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策與國運――析漢武帝身後的政治走向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數得上的幾個積極有為的皇帝之一，他的文治武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兩漢社會的面貌，成為了兩漢政治的遺產。對待這份遺產，他的繼承者抱有不同的態度，產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這就直接關係到國策的制定與實施，並進而制約著漢朝國運的盛衰。本文旨在通過對武帝身後政治走向的考察，以概略說明當時朝廷有關國家戰略抉擇的得失與利弊。

一、武帝晚年的社會政治危機

漢武帝奮發有為，自登基之日起就孜孜進取，希望成就一番偉業，為漢家天下開創一片嶄新的局面，所謂「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資治通鑒》卷二十二，武帝征和二年）。為此，在政治上，他貶抑相權以強化君主獨裁專制，「舉賢良文學」以擴大地主階級統治基礎，舉行封禪典禮以提高皇帝權威，實施「推恩法」以削弱地方勢力，任用酷吏以保證專制措施暢行全國。經濟上，他重農抑商以鞏固國本，算緡告緡以大量徵收工商稅資，設立鹽鐵專賣制度以控制經濟命脈，推行「平準」措施以壟斷商業活動，按「利出一孔」的原則操控國家全部經濟活動。思想文化上，他採納董仲舒、公孫弘等人的建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統一人們的思想，立五經博士，興辦學校以明確文化建設的導向，倡導孝行，宣揚廉德，移風易俗以教化天下萬民。當然，他平生做的最大一樁事業，是自元光二年（前133年）起連續39年之久從事反擊匈奴的戰爭，基本上摧毀了匈奴賴以發動騷擾戰爭的軍事實力，使匈奴再也無力對漢王朝構成巨大的軍事威脅，「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書·匈奴傳》）。其間他又先後平定東甌、南越，「通西南夷」，成就一番赫赫功業，這正如司馬相如《難巴蜀父老書》中所說的那樣：「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漢書·司馬相如傳》）以武帝一生行跡看，其為「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而立「非常之功」，乃是實至名歸的。

漢武帝的所作所為，主導的歷史意義無疑是正面的：對此漢代人早就有比較公允的評價「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遺大將軍、驃騎……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美之地……功業既定，至今累世賴之」（《漢書·韋賢傳》）。東漢桓譚也說：「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模獲前聖故事，建正朔，定製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武，武儀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惟漢家最為盛焉，故顯為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新論》）仰慕崇敬之心，躍然筆端。平心而論，漢武帝的確是有大功於中國歷史的風雲人物，這些頌揚不是沒有道理的。

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重性，漢武帝的赫赫功業也伴隨著嚴重的後遺症。他「多欲」有為的政治風格，直接導致了社會矛盾的高度激化，棘手難題紛至沓來，積重難返。這首先是國家財力、物力損失慘重，經文景之治積蓄下來的家底幾乎蕩然無存，「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書·昭帝紀》）；「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天下騷然……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藝文類聚》卷十二引荀悅《漢紀》佚文）。其次是階級矛盾日益尖銳，服役、租稅、酷刑、徵調、瘟疫、饑饉、水旱，使得廣大民眾精疲力竭、痛苦萬分，不得已鋌而走險，以武力反抗政治統治，導致整個社會面臨大動亂的深重危機：「盜賊滋起……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漢書·酷吏傳》）。其三是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產生較嚴重的分化與對立傾向，這嚴重影響了封建統治機器的正常運轉。他任用酷吏，迷信巫蠱，搞得上下不安，人人自危，極大地激化了統治者內部的矛盾，以至於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後聽邪臣之譖言，衛後以憂死，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處」（《新論·識通》）。使整個社會面臨動蕩甚至崩潰的深重危機。

因國策失誤而導致的種種社會危機，漢武帝本人在晚年是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的，曾明確表示，自己的作為乃是有不得已的背景，如果後繼者稟行不改，則必定會給國家帶來深重的災難，「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資治通鑒》卷二十二，武帝征和二年）並開始作某些政策上的調整，以彌補自己的失誤，化解社會的戾氣與憤懣，希望藉此緩和矛盾，重新穩定統治秩序，征和四年（前89年）他駁回桑弘羊等人有關輪台屯田的奏請，下《罪己詔》，對自己的晚年用兵勞民之失進行全面反省，徹底自我否定便是這方面的證據：「深陳既往之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漢書·西域傳》）並具體頒布《勸農詔》使「思富養民」的策略調整逐步得到落實：「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

常言道：「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亦善。」到這時，一生不懈追求權力與功業的漢武帝似乎終於從權力和功業的黑洞中走了出來，變得比較有人情味，有意識地去扭轉政治發展的方向。可惜的是，留給漢武帝的時日已經不多，他日暮西山，已是有其心而無其力了。從根本上扭轉滑向「亡秦之跡」政治趨勢這一歷史重任，不得不由他的繼承者來承擔了。俗話說，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可漢武帝卻反其道而行之，是他捅下大漏子，由別人來替他進行補救。

二、武帝身後的三種國策抉擇模式

當漢武帝「龍馭上賓」、撒手人寰之後，西漢王朝的政治也隨之進入了一個十分微妙的階段。這種微妙，主要表現為如何認識和繼承漢武帝所留下的政治遺產，即怎樣在「亡秦之跡」業已形成的背景之下，通過清晰明了的前瞻性戰略思維，利用戰略選擇與政策運作的槓桿，使漢朝統治這艘大船駛過急流險灘，重新進入平穩的河道，擺脫「亡秦之禍」的陰影。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團出於不同的政治動機，對此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決方案，從而形成了漢武帝身後的國策大論戰，並且在此基礎上作出了決定國家政治發展方向的新抉擇。（參見黃朴民《天人合一：董仲舒與兩漢儒學思潮》第158頁，嶽麓書社1999年版）

當時圍繞漢武帝身後的統治方略抉擇問題形成了三個壁壘分明的基本陣營，他們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召開的「鹽鐵會議」前後爭先恐後地粉墨登場，盡情表演，都亟切希望能按照自己的理念制定新的國策，使政治的演變遞嬗符合自己的基本利益。概括地說，這三大政治陣營分別是以桑弘羊為代表的循舊派，以賢良文學為代表的激進派以及以朝廷政治實際掌控者霍光為代表的穩健務實派。他們的具體主張，恰好地體現了三種截然對立、特色鮮明的治國理念與運作手段。

桑弘羊等人是漢武帝政策的堅定擁護者。在他們看來，漢武帝生前的一切作為都是合理正確的，甚至稱得上是盡善盡美。漢武帝推行「利出一孔」的經濟專制政策是高明的做法，鹽鐵官營是理有固宜，勢所必然，「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故鹽鐵、均輸，所以通財委而調緩急」（《鹽鐵論·本議》）。漢武帝反擊匈奴，開邊拓土更是保障國家安全的重大積極措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戰略選擇，讚頌漢武帝的武功是大漢帝業得以維繫的柱石：「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單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被寇災」（《鹽鐵論·結和》）。並進而指出，治國安邦不能侈談什麼王道、德政，而必須以法術為先，儒家理論充斥著迂腐性，實在於事無補，「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效也」（《鹽鐵論·論儒》）

鑒於這樣的認識，桑弘羊等人強調，凡是漢武帝定下的規矩一概不能變更，凡是漢武帝施行的方針統統要照舊執行，所以，鹽鐵官營要繼續搞，嚴刑峻法要繼續用，匈奴要毫不留情地繼續打，所謂「匡難辟害，以為黎民遠慮」（《鹽鐵論·結和》），而漢武帝的歷史貢獻則要無保留地加以歌頌：「功勛粲然，著于海內，藏於記室」（《鹽鐵論·結和》）。至於社會上出幾個盜賊，讀書人有幾份牢騷，全然屬於擾亂視聽，鬆懈鬥志，「然匈奴久未服者，群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鹽鐵論·伐功》）；必須嚴厲處置，以儆效尤。切忌姑息之政，無需仁義德化，只要統治者印把子在手，刀把子在握，看誰多長几個腦袋，膽敢跳將出來無事生非，興風作浪。總之一句話，以不變應萬變，無論是誰，都不準動漢武帝既定政策這塊「乳酪」！

賢良文學的意見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們利用鹽鐵會議的召開之機會。全面清算武帝朝的政策，反對漢武帝「霸王道雜之」的新政，主張「進本退末」，「抑末利」。他們對漢武帝生前的所作所為採取了全盤否定，一概抹煞的立場，認為反擊匈奴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軍用於外，政敗於內」（《鹽鐵論·備胡》），「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鹽鐵論·伐功》）。強調推行鹽鐵官營、設置均輸，徵發酒榷等國家經濟壟斷體制是「與民爭利」，純屬急功近利，禍國殃民，「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田地荒蕪，城郭空虛」（《鹽鐵論·未通》），嚴重的本末倒置，敗壞社會風氣，「散敦厚之朴，成貪鄙之化」（《鹽鐵論·本議》）。厲行法治，集中君權，是典型的無事生非，庸人自擾，「地廣而不得（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鹽鐵論·擊之》）。歸根結底一個結論，漢武帝生前所實施的政策一塌糊塗，給社會、國家與民眾都帶來極其深重的災難：「黎人困苦，奸偽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鹽鐵論·西城》），「竊見其亡，不睹其成」（《鹽鐵論·結和》）。

基於這樣的理由，賢良文學們強烈主張新統治者的當務之急，是用純粹的儒家政治替代「外儒內法」、掛羊頭賣狗肉式的酷吏政治，變起兵征伐為和親通好，改鹽鐵官營為放任自流，廢苛法禁民為仁義德化，「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鹽鐵論·世務》）；一切推倒重來，徹底改弦更張，擯棄霸道，唯行王道。在這些賢良文學的眼裡，認為只要推行德政，提倡仁義教化，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安邦安國，長治久安，「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交也」（《鹽鐵論·世務》）；「誠以行（「行」據太玄書室本當作「仁」，見王利器：《鹽鐵論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第529頁）義為阻，道德為塞，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莫能入」（《鹽鐵論·險固》）。

以漢武帝首選託孤大臣霍光為代表的穩健務實派是當時朝廷大權的真正主宰者，他們的頭腦相對較為清醒，既不滿意桑弘羊等人的固執保守，不知變通，也沒有看中賢良文學的偏激空談，大言鑿鑿，而是設法在上述兩派之間走平衡，定取捨，擇其所長，棄其所短，在此基礎之上理性平允地作出自己獨到的選擇。

在霍光等人看來，漢武帝生前的不少做法的確有過火不妥的地方，有必要加以適當的改革和調整，因為在國民生計業已十分凋敝，匈奴邊患業已得到基本控制的情況之下，再一味對匈奴大動干戈，窮兵黷武，乃是既無必要，也不可行。但是如果因此而借題發揮，全盤否定漢武帝的煌煌功業，將西漢王朝的統治貶得一錢不值，那麼不但與歷史事實不符，而且也等於剝奪了漢朝統治的合理性與合法性，這種動搖國本的事情如何能夠做得！另外，像行之多年的鹽鐵官營等經濟專制政策，雖然不乏種種弊端，就如時人所指出的那樣：「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強令民賣買之」（《史記·平準書》）；「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純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鹽鐵論?水旱》）。可是，總的說來，畢竟是利大於弊，一旦草率廢去，則國家的經濟收入又如何能得到有效的保證？整個社會的經濟秩序、管理體制豈不會陷入嚴重的混亂！至於酷吏政治固然嚴酷殘暴，可是它又多少起著穩定社會、控制局面的作用，「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禁網寢密」（《漢書·刑法志》）。仁義德化的確美妙，令人嚮往，可是拿它當旗幟、做招牌可以，但真的用於實際政治層面的操作，則未免捉襟見肘、一籌莫展了。連最溫和的儒家人物孟子都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強調「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孟子·離婁上》）。主張「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孟子?公孫丑上》）。可見，假如沒有必要的法製作保證，單憑所謂的「德政」來安邦定國，企求長治久安，誠屬於典型的「一葉障目，不見森林」，結果只能是一廂情願，南轅北轍。

治國安邦的基本思路整理清楚了，具體的管治辦法也就浮上了檯面：這就是行中庸之道，走中間路線。一方面，動用手頭雄厚的權力資源，對漢武帝的某些做法作出必要的調整。例如在對匈奴的和戰問題上，根據漢武帝對匈奴戰爭的實際後果，結合西漢王朝當時的政治、經濟需要，在屯軍戍邊，對匈奴小規模騷擾入侵進行必要還擊的同時，穩妥持重，不再主動大規模出擊，結果是「北邊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漢書·宣帝紀》）。又如在經濟政策方面，改革鹽鐵官營的某些弊端，廢除酒榷，化解舒緩來自社會的怨懣和壓力，並鼓勵本業，恢復經濟上的活力，「流民稍還，田野益辟，頗有蓄積……百姓安土，歲數豐穰」（《漢書·食貨志上》）。另一方面，霍光等人又始終做到頭腦冷靜清醒，避免在對待漢武帝的政治遺產一事上矯枉過正，旗幟鮮明地從總體上肯定漢武帝的歷史功績，堅持貫徹鹽鐵官營、強化集權等基本國策，真正做到「霸王道雜用之」，以確保西漢王朝統治的國本不致被動搖，從而在穩定有序的前提下，有張有弛地巧妙度過漢武帝身後一觸即發的政治危機。應該承認，霍光等人的做法是當時歷史條件下唯一正確的選擇，而且也收到了積極可觀的效果，即認真貫徹「知時務之要，輕搖薄賦，與民休息」的方針，造就了「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漢書·昭帝紀贊論》）的良好社會政治、經濟局面，使漢朝的統治呈現出嶄新的氣象。

三、漢武帝身後國策抉擇意義簡評

顯而易見，漢武帝身後國策抉擇的正確與否，直接關係著西漢王朝國運的盛衰，而抉擇是否得當，關鍵在於能不能做到政治運作上情、理、法三層要素的融洽無間、有機統一。事實表明，賢良文學偏執於「情」，受儒學教條的束縛，純就道德立論，將理想等同於現實，這固然應該予以「同情之理解」，但其昧於邏輯的「理」與可操作的「法」，則不免乎「迂遠而闊於事情」； 正如漢宣帝所尖銳批評的那樣：「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漢書·元帝紀》）。桑弘羊等人則迷信於「法」，雖有真誠的治國願望和強大的行政資源，然而卻無視實際情況的變化，無法做到「與時遷移，應物變化」（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故其所提出的基礎理論方案寡情悖理，已經是明顯的不合時宜。如果按照他們的理念和方針去施政，那麼等於是縱容他們繼續折騰，火上澆油，必然是為害劇烈，於事無補，在錯誤的道路上越滑越遠。而霍光等人視野開闊，思維深刻，綜合考慮情、理、法的辯證關係，尊重客觀現實，關注利弊條件，合乎人情，順乎常理，用乎法術，可謂是真正地掌握了為政的奧妙，平衡的藝術，終於使漢武帝遺留下來的「有亡秦之失」之政治為之一變，「而免亡秦之禍」，走上了一條能夠充分保證國家得以正常發展的康庄大道。這種政治上的大智慧、戰略上的明智選擇，的確令後人嘆為觀止，神往不已！班固曾稱道霍光「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照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漢書·霍光傳贊論》）。這絕對不是漫無邊際的胡吹瞎捧。

當然，由於武帝所留下的政治遺產十分沉重而複雜，因此有關它的評論與判斷始終處於分歧、對立的狀態之中，這種現象實際上貫穿於兩漢時期乃至於整個歷史，成為值得十分關注的文化景觀。

大多數比較正統的儒者都質疑漢武帝事功以及政治風格的價值與意義，甚至對武帝加以尖銳的抨擊與無情的否定，這實際上是對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政治路線的一脈相承。如漢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朝議立武帝廟樂，長信少府、名儒夏侯勝對此當即提出異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漢書·夏侯勝傳》）。又如元、成朝時否定漢武帝的思潮又起，其中賈捐之的觀點頗具有代表性：「籍兵厲馬……天下斷獄萬數……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斗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漢書·賈捐之傳》）。至於貢禹則是對武帝推行酷吏政治所導致的惡劣後果加以猛烈的批評，「自見功大威行，遂縱嗜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谷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吏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奸軌不勝，則擇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漢書·貢禹傳》）。這不能不造成吏治黑暗，政局大亂。

但是，與此同時，也有不少人肯定武帝的作為，認為他是漢朝統治走向強盛的關鍵人物。如劉歆曾高度評價武帝的功業：「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漢書·韋賢傳》）。班固更是極力稱道武帝的雄才大略，敬慕之心躍然紙上：「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漢書·武帝紀贊論》）。

這種分歧意見的大量存在，表明人們對武帝身後的政治遺產的態度與立場始終是矛盾對立的。這樣就透露出一個訊息：儘管鹽鐵會議後，在霍光的主導下，國策的抉擇在政治層面上已經獲得解決，但是在思想文化的層面上並沒有真正形成共識。所以，一旦當政治氣候或條件發生變化，武帝的幽靈依然會浮上表面，成為影響國策調整或改變的重要因素。換言之，武帝的政治遺產就像一隻無形的巨手，始終在那裡悄然操控著漢代政治發展的方向。而其後繼者對這筆政治遺產的認識差異以及接受程度，又轉過來制約著自己的施政理念與方針，從而對漢朝國運的盛衰產生影響。宣帝、元帝對「霸王道雜之」等漢家制度認同與遵循的差異，並由此對漢代政治打下深刻的烙印，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正如後人所云：「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後漢書·崔駰列傳附崔寔傳》）。

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於武帝身後的漢朝統治者而言，漢武帝的政治遺產永遠是個巨大的存在，國策的抉擇必須在其陰影籠罩下作出，國運的盛衰也就必定與是否利用好這筆遺產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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