們先坐地鐵到虹橋樞紐，又出來打車繼續往郊外走，臨近機場，的士在淞虹路行駛時，一架巨大的客機悶著聲音從前方低低擦過，消失在路左側一個板樓後面。看地圖覺得陽奶奶住得真遠，到了發現她們那兒也挺熱鬧，小區一片片的，遠一點還有聯排別墅，隔著一條小河就是大潤發超市，河邊有步道，也有行人休息椅。

進門時陽奶奶和家人正在看紀錄片頻道的《軍工記憶：三線風雲》，家裡布置得簡單溫馨，茶几邊有一大袋紙錢，是給她老伴兒的，提醒著清明將至。十幾年沒見，除了去年在北方不小心摔壞了腿還沒完全恢復，感覺陽奶奶好像也沒怎麼變，畢竟我很小的時候她就老了。她讓家人給我們倒茶，拿橘子拿德芙巧克力，她覺得我還是愛吃巧克力的小孩兒。

她跟我媽絮叨些家常，說起她在上海一個月能拿280塊錢交通補貼，本來的政策是老年人9點以後免費乘車，據說後來城市交通不堪重負，不得不取消這優惠，改成發補貼，這下子老人們都捨不得坐車了，存起來用。說到樓下的大潤發以前還是塊菜地時，我問她當初怎麼想到要在這裡買房，她說，以前在湖南廠里時，偶爾回上海探親，上海的親戚把她當鄉下人（我媽後來告訴我，有一次陽奶奶先去東北再去上海，被親戚要求脫掉外衣褲才能進門，理由是怕帶虱子進屋），她「自己沒有房子每次也住不久」，有機會回上海後，「就下定決心要買一個。」看房時回遷的幾家子弟口耳相傳，結果大家就買到了一個小區，賣生煎的那家人甚至就住在一個單元里，「幾個老熟人吃完飯，坐在長板凳上說說話。」

紀錄片《三線往事》的導演羅塵曾在文章中提到一個數據：三線建設期間，江浙上海等吳語地區的人口數量在6000萬左右，而其中的1/3在此期間遷往中西部參加三線建設。

在江南那幾天，我每天傍晚和我媽散步聊天（我的微信步數終於難得地追平了她），她說起自己的一個同學，回到上海以後幾十年未見，前幾個月同學們回湖南聚會，他好像得了失憶症一樣，一個人的名字都叫不出來。聚餐、敘舊、出遊，大家在一起待了兩周，他才慢慢解凍般憶起往事。聽我媽說他妻子去世後，獨居多年，我媽跟我模仿他說話的樣子，那就是一個反應遲緩、一直走神的老人啊。我參加過我媽同學的飯局，挺歡樂的，大家嗓門兒都很大，把往事加工成段子的尺度也大，看起來都有他們那個年代的強悍，但好像也總有人隨時就出離、走神了，大家嚷嚷著把他/她往「活在當下」（他們現在學會用的詞之一）拽一拽，那也就是拽一拽。大多數人就這麼過來了吧，接受、消化，不接受，罵罵後娘，還能怎樣。比較戲劇化一點的，經過編劇的提純，框上時代背景，就是王小帥的電影：Shanghai Dream（上海夢，《青紅》）、Red Amnesia（紅色失憶症，《闖入者》）。

資料圖：電影《闖入者》劇照

當然有時也會莫名其妙臨門一腳。陽奶奶當年買房花了6萬塊，均價不到800一平，如今這裡每平米房價超過了4萬，我把這事兒當笑談說給朋友聽，朋友笑評：都是親戚逼的。我想起大概在2005年前後——如果沒記錯那年誕生了「房奴」一詞——媒體熱衷於講述上海丈母娘逼女婿買房的悲情故事，熬到如今大概都成了喜劇。「當時手裡沒錢，」陽奶奶跟我們掰指頭感嘆，「那時候旁邊的別墅，一套17萬。」

本文原標題《上上海去》

【作者簡介】

楊瀟|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寫作者，遊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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