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傳奇大法官梅汝璈與東京審判

梅汝璈（1904——1973年），字亞軒，江西南昌人，是我國著名的外交家、國際法學家。他早年留學美國，獲法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從事數學、寫作、編輯、翻譯工作多年，並曾參與立法。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以後，梅汝璈代表中國擔任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在審判日本戰爭罪犯的過程中，梅汝璈堅毅果敢，機智靈活，同試圖包庇日本戰犯的某些勢力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為維護民族尊嚴、伸張國際正義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工作結束以後，梅汝璈拒絕了國民黨政府對他的任命，公開表示決不出任「司法部長」，並輾轉來到北京，投身新中國的外交和法制建設事業。在此後的歲月里，梅汝璈雖然遭受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終懷著熱愛祖國、無私奉獻的堅定信念，不計個人得失，多次撰文批評日本某些勢力企圖復活軍國主義、為侵略戰爭翻案的行徑，並承擔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的寫作任務（因故只完成了一半）。1973年4月23日，梅汝璈病逝於北京，終年69歲。

梅汝璈清華大學留美預備班畢業後，於美國先後獲經濟學碩士、法學博士學位。1929年回國，長期從事英美法學的教研工作。1946年，受國民政府任命，作為中國法官全程參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在國際舞台上運用法律武器捍衛了國人的尊嚴。梅汝璈有一句話流傳甚廣：「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初到東京的思考

1946年3月20日，梅汝璈飛抵日本，作為中國法官正式在軍事法庭履行新職。在當天的日記里，梅汝璈寫道：「我注視公路兩旁的景象和路上日本男女的表情。我的總印象是橫濱和東京的工廠都炸光燒光了……這是不能不叫我們要審判的那些戰犯負責的。他們攪亂了世界，荼毒了中國，而且斷送了他們自己國家的前途。」

梅汝璈細心地觀察日本社會，並如實記錄。隨著了解的深入，梅汝璈發現日本人的精神面貌和百姓生活並不像報紙上宣傳的那樣差。梅汝璈在日記中寫道：「我發現《日本時報》又一篇轉載拉鐵摩爾先生的論文……他這篇文章主要是警告美國：管制若不得法，日本不出幾年在工業上經濟上又可東山再起，操縱或獨霸遠東，而使中國、朝鮮、菲律賓等工業幼稚的國家沒有興起和競爭的可能。他相信日本是在裝窮裝苦，實際他們並不匱乏：否則何以公民營養得那樣壯健，體格依然比上海、北平或朝鮮一般人民好得多呢。」

開庭前的座次之爭

1946年5月初：中、美、英、蘇、澳、加、法、荷、新、印度、菲各國的法官、檢察官、律師聚集東京，召開開庭前的預備會議，討論法官座次安排問題。

法庭庭長是由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指定的澳大利亞法官韋伯爵士，他想讓兩位與他親近的英美法官坐在左右，於是便提議法官席次應按聯合國安理會慣例來安排，即以美、英、蘇、中、法為序。梅汝璈明白，座次表示著該法官所屬國在審判中的地位，為了國家的尊嚴和榮譽，應該當仁不讓。他主張法官的座次按受降國簽字的順序排列，這樣美國和中國便分處第一、二位，分別位於庭長韋伯的兩側。對於梅汝璈的提議，西方國家的代表不以為然。預演時，梅汝璈憤怒地說：「我拒絕接受這種不合理的安排。在日本的侵略戰爭中，中國受侵略最深，抗戰最久，犧牲最大，而英國卻只是一味地忍受和投降，中國絕不能接受排在英國之後，我認為中國政府也不會同意被安排在英國之後！」隨即他脫下象徵著權力的黑色絲質法袍，以退出預演相抗議。最終，法庭接受了梅汝璈的意見。

法庭內外的較量

盟軍總部國際檢察處選定了東條英機等28名甲級戰犯，作為審判對象。但日本天皇裕仁的名字沒有在戰犯名單里。美國政府以《波茨坦公告》允許日本在戰後保留天皇制度為由宣布不起訴天皇裕仁。梅汝璈主張審判裕仁，他在與其他法官交流時提出，保留天皇制度與起訴裕仁並不矛盾，可以由新天皇即位，同時起訴裕仁。梅汝璈的主張得到了其他一些法官的支持，只是後來由於麥克阿瑟的庇護，日本天皇才僥倖逃脫了法律的審判。

在起草判決書時，梅汝璈認為在日本的侵華戰爭中，中國人受害最深，最具發言權，日本侵華罪行這部分應由中國人書寫。面對堆積如山的證據和材料，梅汝璈和他的助手竭盡全力，向法庭提交了200多頁、長達十餘萬字的判決書章節。事後梅汝璈回憶說：「那些日子，我們就像鑽進成千上萬件證據和國際法典的蟲子，每天在裡面爬來爬去，生怕遺漏了重要的東西。

在法庭判決階段，由於各國法律體系以及法官對法律的理解不同，所以在給被告定罪的問題上存在著嚴重分歧。面對這種局面，梅汝璈憂心如焚，夜不能寐。他查閱了卷帙浩繁的資料，向法庭提供了有力的證據。例如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曾採用砍頭、挖心、水溺、火燒、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髮指的暴行，他主張對首惡必須處以極刑。在梅汝璈的不斷交涉、周旋下，許多法官認同了他的觀點，最後通過投票，決定判處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等對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的7名戰爭罪犯死刑。

東京審判結束後，梅汝璈被南京政府任命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司法部長，但他對國民黨政府已失去信心，於是託詞滯留日本。1949年年底，梅汝璈返回北京，擔任了政務院外交部顧問。但是新中國的學科建設基本上沿襲了蘇聯模式，執著於英美法學的梅汝璈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他在一份檢查里酸楚地寫道：「我實際上只是一本破爛過時的小字典而已。」

1962年，梅汝璈開始撰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他想將東京大審判這場正義與邪惡的較量如實留給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